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应加大对地下钱庄和代币融资交易平台打击力度和有效规范】

【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应加大对地下钱庄和代币融资交易平台打击力度和有效规范】 在中国廉政法制研究会2023年年会上，与会专家认为虚拟货币、电子礼品卡等新型支付方式提供了新的隐蔽渠道和利益输送方式。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廖天虎指出，现实中出现的比特币和以太坊等数字货币型受贿等情况，我国的反腐败立法和实务需要作出相关的回应。为了有效防范和打击受贿人收受虚拟货币等犯罪情形的发生，应当加大对地下钱庄和代币融资交易平台从事法定货币与代币、虚拟货币相互之间的兑换业务的打击力度并对相关平台进行有效规范。 快讯/广告 联系 @xingkong888885

【盘和林：NFT的风险并非技术层面，需通过规范化纳入正规】

【盘和林：NFT的风险并非技术层面，需通过规范化纳入正规】 4月14日消息，对于昨日中国互金协会等三大金融协会发布的关于防范NFT相关金融风险的倡议，数字经济与金融创新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盘和林解读认为，此次倡议既表态了NFT经济的正向作用，同时又明确提出，NFT金融化证券化倾向的风险。此外，盘和林表示，NFT的风险并非技术层面，而是NFT本身只是一个工具，他无法解决现实中的一些复杂问题。盘和林称：“对于NFT，应该还是通过规范化来将其纳入正规，NFT自身是一个工具，通过以太坊来形成智能合约是一个方式，如果通过国内官方联盟链来形成数字艺术品确权平台，也是一种方式，关键是怎么用这个工具，工具本身并没有错。”他认为，当前的监管难题，就是很多金融机构对NFT缺乏客观全面的认知，对于NFT附带去中心化的副作用认识不够，所以现阶段对NFT加以限制，防范风险是有必要的。

“科技网红”NFT的过气之路

“科技网红”NFT的过气之路 曾几何时，NFT乘着元宇宙的东风，不仅吸引了NBA球星库里以及天王周杰伦等名人入局，就连国内的科技大厂们也纷纷推出数字藏品平台，争当“科技圈潮人”。但谁又能想到，才过了2年时间，NFT就走上了一条“过气之路”。01“春风得意”NFT2021年3月，一张名为《Everydays：The First 5000 Days（每一天：前5000天）》的照片在社交媒体上走红，这张纯数字艺术品由美国著名艺术家比普尔（Beeple）创作，并且在佳士得的NFT作品拍卖会上，最终以6934.6万美元（约合4.5亿元人民币）的天价成交比2014年苏富比拍卖的印象派画家莫奈的《睡莲》还高出1500万美元。抛开主观层面的艺术审美偏好，比普尔这幅作品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因为整幅作品的创作，只是将比普尔从2007年5月1日，每天在网上发布的总计5000张绘画照片用NFT加密技术组合到一起。但是，6934.6万美元的天价成交额不但让比普尔成为作品拍卖价格最高的三位在世艺术家之一，也让NFT这种数字产品变身“数字藏品”，镀上了一层投资价值的光环。如果只是在艺术领域和收藏圈博得一些关注，NFT充其量只能算是一种基于数字技术的艺术实践。但艺术家、NBA球星、娱乐圈明星的集体加入，让NFT以一种新潮的方式在全世界范围内流行起来。2021年8月，NBA球星库里花费约18万美元，买下了一枚蓝色“无聊猿”的JPG头像，并将其替换到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上，由此带火了“无聊猿（Bored Ape Yacht Club）”NFT系列作品。数据显示，2021年3月，NFT交易平台OpenSea的单月成交量首次突破1亿美元，达到了1.47亿美元。到了2021年8月底，日交易量激增至2.558亿美元，接近历史纪录的3.22亿美元。2022年1月1日，某元宇宙平台联合周杰伦名下潮牌PHANTACi首次限量发售NFT项目Phanta Bear（幻象熊），发行上限1万个，单价约为人民币6200元。号称“不打榜”的杰迷在NFT市场展现出了惊人的消费能力，仅用5分钟就买下了3000个Phanta Bear，在40分钟内买光1万个NFT藏品，由此为带有周杰伦标签的NFT项目创造了超过6200万元的收入。借助明星效应，NFT透过年轻人扎堆的粉丝圈层，逐渐形成了一种流行，NFT头像以及各类数字藏品成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QQ秀”。而当明星们完成了粉丝经济的直接变现后，NFT也渗透到消费市场，成为众多企业争相追赶的潮流。以无聊猿为例：2022年4月24日，李宁宣布与无聊猿编号#4102的NFT达成合作，将打造“无聊猿潮流运动俱乐部”系列产品；4月29日，地产企业绿地集团宣布购入无聊猿编号#8302的NFT，作为推出数字化战略的象征；4月30日，倍轻松宣布购入无聊猿编号#1365的NFT，并推出“无聊猿健康俱乐部”。坦白来说，上述企业购入NFT的行为，本质上只是另一种形式的“代言人营销”，企业本身并未直接参与开发NFT项目。但企业集体“蹭热点”的行为，却有意无意地推动了NFT的流行，将其推上了科技圈的C位。与之相似的，还有投资人和企业家们的“推波助澜”。2022年4月30日，金沙江创投管理合伙人朱啸虎，以约5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了编号#9279的无聊猿NFT。一天后，美图集团创始人蔡文胜在朋友圈发文称，购入了编号#8848的无聊猿NFT。而世界首富马斯克也在不久后，将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头像换成了包含101只无聊猿形象的系列集合。一开始的艺术品拍卖，或许只能证明NFT的价值获得了收藏圈层的认可。但在2022年的上半年，从“人人关注”发展到“人人参与”的NFT俨然成为科技圈第一风口。02 大厂清退，价值归零回顾NFT在2021年到2022年的火箭式蹿红，很难分辨是人为推动的结果还是群体意识使然。但NFT的蹿红本身说明，2020年后，人们对于不确定性的恐慌，迫使自己将注意力放到高价值的事物上。在全民狂热的市场背景下，科技大厂们早就抱着“宁可做过，不能错过”的心态加入了NFT的热潮。公开报道显示，美国艺术家比普尔的作品拍卖出天价后2个月，阿里拍卖就推出了NFT数字艺术专场；随后，支付宝在2021年6月联名敦煌美术研究所、国产动漫《刺客伍六七》推出4款NFT付款码皮肤；7月，网易旗下游戏《永劫无间》IP也授权发行了NFT盲盒产品；8月，腾讯旗下的NFT交易App“幻核”上线，并且在9月9日的“99公益日”，腾讯还联合敦煌研究院发布文博行业首个公益NFT，限量9999份。值得一提的是，科技大厂们在推出NFT相关业务时，基于“防范虚拟货币炒作风险”的目的将其改名为数字藏品，而这一举动某种程度上也预示了NFT后来的衰败。事实上，支撑NFT成为科技圈“网红”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它能被真金白银度量的市场价值。不论是艺术藏品还是NFT交易市场，甚至抛开NFT背后基于区块链技术而拥有的“非同质化代币”属性，NFT能够获得持续关注，且一直有人交易，是NFT市场能够存活的主要原因。然而，收藏价值何其虚无缥缈，能够为之买单的人更加有限。短时间内被炒作出来的价格，难免缺乏有实力的“接盘侠”。譬如推特联合创始人杰克·多西(Jack Dorsey)曾在2021年将自己的第一条推特以NFT的形式，拍出了290万美元的高价。但在2022年4月，当初那位买下多西推特NFT的“接盘侠”想要将其转手拍卖时，却只收到了280美元的最高报价。而在国内，合规风险直接宣告了NFT交易的终结。2022年4月，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中国银行业协会、中国证券业协会集体发布了关于防范NFT相关金融风险的倡议，明确提出要坚决遏制NFT金融化和证券化的倾向。倡议发出后，尽管NFT在海外市场依旧热度不减，但国内最先下场的科技大厂们已经开始纷纷撤回之前的相关布局。其中影响最大的事件之一，便是腾讯旗下NFT交易App“幻核”在2022年8月宣布退出数字藏品，停止发布发行和销售数字藏品，同时开放退款通道。彼时腾讯方面给出的原因是“聚焦核心战略的考量”，彻底放弃数字藏品这一新生事物。但平台面临的金融风险，或许才是大厂壮士断腕的主要原因。2021年，支付宝推出数字藏品小程序蚂蚁链粉丝粒，随后更名为“鲸探”。而该平台第一次上线数字藏品后，同属于阿里旗下的二手交易平台闲鱼上就出现了高价炒作的迹象。虽然闲鱼方面快速反应，将相关交易进行了下架处理。但这次“意外”，也揭露了数字藏品可能被用来过度炒作的一系列金融风险。事实上，在NFT的狂热者眼里，“炒作”才是NFT最核心的价值。2022年北京冬奥会期间，由国际奥委会官方授权的“冰墩墩数字盲盒EPIC BOX”公开发售，500个购买额度一经开放立即抢购一空。定价99美元的“数字胸针”（digital pin）NFT在二次交易时，最低报价达到2000美元，最高报价则达到88888美元（约56.35万元人民币），暴涨了近1000倍。而这些“数字胸针”最后的命运也和冬奥会之后的“冰墩墩”纪念品一样，从一时顶流沦落到无人问津。2022年的8月可以说是NFT走向衰退的重要节点。据财联社报道，截至2022年8月15日，NFT市场总市值已由当年2月的366亿美元的高点跌至239亿美元，跌幅超38%。并且NFT的单日交易额由33.94亿美元的高点跌至0.15亿美元以下，下降了99.56%。总市值和交易额的下跌只能说明一个问题：行业热度下降了，愿意为NFT买单的人少了，NFT的市场价值也失去有力支撑，NFT距离“归零”不远了。03 谁是下一个“科技网红”？复盘NFT的衰败，也是对“科技热点”祛魅的过程。2020年后，包括科技大厂在内，人们过于未来发展和经济形势不明确，因此尽可能的寻找能够产生增长的机会，而NFT恰巧在此时用交易价格证明了自身的价值。但随着NFT的投资属性超出技术... PC版： 手机版：

全国两会即将召开，全国政协委员，民建省委会副主委，广东财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鲁晓明接受采访时表示，他将向大会建议修改《民法典》10

全国两会即将召开，全国政协委员，民建省委会副主委，广东财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鲁晓明接受采访时表示，他将向大会建议修改《民法典》1047条的规定，将结婚年龄规定为“结婚年龄，不得早于十八周岁。” 鲁晓明表示，当前，我国的法定结婚年龄为男满22岁，女满20岁。这一结婚年龄立基于上世纪80年代人口急剧膨胀、人口增长远超社会承载能力的现实国情，作为控制人口增长的手段，是晚婚晚育理念的制度化。经过几十年晚婚晚育的宣传教育，我国生育观念已发生根本改变。少生优生成为占主导的生育观念，受此影响，我国生育率已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鲁晓明认为，从生理发育角度来看，一般情况下，女子14岁、男子16岁左右就基本发育成熟。过晚的结婚年龄使生理发育成熟的青年人需要经历6年以上的婚姻等待期，不仅造成人为的禁欲，对公民权利形成不必要的克减，而且导致非婚同居等婚外性行为泛滥，影响婚姻的严肃性，对结婚登记等我国婚姻制度构成冲击。同时，将法定结婚年龄限制在不超过18岁的水平是世界通行做法。 （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