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已经开始在顿巴斯被占领土上进行强制征兵。

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已经开始在顿巴斯被占领土上进行强制征兵。 人们收到短信，被告知要向军事委员会报告，逃避征兵的人将被起诉。 来自卢甘斯克的报告称，一些人在街上被武装分子拦住，并被强行推入巴士。 #LPR #DPR #Ukraine #Russia

联合国国际法院19日发表咨询意见，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以及在被占领领土上建立定居点违反国际法，必须尽快结束非法占领，停止相

联合国国际法院19日发表咨询意见，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以及在被占领领土上建立定居点违反国际法，必须尽快结束非法占领，停止相关活动并撤回所有定居者。以色列还应对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所有自然人或法人”所遭受的损害进行赔偿。 咨询意见指出，所有国家以及包括联合国在内的所有国际组织不得承认非法占领或协助维持在被占领土上的非法存在。咨询意见呼吁联合国大会和联合国安理会采取相关措施，以尽快结束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非法占领。 以色列外交部迅速指责国际法院的观点犯了“根本性错误”且片面，重申通过谈判进行政治解决的立场。以色列总理办公室称这些领土是犹太人历史“家园”的一部分，“犹太民族不会是自己土地的占领者”。 巴勒斯坦总统称咨询意见是分水岭，呼吁其他国家履行法院规定的明确义务，不要以任何形式支持以色列的非法占领。哈马斯也对咨询意见表示欢迎，认为需要在实地采取严肃步骤予以回应。 国际法院是联合国主要司法机关，可以对联合国机构向其提出的法律问题发表咨询意见。虽然其不具法律约束力，但具备一定的影响力。 （路透社，美联社，新华社）

日本和菲律宾8日签署《互惠准入协定》，允许两国军队在对方领土上进行训练。协定还就安排武器弹药、发生意外时裁判权归属等事项作出了规

日本和菲律宾8日签署《互惠准入协定》，允许两国军队在对方领土上进行训练。协定还就安排武器弹药、发生意外时裁判权归属等事项作出了规定，相应规定也适用于灾害救援方面的合作。协定将在两国立法机构批准后生效。 日本和菲律宾官员还对“中国在仁爱礁（菲律宾称阿云金暗沙）采取的危险和升级的行动表示严重关切”。他们呼吁国际社会发声，维护和加强基于法治的自由开放国际秩序的重要性。日本外务大臣上川阳子称，日本反对“单方面试图通过武力和胁迫改变现状”。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此表示，亚太地区不需要军事集团，更不需要挑动阵营对抗、鼓动“新冷战”的“小圈子”。发言人提及日本二战时曾对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东南亚国家进行侵略和殖民统治，应在军事安全领域谨言慎行。 中国自然资源部8日发布《仁爱礁非法“坐滩”军舰破坏珊瑚礁生态系统调查报告》，指责菲“马德雷山”号登陆舰严重损害仁爱礁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报告呼吁菲律宾将军舰清走，消除污染源。 （NHK，美联社，路透社，中国外交部，中国自然资源部）

答读者问，关于政治斗争和民主进步

答读者问，关于政治斗争和民主进步 民主的反对者经常使用这种蛊惑人心的伎俩：「你得先给我们看看你们所称之的民主是如何组织起来的现实模型，否则我们就不会相信它的可能性」。言下之意就是，新的政治体制和实践可以而且应该是程序化的，即“按照蓝图”进行详细设计和建造，就像盖房子或造飞机那样。 事实上，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民主化时刻是设计出来的。社会政治进步始终是被压迫者和无权无势者在某一领域与压迫者和统治阶级成功斗争的产物。与此同时，新的政治实践和制度总是在追溯的过程中获得方案的合理性。 【1】「拿到选票参与决策就行了吗？」 20 世纪下半叶，许多城市经历了所谓的 "参与性转向"：让市民参与到城市规划进程中来的做法以各种形式出现 从最基本的信息和 "公众听证会”。到参与项目开发的复杂的多层次技术。这些参与式规划只有其思想家，但没有实施方案或项目。事实上，城市规划中的所有这些参与性游戏都是官员、规划师和开发商对市民压力的反应。 例如，在美国，"最大限度的可行参与"这一决定命运的公式是在肯尼迪政府时期发明的（后来在约翰逊执政时期得到发展），作为一种战术上的即兴发挥。官员们发现，地方政府不知道如何、也不愿意将本应该用于穷人社会援助的资金用于预期目的，而穷人本身对联邦计划也非常不信任，甚至提出抗议。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产生了组织后者对前者施加压力的想法，为此修改了关于联邦资助地方计划的法律，增加了一项要求，要地方官员组织目标群体 "最大限度地参与”。在这种情况下，在 "民主的民主化”群众抗议运动发展的背景下，各种参与性实践应运而生。 …… 事情通常就是这样：先是在政治斗争中出现了新的实践，然后为其发明一些理由，神话其发展的合理性 - 新的叙事。这就是为什么“民主的进步”不可能在“民主”党派父子项目办公室的笔尖上实现，而只能在中实现。如果这场斗争导致权力从一小部分精英阶层重新分配到更广泛的社会群体，那么就会出现相应的方案，证明新的民主秩序是合理的。 必需提醒的是，城市规划中的 "参与性转向"收效甚微，实际上立即被统治者、规划师和开发商所利用，他们设法重新定义了有利于他们自己的“参与性”，从而抹去了其中的民主色彩。事实证明，在城市层面，精英们比基层民主运动更强大，他们还学会了用象征性的小让步来基层民主运动。这就是为什么所有试图制定参与式民主计划的努力都湮没无闻的原因 没有实际的集体行动，这些计划就会变成无用的涂鸦。 【2】「那么一切都是功利性的了？」 关于城市规划中的 "棘手问题 "与支持民主的功利主义论点。 人们通常会认为，社会问题（、、犯罪等）都有“正确的”或至少是“最佳的”解决方案。在这种情况下，“最佳政治体制” 的问题的确看起来纯粹是功利性的：哪种体制能更好地找到解决社会问题的正确方案，那就要这种体制上台。 流行的功利主义民主论点（不论你觉得这个词的含义是什么）也是如此：它有缺陷，但它比其他任何制度都能更好地应对社会问题。因此，为民主辩护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要比较相互竞争的制度的表现。 社会问题从本质上来说，往往不可能有 "正确的"或 "最好"的解决方案。这一思想在政治哲学中随处可见，但奇怪的是，它是由城市规划者以集中的形式提出的。 来自伯克利的规划师、设计理论家和交通系统专家霍斯特·里特尔（Horst Rittel）和马文·韦伯（Melvin Webber）在他们广为人知的中提出了 "棘手问题"（wicked problems）这一概念：这类问题不可能有明确的表述（对此类问题的完整表述等同于其解决方案）、不可能有完整的可能解决方案清单，最重要的是，不可能有解决方案“正确性”的客观标准。他们总共给出了此类问题的10个定义特征 - 您可以自己阅读，文章语言简洁，并附有实例。 根据里特尔和韦伯的观点，规划师（以及所有技术官僚）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将自然科学的方法照搬到了社会现实中。后者充满了这类 "棘手问题"，基于实证主义科学的工程方法无法解决这些问题。韦伯后来写道，这种对社会工程学的信念不仅是城市发展悲剧失败的根源，也是 "第一"世界国家在 "第三"世界国家实施的发展项目失败的根源。 这篇政治哲学文章并非规划者独有。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城市规划师和各类城市学家的专业团体对其专业的意义及其与政治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反思。这是一场民主派和技术官僚之间的集中斗争。 但是，等下。如果社会问题是如此棘手，那么规划者们到底在声称什么呢？里特尔、韦伯和他们的支持者或许应该离开他们的纸上谈，去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 不是那样。他们的主要结论是：“专家也是政治游戏的参与者，试图在他人面前推进其个人的美好愿景。规划是政治的一部分”。规划者不应将自己视为能够完全代表科学提供客观真理的人（在社会领域也几乎不存在客观真理），而是应该将自己视为为了某些利益而进行某些决策的政治斗争的参与者。 回到民主的正当性问题上，从这一新的视角，我们也许可以得到一个应该用来代替功利主义的论据。，考虑到了我们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多元性，防止了那些妄称知道“社会问题正确解决方案”的人篡夺权力。民主使我们不仅能够在理论上，而且能够在实践中面对 "棘手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是作为社会生活的政治的真理，任何形式的技术统治都与民主相悖，都不是政治的真理。 #tips #Revolution #Polit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