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一份17日的备忘录，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已暂停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获得美国联邦资助，并提议长期禁止该研究所。

根据一份17日的备忘录，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已暂停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获得美国联邦资助，并提议长期禁止该研究所。 卫生部称，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一再要求武汉病毒所提供有关其生物安全协议和安全措施的文件，比如实验室笔记等记录文件。但武汉病毒所无视了相关要求。卫生部认为，武汉病毒所以前、现在和未来都存在违反国家卫生研究院生物安全协议的风险。为了保护公共利益，有必要立即采取行动。 卫生部表示，自2020年夏季以来，武汉病毒所未从国家卫生研究院获得任何联邦资助。他们持续不遵守的行为也表明他们缺乏参与联邦资助计划的责任。武汉病毒所有30天时间对通知做出回应，如果不回应，未来该所将无法获得任何美国机构的联邦资金。截至目前，武汉病毒所尚未回应。 （ABC）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承认资助了中国武汉实验室在改变病毒基因组以研究其传播和致病性的研究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承认资助了中国武汉实验室在改变病毒基因组以研究其传播和致病性的研究 国会议员Debbie Lesko询问Tabak博士这个问题，Tabak博士确认了这一点。 @COVIDSelect #武汉病毒研究所 #HIN

唯一一位曾在武汉病毒研究所开展研究的外国科学家丹妮尔·安德森近日第一次分享了她在病毒研究所的BSL-4（即P4）实验室工作的

唯一一位曾在武汉病毒研究所开展研究的外国科学家丹妮尔·安德森近日第一次分享了她在武汉病毒研究所的BSL-4（即P4）实验室工作的细节。安德森是一名研究蝙蝠传播病毒的专家，在武汉出现首个新型肺炎病例的几周前，她就在那里工作。 现在就职于墨尔本彼得·多尔蒂感染与免疫研究所的安德森，从2016年开始与武汉的研究人员合作，当时她是杜克-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生物安全实验室的科学主任。她的研究聚焦于为什么像埃博拉和尼帕这样的致命病毒不会在蝙蝠身上引起疾病。这对武汉病毒所正在进行的研究是一个补充，武汉病毒所为她提供了资金鼓励国际合作。 安德森说，“这并不是说它（武汉病毒所BSL-4实验室）很无聊，而只是说它是一个常规实验室，与任何所有高防护实验室的工作方式一样。人们现在所说的并不是事实”。在专家们认为新型冠状病毒已开始传播的时候，安德森就在武汉。在2019年末一段时间里天天报到，使得她密切接触了在武汉病毒研究所工作的许多其他人。作为唯一的外国人，安德森很显眼，她说那里的其他研究人员很照顾她。“我们一起去吃饭，我们在实验室外面见过面”。 该实验室于2018年正式开始运转，从在那之前的第一次探访开始，安德森就对这个实验室印象深刻。这座地堡式混凝土建筑具有最高的生物安全等级，那里的空气、水和废物在过滤和消毒后才能排出。安德森说，该实验室对控制正在研究的病原体有严格的章程和要求，研究人员接受了45小时的培训才能获得在实验室独立工作的资格。进出实验室步骤严密。出去尤其复杂，既需要进行化学淋浴也需要进行个人淋浴。这些规定在P4实验室中是强制性的，不过安德森指出了与她工作过的欧洲、新加坡和澳大利亚的类似场所的区别。武汉实验室使用一种定制的方法每天制造和监测消毒剂。这是一个让安德森受到启发并在她自己实验室中也引入的系统。她通过耳机与实验室指挥中心的同事保持联系，以保证持续沟通和安全警惕这些步骤旨在确保一切正常。 此前《华尔街日报》披露的一份报告称，该实验室的三名研究人员于2019年11月入院，伴有类似流感的症状。不过安德森说，2019年底前，她在武汉研究所认识的人里没有谁生病。此外，该实验室有一个程序可以报告与所处理病原体相应的症状。她说，“如果有人病了，我想我会生病，但我没有。在接种疫苗之前，我在新加坡接受了新型冠状病毒检测，结果是从未感染过”。不仅如此，安德森在武汉的许多合作者也在12月底去了新加坡，参加一个尼帕病毒会议。她说，当时没有任何有关某种疾病席卷了实验室的传闻。“没有风言风语，科学家们是很八卦和感兴趣的。就我看来，当时并没有什么会让你觉得这里发生了一些事的异样”。 不过安德森也表示，这并不是说病毒不可能是从那泄漏的。她说，非典病毒（SARS）后来就曾几次“跑出”安全设施。如果说有证据表明这种事故产生了新型肺炎，那么她“可以预见可能发生什么事…我没有幼稚到会说出绝对没有这种可能性的话来”。然而，她仍然认为该病毒最可能来自大自然。鉴于研究人员花了近十年的时间才确定SARS病原体来自自然界的何处，安德森说，尚未发现造成了这次疫情的“证据确凿的”蝙蝠也不足为奇。 安德森说她不知道每个人在2019年底时都在做什么，因为武汉病毒研究所太大了。安德森相信没有病毒是被故意制造出来感染人并故意释放出来的。安德森称，理论上，在实验室里研究一种功能获得技术的科学家有可能不知不觉地被感染了，然后无意中感染了社区中的其他人。但没有证据表明这种情况发生了，安德森认为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获得以这种方式创造一种病毒的授权通常需要层层审批，并且这种工作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安德森说，就算这种功能获得研究工作获得了批准，实现也是很难的。该技术被称为反向遗传学。 安德森在新加坡的实验室是率先从中国境外新型肺炎患者中分离出新型冠状病毒然后进行培养的实验室之一。就算是对于一个习惯于研究冠状病毒、了解其生物学特征，包括它目标受体蛋白的团队来说，新型冠状病毒也是复杂而具有挑战性的。她说，试图制造一种新病毒的人不会知道这些关键的东西。而且研究人员研究的材料病毒的基本组成部分和基因指纹，最初并不具有传染性，因此需要大量培养才能感染人类。 不过，安德森确实认为需要展开调查、一劳永逸地解决该病毒的来源问题。 （彭博社）

世界卫生组织牵头的调查新型冠状病毒起源的专家小组2月3日走访了武汉病毒研究所。

世界卫生组织牵头的调查新型冠状病毒起源的专家小组2月3日走访了武汉病毒研究所。 2月2日，小组还曾前往湖北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与负责人进行会面，并参观了实验室，进行深入的讨论和交流。 （美联社 1，2）

今天《纽约邮报》发表社论，标题：福奇们需要对资助武汉研究所研制病毒并试图掩盖真相付出代价。

今天《纽约邮报》发表社论，标题：福奇们需要对资助武汉研究所研制病毒并试图掩盖真相付出代价。 美国的舆论已开始追究了。 中国舆论当然不可能，但中文世界更需要知道真相。 新冠病毒造成全球700万人死亡，更有多少兆美元的经济损失，至今仍有许多人因疫苗接种后遗症而丧生。 谁是祸首？ 应当追究罪责？ 有三个明显事实： 一，源头是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人员石正丽先前报告就说，他们正在进行新冠病毒研发。 而且最初疫情爆发点就在武汉的海鲜市场，很可能是做过病毒实验的废弃动物被违法送到那里贩卖所致，之前中国其它市场发生过类似事件。 二，在第一时间中国政府隐瞒疫情，导致错过最佳关注和防范机会，进而全球蔓延。 但在中共专制统治下，这不仅禁止调查，甚至不让讨论。 据说中共安全部副部长孙力军就因私下对习近平隐瞒疫情导致大众死亡有微词，而被判处死缓（中共发明了「妄议中央罪」）。 三，武汉病毒所的研究计划得到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的资助。 白宫首席防疫专家、美国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长福奇是主要幕后人。 他担任所长有38年之久！ 利用国家资金给学者研究经费而拉拢了大批人，形成盘根错节的团体关系。 在疫情爆发时，福奇和他的同僚们不是在第一时间公开讯息，抢救全球人命，而是像习近平一样隐瞒疫情，他们删除电子信、消除证据，主要担心他们支持武汉病毒所研发新冠病毒 的内幕被公开。 美国众议院就此举行听证会后的35页备忘录展示，福奇们对病毒研发、疫情爆发、由此造成的全球大众死亡负有责任。 众议院正考虑提出议案，对福奇们进行司法犯罪追究。 在专制的中国，没法对石正丽等「刽子手」法律追究，难道在民主的美国也不能对福奇等「帮凶们」进行追究吗？ 这考验美国到底是真民主，还是隐形专制。

美国最新报告称，没有证据表明新冠病毒源于武汉实验室

美国最新报告称，没有证据表明新冠病毒源于武汉实验室 据外媒报道，美国情报机构近日表示，没有证据表明新冠病毒源于武汉实验室，目前仍然无法确定新冠疫情的起源。 美国情报机构向美国国会提供的一份报告称，武汉病毒研究所有时曾与解放军合作进行包括冠状病毒在内的病毒研究，但没有包含任何可能是新冠病毒祖细胞的已知病毒。报告也称不知晓在武汉病毒研究所发生过引发新冠疫情的具体的生物安全事件。 此前外媒曾报道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三名研究人员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初的2019年11月患病，其症状与新冠或流感一致，但相关报告对此事与疫情的关系不置可否。 据外媒报道，三名染病研究人员中的一位曾参与美国政府资助的冠状病毒项目。 原文链接 《华尔街日报》 《华尔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