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屠杀遇难者纪念日，奥斯维辛摄影师的故事：
大屠杀遇难者纪念日，奥斯维辛摄影师的故事：
1945年1月15日，奥斯维辛度过了“普通”的一天，看守们在对被关押的犹太人进行点名，然后选出里面体质最弱者送入毒气室处死。
那天晚上，在又一次点名之后，波兰囚犯威廉·布拉斯（Wilhelm Brasse）正打算走回他的小小摄影棚，这是他在奥斯维辛的第四个年头了，1940年，布拉斯拒绝德军的征兵，因此被判处“逃兵罪”，关入这座集中营。由于他有摄影的才能，所以一直安排他给其他囚犯们拍照。
一辆摩托车轰鸣而来，在冰冻的地面上滑行停住，党卫军上尉沃尔特对布拉斯大喊："俄国人来了！快烧掉所有的照片，所有的东西。现在马上！
在离开之前，沃尔特吼道。“我明天早上再来，确保所有东西都消失。你明白吗？！”
四年来，布拉斯一直在为集中营里的囚犯和新来的人拍照。总是摆出三种标准姿势：侧面、四分之三视角和直视镜头。他计算了一下，他肯定已经拍了5万张照片到了现在几乎所有照片里的人都死了
布拉斯知道该怎么做，他飞快地跑回工作室，把一包包的底片全部拿出来堆在桌子上。恐怖的回忆向他袭来眼神不屑的吉普赛人、被送入毒气室的饥饿的犹太人、被可怕的实验折磨的男人、女人和儿童。
他们都被留在照片里，布拉斯可以说出其中许多人背后的故事尽管他自己到明天可能就会死了。“但这些人不会被遗忘。”布拉斯告诉自己。如果他能帮得上忙的话，这些人就不会被遗忘。
他与另一位同事合作，迅速将底片、胶卷和打印出来的照片扔得满地都是，以便在党卫军决定撤离奥斯维辛时，来不及把所有东西都带走。当他们做完后，他的同事凄凉地说道："明天早上，沃尔特会用子弹打穿我们的头。”
但布拉斯却感到非常的平静。在锁上工作室的门之前，他把所有的家具都靠在门上。当然，党卫军们最终还是会进来的，但这至少可以拖延一些时间……
那天晚上，在他的囚房里，布拉斯辗转反侧睡不着。早上，他参加了点名会，然后坐在工作室前面的台阶上等待死亡......
布拉斯回忆起自己刚到这里时，副看守长对他们说：“在这里，一个犹太人能活两周，一个牧师能活三周。一个普通的囚犯可能活三个月。但所有人都会死。如果你们记住这一点，你们就不会那么痛苦。”
那时候布拉斯只有23岁，和其他438人一起被关押进来，大多数人在数周内死亡。而他本人在奥斯威辛的头几个月里也饱受折磨，被迫进行各种超强度的劳动，包括背尸体、修通往毒气室的道路。由于集中营需要对关押的人进行记录，会摄影的布拉斯才免于一死。
所有囚犯们都会坐在一个固定在地板上的旋转椅上，让布拉斯为他们拍照。然后由另一个同事给照片贴上营地编号、国籍和关押原因的标签。有时，布拉斯会感到很内疚：他的面包配给量是普通囚犯的两倍，这份工作使他得以生存。但他能为那些即将死去的人做什么呢？
他知道自己什么也做不了，但出于对囚犯的尊重，布拉斯秘密地储藏了许多照片。他希望有一天，有人会看到这些照片，他想让那个人明白，这些是人，是男人和女人，不是动物，不是数字，不是一捧骨灰。
布拉斯不愿意目睹囚犯们的痛苦。他每天低着头走到工作室。他不想看到囚犯被殴打；不想看到被惩罚的囚犯在雪地里被迫站几个小时，不想看到生病的囚犯等待被送去毒气室杀害，他只想带在冲洗室里，让黑暗包围自己，什么也看不见。
有一天，布拉斯在拍照的队列中认出了三个犹太人。一个药剂师、一个服装店老板和一个来自他的波兰家乡齐维茨的旅馆老板。
他在进入奥斯维辛前和他们是多么熟悉啊！布拉斯还记得自己和他们打招呼，去他们的店里买东西，配药，他的母亲在服装店定做衣服。
布拉斯的腿忍不住开始颤抖，但他对这些人热情地笑了笑，给每人发了一支烟。
还不知道自己未来命运的旅店老板瓦赫斯伯格向他眨了眨眼睛：“当这一切都结束时，"他低声说，"你可以来我的店里吃一顿。”
布拉斯忍不住想哭，这三个人是被一个残忍的看守带来的，这个看守喜欢虐杀犹太人。
他们离开后，布拉斯转向看守，恳求说："瓦切克，如果你一定要杀这三个犹太人，请利落地杀了他们，这样他们就不会受苦。”看守不为所动：“你疯了吗？我想怎么杀他们就怎么杀！”
后来，布拉斯反思自己当时的所作所为。他实际上是让一个杀人犯去杀他认识的三个人。虽说是善意的杀戮，但还是杀戮。一周后，他发现这三个人都死了：被人用手枪顶在墙上打死了。
1941年春天的一天，布拉斯拍摄了一个不寻常的新囚犯：一个波兰方济各会的神父，名字叫科尔贝。他看上去很善良，布拉斯忍不住和他说了说话。
然后，在八月的一个早晨，他又看到了科尔贝神父。
两天前，一名囚犯逃跑了，奥斯威辛的副看守长卡尔·弗里奇(Karl Fritzsch)下令进行报复。在那天早上的点名会上，他随机挑选了十个人去饿死。被挑选出来的人都沉默着直到弗里奇走到一个人面前，那个囚犯突然开始歇斯底里地尖叫，说自己有妻子和孩子。
布拉斯认为这个大喊哭泣的囚犯会被当场杀死。但这时，衣衫褴褛的科尔贝神父站了出来，他径直走到副看守长面前，大声说：“让我代替这个囚犯吧。我已经老了，也没有家人了。”
那个哭泣的囚犯被允许多活一会儿，而科尔贝则与其他九个人一起被押走。他在饿了十天后死去。布拉斯当时认为，这是一个英勇但毫无意义的死亡。
在布拉斯担任奥斯威辛集中营摄影师的第三年，工作开始变得轻松，因为沃尔特告诉他，他不再需要拍摄犹太人。“没有意义。”这位党卫军军官说：“他们的命运已经注定他们会死。拍他们的照片只是浪费胶片。”
不久之后，一个男人进来拍照，他穿着运动夹克，留着一头乱糟糟的黑发，面带微笑他是布拉斯见到的第一个不穿制服的党卫军军官。
沃尔特介绍说，他是约瑟夫·门格尔（Josef Mengele）上尉，"营地里最好的医生之一，也是整个帝国最有前途的科学家之一。"
门格尔后来被称为“死亡天使”，他在集中营里做了无数可怕的人体实验。
这位医生对布拉斯拍摄的照片非常满意，他要求他记录下他的医学研究。然后他带来一对被饿得面黄肌瘦的双胞胎女孩，要求布拉斯给她们拍照。布拉斯看她们实在太可怜，就偷偷给了这对女孩一小块面包。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门格尔带来了好几对双胞胎要求拍照。后来还把实验中病入膏肓的囚犯，甚至是死于实验的尸体带过来要布拉斯拍照。
在巨大的痛苦中，布拉斯告诉自己。每天都要删除你前一天看到的东西。只活在当下。
到了第四年，杀人的速度加快了，德国人开始一次性在一个大火堆上焚烧几百具尸体。
一些勇敢的囚犯冒着生命危险，用一台偷藏的相机拍下了集中营里的照片，并要求布拉斯冲洗胶片，以便将其偷运出去。
布拉斯做到了，他也开始思考自己到底能在集中营里做些什么，他想起科尔贝神父的牺牲，三年过去，他一直被这个回忆所折磨。
最后，布拉斯做出了一个决定：他想做一件好事，即使意味着死。
他把藏在一个三角箱里的药品送到女囚区，然后开始为试图逃跑的囚犯伪造文件。到了1944年9月，他将自己拍摄的囚犯受刑的照片偷运出去。
1945年1月16日，在布拉斯决定抢救自己的摄影的第二天，他坐在台阶上，等待他的党卫军上级过来，把他一枪打死。
但几个小时过去了，沃尔特并没有来。虽然11天后奥斯维辛才会解放，但沃尔特已经逃走了。
布拉斯再也没能回到工作室里去。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混乱的撤离开始了。
1945年1月21日上午，布拉斯与所有还有力气走路的囚犯被集中到一起，在他们走出大门时，他们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被杀害。
摄影师设法最后看了一眼仍然安全关闭的摄影棚。他希望在不久后的一天，苏联人会发现这里，然后把他冒着生命危险留下的照片带到全世界的纪念馆去。
布拉斯被带到奥地利的一个集中营，1945年5月初被美军从那里解救出来。当时他还只有27岁，他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与父母和五个兄弟团聚。
为了在战后谋生，布拉斯想继续当一名摄影师，但他很快意识到他再也没法拍照片了。每次他透过取景器，看到的都是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受害者。后来他再也没有拿起过相机。
他的余生很平静：他结婚了，有两个孩子和五个孙子。
但布拉斯从未忘记过他起初极力想抹去的恐怖。他帮助创建了奥斯威辛-比克瑙国家博物馆，并花了很多年时间对年轻人，特别是德国人，进行大屠杀教育。
他热切希望那些 "数以千计的照片将永远说话"。这些照片后来真的被解放集中营的苏联人发现了，并在纽伦堡审判中作为了证据。直到今天，布拉斯拍摄的犹太人们的双眼，依然令人感到心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