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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瓣8.8 世界史】《发现东亚:现代东亚如何成形》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中国和东亚概念是很晚近的产物,前者在清代才逐渐定型,后者则只是在近130年来才为人熟知。本书以全球性、连续性的眼光,探讨了从16世纪以来东亚变迁、动荡、碰撞、发展、互相塑造的历史。透过宋念申流畅通俗的书写方式,可以发现朝鲜半岛70多年的南北对抗、中日朝韩之间错综复杂的爱恨情仇,其实都是东亚近代化道路上散落的遗产。关于东亚的历史叙事,一边受制于欧洲中心主义,一边又要警惕华夏中心主义;在种种定见下,原本就矛盾重重的东亚历史,很容易被误读。作者以跨区域全球性的眼光,重新审视重大历史事件,并勾连鲜为人知的重要插曲和改变历史走向的小人物,既有发人深省的观点、宏观的历史框架,又有妙不可言的细节,让你常有恍然大悟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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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驻泰大使:传统东亚文化是当今世界济世良方

中国驻泰大使:传统东亚文化是当今世界济世良方 中国驻泰国大使韩志强说,西方文明那种主张弱肉强食、你输我赢的理念已不适合时代需要,传统东亚文化才是济世良方。 据中国驻泰国使馆网站星期六(5月18日)消息,韩志强近日在曼谷出席智库研讨会发表演讲时说,当今世界变乱交织,和平与发展面临空前挑战。尽管如此,东亚地区总体上仍然保持着稳定发展,在动荡不安的世界中犹如一片绿洲。 韩志强提到,东亚之所以能够成功,其中一个原因是东亚人民勤劳、友善,东亚文明多元、包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东亚古来以农耕为主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成就了东亚人许多优秀的品格,塑造出东亚尊重多元、和合共生的优秀传统思想。东亚地区过去几十年和平发展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优秀品格和思想理念作用的结果。 他说,近代以来,西方文明主导世界200多年,有它的历史性贡献,但那种主张弱肉强食、你输我赢、赢者通吃的西方理念已不适合时代需要,而传统东亚文化恰恰能够带给世界济世良方。 不过,韩志强指出,东亚地区所处的有利环境正在发生恶化,其中一个原因是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盛行。 他说,世界贸易组织是推进全球自由贸易和解决贸易争端的权威机构,但它的上诉机构却处于瘫痪状态,因为其新法官遴选程序提案被某大国连续63次否决。“一些国家滥用国家安全概念,人为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损人利己”,有关问题从双边蔓延到多边,东亚国家难免其害。 被问及当前中美关系时,韩志强说,中国不是挑战的一方,中方愿为中美关系重回正轨做最大的努力,但中国也决不会当待宰的羔羊。中方理解和尊重东南亚国家不选边站队的做法,但在事关国际公理和道义问题上各国都应站在正确的一方。 2024年5月18日 5:2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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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朱立伦访美期间称国民党是亲美政党、“持续对抗共产主义,与中共做价值与制度的竞争”、九二共识是“创造性模糊”等言论,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9日应询表示1992年双方函电往来中都清晰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追求国家统一的立场态度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当前台海形势复杂严峻、两岸关系日趋紧张,希望岛内任何致力于发展两岸关系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党团人士,在涉及民族大义大是大非等重大问题上,要保持头脑清醒把握正确方向,放远眼光站在历史正确一边,而不是相反。 (国务院台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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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以及对该帖的两部分回复。希望能由此将这一问题引入讨论(鉴于近日一位网络名人的死亡引起的关于厌食症等心理健康问题的话题) 人们对焦虑抑郁的刻板印象可能是这样的:“那些人”有足够的财富甚至可以逃避工作,但却没有足够的尊重或期望来对自己“应该做什么”有一个明确的概念,比如最典型的,珀西雪莱、拜伦勋爵、索伦克尔凯郭尔,等等。 亨利·列斐伏尔在《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中特别指出,克尔凯郭尔是资产阶级异化的典型例子,其结果是创造了存在主义哲学 我们必须通过意志力和信仰的飞跃来为自己创造意义。列斐伏尔认为,存在主义的焦虑总是某种异化的结果。当马克思将异化表述为 “我们与自己、彼此、劳动产品和自然分离时所经历的心理痛苦” 时,他所思考的是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下受苦受难的方式,但列斐伏尔将这一理论扩展到了更广的范围。最重要的是,当我们脱离了我们依赖他人生存的事实时,我们就被异化了 这是所有资产阶级的共同点。 承认这种依赖性会让我们意识到这些责任分配的不公正(根据阶级、性别、种族等进行的分配),而摆脱这种异化,则需要彻底改变生活方式,包括摒弃资产阶级道德中不可或缺的为个人自我服务的做法。这可能是非常难的。我认为,如果我们想让更多的人支持 ,认识到/理解到这种异化、特别是资产阶级的异化,是很重要的。 当人们与他人分离时,当他们的物质生活感到如此孤立和渺小时,他们就会感到痛苦,以至于不得不依靠精神信仰来给“自己”构建任何立足点,但又无法对自己的信仰充满信心,因此只能通过焦虑来与建立联系。无神论者会对类似的东西 。说真的,每位读过克尔凯郭尔的书的人都会知道他不是个快乐的人。他写过《焦虑的概念》、《恐惧与颤栗》。不过,他如果不那么自我迷恋,如果能承认主体间性的价值而不是纯粹的责任,而不是担心自己的所谓的独立道德(其实只是傲慢),也许就会好起来。 这就是为什么也许可以说西蒙娜德波伏娃算是存在主义典范中的佼佼者了,因为她认识到了即使是强者也需要认同和联系。她在《模糊性的道德》中写道,在等级森严的社会中,即使是暴君也会受到伤害,因为他们永远无法体会到真正的尊重,因为人们看到的总是他们的权力以及权力中隐含的威胁,而不是他们的整个人性。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应该暴力反抗暴政,因为个人主义是难以克服的,即使它是自我毁灭,但意识到这一点可以让更多人站在平等的一边。理查德-威尔金森(Richard Wilkinson)和凯特-皮克特(Kate Pickett)合著的《精神层面》(The Spirit Level)一书从经验角度支持了这一观点。我喜欢用斯宾诺莎的说法来表述:当一种欲望的满足蒙蔽了我们的其他需求,使我们无法感受到其他形式的快乐时,这种欲望的满足就会过度。 #厌食症 #抑郁症 #Mentalhealth #wellbeing #Philosophy 回复 1 我想谈谈治疗、自我疗愈/克服这种状况的可能性。 我认为朱迪斯巴特勒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思考框架。虽然最著名的作品可能是关于性别的社会建构,但是我更喜欢《自我陈述》一书。 书中写道:我们的精神生活是我们之前所有经历的产物,尤其是与其他人相关的经历。这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但它确实破坏了个人主义。尤其是,它解构了攻击自己和攻击他人之间的区别。如果我们的内部和外部生活是如此相互关联,那么攻击自己会使我们孤立,这难道有任何令人惊讶的吗?认识到他人在某种意义上存在于我们的内心,,尽管如果我们不喜欢他人的一部分,这可能会让我们感到不舒服,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真实,认识到这一点可以让我们对内心的一切更有同情心。自我憎恨和对他人的憎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们彼此相互促进。 抑郁和焦虑都来自于某种憎恨,通过自虐/攻击自己“合理化”孤立和异化,进食障碍只是所有形式中的一种。 我喜欢从德勒兹和瓜塔里的机械无意识的角度来思考自己不同部分之间的关系,即我们的思想是由更大的社会环境中相互交错的部分组成的。不过,我认为不同的是,我希望在它们之间进行协商并找到平衡,而不是通过让某些部分走向极端来进行“实验”从而做出改变。 我喜欢雅克·德里达在《友谊的政治学》(The Politics of Friendship)一书中对此的论述,要认识到自身中的 “他人”,从而认识到自身内部的错位,就要求我们成为自己的朋友,这使得友谊如此重要,以至于它削弱了任何潜在的自恋,因为通过把“自己”当作“他人”来爱,我们学会了更好地爱他人(以及我们自己)。 但这并没有解决具体的政治问题 缺失的方面是,我们必须把自己视为与我们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密不可分的一部分、是历史进程的一部分,而我们对这些制度的*感受是这一进程中非常真实的那部分,如果我们想忠于*自己,就必须对这些感受采取行动,而不是压抑它们。我仍在思考这对我自己意味着什么,正如列斐伏尔所指出的,这是大多数人都会失败的最后一关,但我们都可以尝试。 回复 2 我也希望能从疗愈角度思考这个问题。我始终强调,以角色标签如新移民、自媒体从业人员、独身者、甚至川粉等等的角度尝试评说这场死亡事件的方法,都在削弱此事当有的社会性意义。 其意义应该在于(再一次)提醒所有人,关于疗愈方法的选择如何至关重要。 传统的方法倾向于将心理问题视为疾病,将被心理困境所折磨的人视为病患。于是大量资金和精力投向对病理、病状的分析和研究,同时却受困于与“病患”的连接性不足。从共情层面就很容易失败。 为什么?因为这些方法建立于结构上的不平等。就如原帖所言之,异化是症结;于是疗愈需要反其道而行,抚平等级,重新创造连接。 我建议换一种方法。尝试退一步,以避免他者化为战略。也就是说不首先将这些心理问题定义为疾病,而是将他们视为对现实压力/现实问题的“反应” 视为当事人所寻求的 “解决方案” 的一种。 当然,结果已经证明这是 “最糟糕的解决方案”。但我们现在不去辩论它有多糟糕,而是退回到营造它的层面上 是什么样的压力状态/变故/影响,导致 “需要” 去寻求解决方案。 如果医学角度上让人感觉陌生,那我用政治环境来做个比喻。 奥匈帝国经济史学家卡尔·波兰尼在1944年出版的著名的《大转型》中,分析了各国如何应对“美好时代国际经济体系”的内爆。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仍在肆虐。在1929年华尔街崩盘之后,全世界的社会都在疯狂地试图克服失业率飙升和货币不稳定造成的混乱。波兰尼把这描述为一场 "双重运动"  推动社会再平衡和均衡,摆脱高度国际化的资本主义的自由放任经济,转向国家干预主义。这就是动因的层面。 从这个层面上,布尔什维克主义、法西斯主义、纳粹以及罗斯福和莱昂布鲁姆的社会民主主义,都是对 “解决方案” 的尝试,是对这同一困境的不同回应。在此它们具有同等的属性。(注:相关解释推荐“白纸”第8集) 而当前,全球正在面对一个新的 "波兰尼时刻" : 导致了各种保护主义情绪的兴起。伴随着大流行病而来的对流动性的日益限制和对供应链的担忧,只会加速2010年代开始的政治调整。 的经济停滞已经严重削弱了方案的可信度。 之间以及英国和欧盟之间出现了不断加深的商业竞争和地缘政治紧张。左派和右派的民粹主义运动现在都在对的一些方面提出质疑。 在所有这些领域,人们都呼吁保护自己免受带来的 。现在,“保护” 被广泛引用 - 不仅仅是在贸易保护主义的意义上,而且是在从和关于如何适应的讨论到关于产业政策和福利规定的必要性的辩论的方方面面。 换句话说,我们再一次到了“需求解决方案” 的时刻。2020年代初我们面对的困境看起来与波兰尼一个世纪前所研究的困境相似  政治风险也同样高。 而我们要想避免再一次落入纳粹和布尔什维克,就需要更高明的策略。 关键在于需要认识到,如果不能通过民主手段来约束资本主义,民粹主义的保守派思维在不满的工人中就无疑会变得更有吸引力,而专制的解决方案也会变得更有可能。换言,我们的工作重点应该是提升让解决方案的选择更多导向民主的外部条件,而不是专注于论述和宣传为什么专制手段是错误的。后者的效率相比下更低,源于它忽略了选取任何一种“解决方案”的结果都将由所有人共同承担和享用,通过立场的对立分裂人们的结果只是更加速推动了极端化的选择。就如将心理健康问题视为疾病那样,通过从根本上分裂了医与患,令施助者(医生)从 “承担决策带来的最大风险” 的位置上脱离出去,置身事外了,从而只是加深了异化。 再比如戒断互助组。组织者经常错误的认为亲和力、凝聚力、心理互助/心理按摩,可能更有效,于是他们倾向于安排参与者讲述自己的成功经验和心理挑战,互相鼓励,“加油”。然后就是,其他人要么出于礼貌鼓掌,要么早就走神了。因为什么?因为组织方将难以戒断视为“病态”,从一开始就将参与者他者化了,从根本上把参与者隔离出去了。事实上对每一种对成瘾物品的依赖,都是有原因的,由某种环境压力促成。戒断者必需能找到依赖的原因,拔除它,才能实现戒断成功。而互助组的最佳“疗效”应该来源于参与者彼此打开内心的那一瞬间的“连接”,即德里达所描述的,「认识到自身中的 “他人”,从而认识到自身内部的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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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2月22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出席“对话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轨”蓝厅论坛开幕式并发表致辞。

2021年2月22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出席“对话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轨”蓝厅论坛开幕式并发表致辞。 王毅表示,面对全球疫情、经济衰退、气候变化这样前所未有的共同挑战,人类社会应展现勇气、团结和责任。中美作为两个大国,首先应做好自己的事情,同时也要为人类共同利益开展合作,这是国际社会的期盼,也是大国应有的担当。习近平主席同拜登总统在除夕进行了首次通话,一致认为中美要增进相互了解,避免误解误判;要彼此坦诚相待,不搞冲突对抗;要畅通沟通渠道,推进交流合作。这次极为重要的通话为处于十字路口的中美关系指明了方向,也为两国乃至世界传递了令人鼓舞的消息。 王毅说,过去几年,中美关系陷入建交以来最为困难的局面。其根源在于美国前政府出于自身政治需要,对中国的走向和政策作出了严重误判和歪曲解释,借此出台的各种遏制打压行径,给两国关系造成了难以估量的伤害。中美关系要拨乱反正,重回正轨,首先需要打破由各种对华错误认知而人为砌起的高墙,真正客观准确地了解中国、认识中国、读懂中国。 王毅说,中国是始终坚持并发展人民民主的国家。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实现民主没有固定模式,也不存在标准答案。真正的民主必须扎根本国土壤、服务本国人民。中国实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是一种全过程、最广泛的民主,体现了人民的意志、符合中国的国情,得到人民的拥护,为人类政治文明进步作出了独特和重要贡献。 中国是始终保护并促进人权发展的国家。中国奉行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将生存权、发展权作为首要的基本人权,努力促进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公民政治权利全面协调发展。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首次消灭了绝对贫困,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更是中国人权进步的典范。 中国是始终珍惜和捍卫世界和平的国家。中国的发展得益于世界和平,又通过自身发展回馈世界和平。我们从未主动挑起过一场战争,从未侵占过别国一寸土地,倡导对话弥合分歧,谈判化解争端。我们无意输出意识形态,不做颠覆任何国家政权的事情,一直坚持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 中国是始终倡导和践行合作共赢的国家。我们坚持正确义利观,真心诚意帮助发展中国家,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中国加紧构建新发展格局,深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将为世界各国提供更大市场空间,创造更多发展机遇。 中国是始终奉行和维护多边主义的国家。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年来,我们捍卫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坚定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从不搞针对特定国家的小圈子,从不在联合国授权外搞单边行动,以实际行动维护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王毅表示,当前,美国新一届政府正在审视评估对外政策。希望美方顺应历史潮流,看清世界大势,摒弃各种偏见,避免无端猜忌,推动对华政策回归理性,实现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50年前,中美领导人以非凡政治魄力共同打开关闭几十年的交往大门。50年后的今天,我们应本着对两国和世界负责任的态度,再次作出明智和正确的抉择。 王毅就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轨提出四点建议。首先要相互尊重,不干涉彼此内政。希望美方也能够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民族尊严和发展权利,停止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治制度的抹黑诋毁,停止纵容甚至支持“台独”分裂势力的错误言行,停止在香港、新疆、西藏等中国内部事务上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 二要加强对话,妥善管控矛盾分歧。双方应按照两国元首除夕通话精神,切实从两国人民的根本福祉出发,以发展的眼光、开放的胸襟和包容的精神,激活或建立各领域、各层面的对话机制,就双边关系中的广泛问题以及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坦诚对话,准确把握彼此的政策意图,厘清中美关系的主要症结,探寻管控敏感问题、化解风险障碍的有效途径。中方愿与美方进行开诚布公的沟通,开展解决问题的对话。 三要相向而行,重启两国互利合作。面对此起彼伏的地区热点和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中美需要合作的领域不是变少了,而是更多了,可以合作空间不是变窄了,而是更宽了。双方比以往更有能力办成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当前形势下,双方可由易到难,积极互动,积累善意。希望美方尽快调整政策,放弃对中国产品加征不合理关税,放弃对中国企业和科研教育机构实施各种单边制裁,放弃对中国科技进步进行无理打压,为两国合作提供必要条件。抗击新冠疫情、应对气候变化、推动世界经济复苏是眼下国际社会最紧迫的三大任务,中方愿意在这三个领域同美国协调政策,加强合作。 四要扫除障碍,恢复中美各领域交流。两国民间交流不应受到政治关系起伏的左右。希望美方尽快解除对中方教育、文化和新闻等团体在美活动的各种限制,解除对美国地方政府及各界对华交往的阻吓,鼓励和支持两国恢复高校、研究机构、留学生等正常的人文交流项目。中方愿意相向而行,以开放态度共同为两国人民的相互往来营造良好环境。 (中国外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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