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检受理清华大学铊中毒事件受害者朱令父母的侦查监督申请

最高检受理清华大学铊中毒事件受害者朱令父母的侦查监督申请 “【最高人民检察院】朱明新：您好！您的来信收悉，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我院已将您的来信交由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审查办理。”随后，朱令母亲收到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短信通知如下：“【接诉即办】【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朱明新您好！我院收到最高人民检察院交办的信访材料，已依法转相关部门办理。北京市人民检察院。联系方式：0105876XXXX。您可在一天后通过网上检察服务中心（北京检察网、“掌上京检”APPAndroid版、“北京检察”和“京检在线”微信公众号）查看。”微信公众号“朱令我们在一起”称，朱令母亲提交的《侦查监督申请》中提出，有关部门的侦查行为中存在一些违法之处：“第一、‘结办’案件违法；第二、没有认定犯罪嫌疑人与事实不符；第三、解除对孙某的出国限制并为其变更身份信息违法；第四、以缺少‘直接证据’为由不作为，于法无据”。北京检察院关于此申请的后续处理情况，微信公众号“朱令我们在一起”将持续关注。朱令出生于1973年11月，1992年考入清华大学，1994年12月因身体不适住院治疗，1995年4月28日被确认为铊中毒。朱令当时的室友孙某被认为有重大嫌疑，警方也曾锁定凶手就在朱令的“身边”，但此案未能侦破。从1994年中毒开始，朱令的智力、视觉、机体和语言功能没有得到恢复，生活必须由年迈的父母照料。2013年，复旦大学投毒案告破，再度引发了公众对此案的关注。北京市公安局“平安北京”微博曾对“朱令案”作出回应，称因从朱令出现中毒症状到公安机关接报案件，时间已近半年。相关场所没有监控设施，犯罪痕迹物证已经灭失，尽管办案人员尽了最大努力，采取了当时能够使用的各种刑事侦查措施，仍未获取认定犯罪嫌疑人的直接证据，此案最终无法侦破。清华大学“铊中毒”事件发生近30年后，据清华大学官方微博消息，朱令于2023年12月22日在北京去世。 ... PC版： 手机版：

清华铊中毒案受害者朱令离世

清华铊中毒案受害者朱令离世 清华大学化学系学生朱令1994年遭投毒重金属“铊”，导致瘫痪、双眼几近失明并有严重脑损伤。朱令本周五因脑瘤离世，终年50岁。 朱令的同班同学及宿舍室友孙维曾被警方列为嫌疑人，但因证据不足而被解除嫌疑，后改名孙择颜并移居海外。2013年，一份数万人签署的请愿书要求美国调查当时在美居住的孙维，将她遣送出境回中国受审。请愿书中指称孙维的家族在中国拥有强大的政治网络，并指孙维“有犯罪动机并能够接触致命的化学物质”。白宫拒绝对请求置评，只表示朱令的中毒事件“是一场悲剧”。 北京市公安局2013年5月曾在微博对朱令案作出回应，强调专案组始终坚持依法公正办案，未受到任何干扰，但碍于证据灭失等客观因素，最终无法侦破。 孙维的祖父孙越崎曾是民革中央名誉主席，堂伯父孙孚凌曾任北京副市长、政协副主席，父亲孙大武为民革中央委员，姑父朱丕荣曾任冶金部副部长。公安部办公厅在对政协委员的复函里曾写道：“根据中央领导同志批示，经强卫(时任北京市委政法委书记)同志批准，1998年8月25日，市局文保处结办此案。” By:

清华大学铊中毒受害者朱令去世

清华大学铊中毒受害者朱令去世 12月23日，@清华大学 证实：我校1992级校友、勇敢坚强的朱令于2023年12月22日在北京去世。 “朱令多年来与病痛顽强抗争。在朱令的生命中，一直有众多校友、社会各界和学校的关心、支持和鼓励。我们对朱令的去世表示深切哀悼，向朱令的家人致以诚挚慰问。愿朱令此去有琴声相伴、一路走好。” @新民周刊 援引此前媒体报道称，11月18日，她的脑瘤发作，颅压过高，瞳孔放大，高烧至39度，陷入重度昏迷，当时家人称“已经做好了准备”。 11月24日，朱令在病床上迎来她的50岁生日。而在这个寒冷的12月，朱令最终还是离开了我们。尽管朱令案的真凶到现在仍未归案。 标签: #清华大学 频道: @GodlyNews1 投稿: @GodlyNewsBot

北京朝阳区公安局经侦队探长张吉星，2022年被妻子李雨霏实名举报，在侦办P2P网贷平台爆雷案中收受巨额贿赂，揭开了中共司法黑幕。

北京朝阳区公安局经侦队探长张吉星，2022年被妻子李雨霏实名举报，在侦办P2P网贷平台爆雷案中收受巨额贿赂，揭开了中共司法黑幕。李雨霏日前披露，官方包庇张吉星，她却因举报遭到打压。 李雨霏于2024年6月17日再度发布视频举报丈夫、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经侦支队探长张吉星。早在2022年，她曾实名举报丈夫利用职权收受巨额贿赂，长期家暴、包养情妇等。 迫于舆论压力，当局发布通报称，对张吉星进行调查。但李雨霏披露，张吉星曾侦办了多桩P2P网贷平台爆雷案，官方仅认定他受贿29万元，实际他的受贿金额远超过这个数字。 李雨霏：「2022年5月，张吉星在笔录中自己承认受贿200多万。」「以周中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30亿案为例，作为该案的经办人，张吉星将30亿的非法所得，计划退赔1.5亿后撤销此案件, 在此桩案件中，张吉星受贿不低于数百万。」 李雨霏披露，张吉星还向商人吕少艺收受贿赂超过200万元，吕少艺司机的口供显示，他多次带大额现金送给张吉星的父母，单次最大金额为100万元。 李雨霏说，她因为举报，遭到当局打压。 李雨霏：「为了制止我的举报，我还遭到了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经侦支队、刑侦支队、朝阳分局纪委，高碑店派出所等多个部门，40多位领导及民警的打击报复，并对我和家人公开威胁，不准曝光。」 张吉星所在的朝阳分局经济犯罪侦查部门，近年来承办了一百多起P2P网贷平台爆雷案。张吉星被举报后，不少P2P受害者纷纷寄出举报信，要求调查他所在部门的贪腐行径，却遭到当局封杀，甚至抓捕。

小红书再现涉嫌违法信息 法律专家：不能只是一删了之 应承担强制报告义务

小红书再现涉嫌违法信息 法律专家：不能只是一删了之 应承担强制报告义务 网传小红书群聊记录显示，2023年9月至11月，账号名为“清稚影记”的用户发送多张女童照片到一个群里，群成员围绕“白丝”“脚”“裸足”等话题展开群聊。此外，2024年2月、3月的群公告显示，群内打包售卖女童的写真照片和花絮视频，内容包括“下面是本周拼团，xx，舞蹈服白丝+裸足；裸足、泳装、花边袜白丝、舞蹈服，人均200”等等。“清稚影记”发布涉及女童影像出售的聊天记录。据了解，“清稚影记”是一位在上海从事儿童写真的摄影师，长期在小红书发帖接单。一些家长得知自己孩子的写真照片和拍摄花絮被非法售卖后，非常愤慨，并立即报警。随后，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发布警情通报称，陈某某（男，27岁）利用其开设的摄影服务公司为儿童摄影之便，在未经当事人允许的情况下，将拍摄的照片贩卖牟利。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中。5月27日中午，“清稚影记”这个账号已无法查看。有家长告诉媒体，陈某某在微信上向家长道歉。近期，小红书连续曝出用户涉嫌违法行为的问题。就在一周前，打拐志愿者上官正义爆料称，小红书平台长期存在所谓送养孩子、领养孩子、贩卖出生证及上户口等违法行为，甚至有胎儿还在腹中，就已经在小红书上公开预订送养。这些所谓的送养，其实是明码标价的金钱交易。涉嫌贩卖婴儿的人以公开发帖、开设话题、评论等方式发布信息并讨价还价，有的人还在普法类文章的评论区发布违法“领养”信息。对此，小红书回应称，平台核查发现，部分笔记下方存在评论违规情况，已对相关评论做下架处置。不过，上官正义表示，自己照片公布出来的笔记确实被下架，但是没公布的相关笔记依然存在。“还需要平台自身的自查自纠，相信我都能发现，你们也可以，更不难；烦请小红书，认真点。”上官正义说。2013年成立的小红书是一款以用户分享生活方式为主的社交平台。在发展过程中，小红书曾出现各种问题，甚至一度遭到下架处理。《中国慈善家》记者调查发现，小红书平台目前仍存在泄露未成年人隐私，对相关用户和留言管理不到位的乱象。早在2021年，小红书就曾给用户推送含有大量明显暴露未成年人身体隐私部位的短视频，大量的用户在视频留言、弹幕，有的留言带有强烈的性暗示。随后，小红书因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被上海市黄浦区文化和旅游局罚款30万元。针对处罚，小红书回应称：该处罚系因未成年信息审核漏放问题，后续会持续提升对不良信息的识别能力，持续提升平台治理能力。小红书在《儿童/青少年个人信息保护规则》中提出，没有专门面向儿童、青少年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因此在无法自动识别和判断所收集和处理的个人信息是否属于儿童及青少年个人信息时，将按照一般用户处理。根据上述规则，如果用户在使用社区、晒单及其他信息发布功能时主动提供儿童的个人信息，则视为用户已经同意平台收集和使用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记者以“交友”为词条在小红书上搜索发现，出现不少疑似未成年人照片，甚至还有一些“男男交友友”等信息。在小红书上搜索“交友”，出现大量疑似未成年人照片。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在接受《中国慈善家》采访时表示，贩卖婴儿或儿童写真是明显的违法行为，平台有主动发现的义务。如果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则涉嫌触犯《刑法》中的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现行《刑法》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履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经监管部门责令采取改正措施而拒不改正，致使违法信息大量传播，或用户信息泄露，造成严重后果等情形，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2020年5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监察委员会、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明确，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疑似遭受不法侵害，以及面临不法侵害危险的，应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或举报。2021年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将强制报告制度上升为法律规定，自此强制报告不再只是相关单位和个人基于道德、正义感作出的自发选择，而是成为一项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此外，《电子商务法》在上述方面也对平台的责任作出明晰的规定。“平台发现违法信息后，不能简单地删除，而是应该履行向公安机关报案的义务。”朱巍说，应该将强制报告义务扩大到互联网平台，并逐步完善互联网领域信用体系建设。    温如军 中国慈善家杂志 ... PC版： 手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