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被扩大化举报背后的隐忧：困于自证，选择“躺平”｜深度报道

老师被扩大化举报背后的隐忧：困于自证，选择“躺平”｜深度报道 这种扩大化举报在什么时候开始多了起来？边亮是一所高中的副校长，在他的印象中，2020年大概是个节点。过去处理投诉问题，一个副校长代管就行。去年，学校由他负责专门成立了家校沟通部门。他粗略计算，只去年一年，几乎每周都要处理一到两起举报，其中，扩大化举报能占到他处理举报事务的一半以上。 最多的一次，同时有一百多个学生打电话给12345，举报学校放学太晚。作为一所寄宿制学校，他们周六日放假，周五晚上还会上晚自习。而学生们觉得，学校应该中午就放假，不然当天回不了家。 为了应对这类举报，学校尝试过周五下午就放假，但家长的不满又立刻涌来。他们接连收到了来自12345、市长信箱的家长举报信息：学校下午没上课。 边亮也明显感觉到，扩大化举报越来越打击教师的积极性和责任心。“很多老师甚至都不敢履行正常的批评，如果一句批评引发其他极端事件，他根本承受不了这种压力”。他觉得，这或许也是现在老师越来越佛系的直接原因。 她得知，原来那一次实名举报是班里另一个男孩冒用坐在最后一排那个男生的名字举报了她。 孩子爸爸也觉得“都是些小事”，对于因为霸凌他人被要求回家停学一星期的惩罚表现得尤其愤怒，“动不动让我孩子停学，真的毁了他”，甚至在电话里威胁李慧丽，“他说知道我家在哪里，要干掉我”。尽管后来他们打电话道歉，解释是喝醉了，但李慧丽永远忘不了电话里的声音。 小学音乐老师王欣悦参加工作不久，在组织一次考试时，和家长有了冲突。而这一切的证据，是家长和小孩的一段录音。妈妈问孩子，“你们音乐老师怎么对你的，是不是欺负你了？”小孩回答，“老师打我、虐待我”。 “你是在故意引导，小孩知道你想问什么。”校领导帮王欣悦解了围，这也是整件事唯一让她觉得感激的地方。 “没啥工作热情了”，李慧丽每次做事情都会下意识斟酌，她“不是很敢教育”学生，尤其之前举报过的，更不敢多管，也会减少找家长的次数。李萌也坦诚地说，理智上知道孩子没做错什么，但她常常会冒出“突然不想看到他”的想法。 李萌最无法接受的是，“举报者即便是诬告也没有代价”。学生、家长随口说一说自己的猜测，或者只想发泄情绪，并没有意会给别人带来什么后果。 一位入职不久、“98年”的班主任被学生匿名举报“言语粗暴、恶毒，经常打学生”。他和分管德育的主任找到这个班的学生，组织座谈会。这位老师确实要求严格，但并不存在举报中提到的内容。他们的调查结果被主管部门打了回来接到举报的是省长信箱，得找到学生继续详细沟通。对学生的信息一无所知，为了解决问题，主管单位把姓名告诉了边亮。边亮小心地打消顾虑之后，学生才说，他和这位老师其实并没有交集，只是听到有人议论，义愤填膺，觉得“看不惯”。 “一旦出问题担不起这个责任”。付建国告诉深一度，现在大小会议上都在和老师强调，首先要保证“安全第一”。更通俗的理解就是，“你教不好学生，他考不上大学，你没有错，但是他安全出问题了，你就有错了”。他说，“如果老师更自私一点，只负责上课下课，学生有什么其他事都跟我无关，你爱听就听，不听就不听。这种老师不好找毛病，他也不会被举报，很安全，但这种老师并不是真正有情怀的老师。” 从业23年的边亮很无奈，“现在的教育就是忍辱负重，甚至有点卑微”。即便是不实的举报，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安抚家长情绪，不要再举报了”。“批评是不可能的，甚至一点言语上的刺激都不行。只能去安慰老师，做老师的心理疏导：既然有质疑，以后就优化”。很多问题虽然暂时解决了，但一个巨大的忧虑一直萦绕在边亮内心，他反复说了几遍：“跪着的老师，真的教不出站着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