牯岭街只是容器，用来装他自己的回忆杨德昌诞辰77周年
牯岭街只是容器，用来装他自己的回忆杨德昌诞辰77周年
以下访谈内容节选自CC标准收藏与《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编剧之一鸿鸿的采访，鸿鸿也曾参与了杨德昌1986年导演作品《恐怖分子》的拍摄。
Andrew：是什么让杨导对改编新闻故事感兴趣？
鸿鸿：甚至在《恐怖分子》之前，杨导就已经对拍摄《牯岭街》感兴趣了。而且这两部电影的主题上有很多很重要的相似之处尤其是关于这个社会杀死自己人民的想法。《恐怖分子》讲述的是20世纪80年代的一个瞬间，你可以说《牯岭街》回顾了这些“恐怖分子”是如何成长的。杨导想要了解社会的不稳定和恐惧是如何形成的，以及这些人是如何成为他们自己的。
在20世纪80年代，有一个臭名昭著的案件，涉及一个名叫汤英伸的台湾原住民青年，他来到城市工作，遭到了虐待和剥削，最后杀死了他的老板以及老板的家人。当时很多人出来为他声援，但最终他还是被判处了死刑。杨导密切关注着这个案子，虽然他从未明确说过，但我认为这个案子给他带来的回忆是电影的切入点。
Andrew：1987年，台湾结束了戒严。《牯岭街》和侯孝贤的《悲情城市》一样，成为了那个时代电影中最强烈的政治宣言之一。拍摄一部讲述“白色恐怖”的电影需要面临哪些挑战？
鸿鸿：实际上没有任何限制。围绕《悲情城市》的争议更多是因为它描述了“二二八事件”（发生在1947年2月28日的一场臭名昭著的大屠杀，数万名台湾抗议者被国民党政府杀害）的事实。虽然戒严令已经结束，但公众对“二二八事件”的讨论仍然很少，所以这部电影确实引起了轰动，它从未被审查过。《悲情城市》反映了本省人的经历。
《牯岭街》里描绘的“白色恐怖”是每个人都有过的经历，包括了本省人和外省人。《牯岭街》并不是唯一讨论这一时期的电影，还有万仁的《超级大国民》（1995）。因此，电影的这一部分并不是特别有争议，杨导也没兴趣用这个话题来挑衅任何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