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分钟前我收到消息，我的一位年轻的朋友去世了。
十五分钟前我收到消息，我的一位年轻的朋友去世了。 我早已忘记了我们是怎么认识的了，我只记得她告诉我她喜欢我的音乐中的力量和诗性，并鼓励我继续创作下去，之后我们经常在微信上聊电影和音乐，有时也抱怨抱怨一些生活中的糟心事，但由于她的行踪极其不定经常说着说着话就没影了，而再出现的时候往往是几星期后，甚至是几个月后了，所以我们始终都不能算是那种对彼此知根知底的至交。她对于我来说，更像是一位行走在远乡的、有几分缥缈和神秘，但却时不时会用一种纯粹精神性友谊的力量给我以安慰的笔友。 有一天，大概隔了起码有半年未与我联系的她，突然发微信告诉我她太痛苦了，完全不知道该怎么继续生活下去了。当时的我由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却能感到她似乎处在一种危险的崩溃状态，因此我想去询问她发生了什么，但又怕让她再次陷入她的回忆的泥潭中会进一步刺激她。于是我便带着矛盾与谨慎以一些“万能”的鸡汤话术来试图平复她的心情，可似乎毫无作用。在我一筹莫展之际，她突然说：“我是阿廖沙。”这句话一出来，我顿时更摸不着头脑了。我猜她指的是《卡拉马佐夫兄弟》里的人物，然后我便打趣说“我是伊万。”可是我的回应并没有像往常似的逗笑她，她沉默了几秒后说：“我是北电阿廖沙。”我当时脑袋嗡了一声，好像被人从后面重击了一下似的，我怎么都没有想到我的这位神秘的笔友原来是那起恶劣的性侵犯案件的受害者。一时间，我不知道该如何回应她。在一个夹杂着歉疚、无力、悲愤的情绪旋涡的冲击下，我失语了。可能是我太久没回她的缘故，她忽然说：“我之前没有和你说，就是怕你戴着有色眼镜看我。”我连忙告诉她：“我什么有色眼镜都没戴，我只是觉得我之前很蠢，完全没有安慰到你。”她却告诉我：“没有呀，你一直都在给我安慰呀。” 那场对话之后，我们还是会像往常那样聊艺术，开开玩笑什么的，我始终都没有与她的那个公众所熟知的身份进行对话，因为我担心她会觉得我戴上了她口中的“有色眼镜”，从而认为我与她的友谊是建立在某种猎奇心理之上的。或许她此刻需要的安慰真的不再是一种针对她的具体悲惨遭遇的创伤疏导了，而是一种能让她的灵魂目光不再聚焦于自身的苦难史，同时向她证明那些日常之美和艺术之美皆在包裹着她的陪伴。这样的陪伴更加日常，更加宽阔，或许能让她在不忘记她的神圣复仇的同时，不被一个充满了自我贬低、自我怀疑、羞耻、绝望的受害者身份的监牢困住。虽然之后我们的交流越来越少了，不过我时常会想起她。希望她是开心的，自由的。 她去世的消息让我难以言表的心痛，同时我还因想到了前几天的“北影赵韦弦”的新闻而更感到痛苦。我自然是不愿意接受又一位我的朋友英年早逝这一事实的，但是我又会觉得对于一个这样纯洁而敏锐，同时又伤痕累累的灵魂来说，在这样的一个曾经给予她伤害的种种污秽变得更加污秽了的世界上生活，实在是太罪恶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甚至觉得我连一句“安息”都不配说，因为我们没有把这个曾伤害过阿廖沙的世界变得更加安全和公正。 我希望，未来会有越来越少的阿廖沙的出现，而即便再次出现了新的阿廖沙，这些阿廖沙也不再会因为自己的遭遇而感到羞愧。 安息吧，我的朋友，希望天堂没有吃人的电影学院和艺考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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