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央财经办副主任韩文秀周四表示，共同富裕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帮后富，不搞“杀富济贫”；要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

中国中央财经办副主任韩文秀周四表示，共同富裕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帮后富，不搞“杀富济贫”；要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等调节的力度，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形分配结构。 他在中宣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要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防止落入福利主义的陷阱。 “第三次分配是在自愿基础上的，不是强制的，国家税收政策要给予适当激励，通过慈善捐赠等方式，起到改善分配结构的补充作用”，他说。 他提到，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在动态中向前发展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齐头并进。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是仍然存在一定差距的共同富裕，“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同等富裕”。 上周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指出，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 针对税收政策调整会不会成为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主要手段，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认为，若过于倚重税收进行收入、财富再分配，很可能导致税负加重，经济发展动力变弱；他认为税收的作用不能否定，当前仍有发挥调节作用的空间，但不能当做重点，不能把税收作用估计过高。 （路透社）

2010年代初，与中国政府有联系的前世界银行首席官员、经济学家林毅夫 ，中国经济至少还将有二十年保8%以上的增长。他认为，由于当

2010年代初，与中国政府有联系的前世界银行首席官员、经济学家林毅夫 ，中国经济至少还将有二十年保8%以上的增长。他认为，由于当时中国的人均收入与20世纪50年代的日本、70年代的韩国和台湾差不多，“中国没有理由不复制这些东亚国家过去的成功”。 林毅夫的乐观得到了西方评论界的响应。经济学人预测，到2018年，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还有人幻想中国共产党将开始雄心勃勃的“政治自由主义转向”的计划。 纽约时报的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在2013年 ："习近平将引领经济改革的复兴，可能还会有一些政治上的放松。在他面前，毛泽东的遗体将被拖出天安门广场。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将获释出狱"。 政治学家爱德华·斯坦菲尔德在2010年也同样认为，中国拥抱将启动一个"自我淘汰的威权主义"进程，类似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台湾。 十年后的今天，这些预测的幼稚之处显而易见。甚至在疫情爆发之前，中国经济就已经放缓并陷入了内债危机，。 2022年末，中国政府取消了对大流行病的所有限制，但人们普遍预期的经济反弹却未能实现。青年失业率飙升至20%以上，超过了其他所有七国集团国家（另据估计超过45%）。贸易、物价、制造业和GDP增长等数据都表明情况正在恶化  财政和货币刺激措施都未能扭转这一趋势。经济学人现在声称，中国可能永远也赶不上美国，而且众所周知，习近平并非自由派，他加倍干预私营部门和外资企业，同时压制不同声音（包括那些以前被党国容忍的声音）。 认为外部因素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前景的想法是错误的。相反，中国的逐步衰落从十多年前就 。 除了热闹的商业区和浮华的建筑发展，那些仔细分析数据的人早在2008年就发现了这种经济萎靡。当时的中国正在进入一场典型的过度积累危机。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蓬勃发展的出口部门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在中国封闭的金融体系中，出口商必须将外汇收入上缴中央银行，而中央银行则创造等值的人民币来吸收外汇。这导致经济中的人民币流动性迅速扩张，主要以银行贷款的形式出现。 由于银行系统受到党国的严格控制  国有企业或与国家有关的企业成为精英家族的领地和摇钱树  国有部门享有获得国有银行贷款的特权，这些贷款被用来推动投资狂潮。 结果是就业率上升，出现了暂时的局部经济繁荣，精英阶层获得了意外之财。但这种态势也留下了冗余和无利可图的建设项目：空置的公寓、闲置的机场、过剩的煤炭厂和钢铁厂。这反过来又导致利润下降、增长放缓以及主要经济部门的债务恶化。 在整个2010年代，党国定期发放新的贷款，试图阻止经济放缓。但许多企业只是利用宽松的银行贷款为现有债务再融资，而没有为经济增加新的支出或投资。 这些企业最终变成了贷款成瘾者；与任何成瘾者一样，需要不断加大剂量才能产生递减的效果。 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失去了活力，因为僵尸企业仅靠债务维持生存：这是 "资产负债表衰退" 的典型案例，在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经济繁荣结束后席卷日本的状况。 然而，正当这些困境在2010年代初日益为业内人士所觉察时，官方媒体却对其进行了审查，从而放大了林毅夫那种乐观评估。 与此同时，在西方世界，华尔街的银行家和企业高管有理由压制更多的怀疑性分析，因为他们继续通过吸引投资者进入中国来获利。 因此，在中国经济进入自市场改革时代开始以来最严重危机的同时，却是无限高速增长的幻想占据了主导地位。 中国政府早就知道必须采取哪些措施来缓解这一危机。一个显而易见的步骤就是启动再分配改革，提高家庭收入，进而提高家庭消费  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一直是世界上 。 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人们一直呼吁通过减少对出口和基础设施建设等固定资产投资的依赖，重新平衡中国经济，使其采用更具可持续性的增长模式。这促使胡锦涛和温家宝政府在2003至2013年期间推行了一些改革派的再分配政策，如新劳动合同法、取消农业税、将政府投资转向内陆农村地区等。 但是，由于既得利益集团（国有企业、以及靠建筑合同和国家银行贷款为这些项目提供动力而繁荣发展的地方政府）的重压，以及受益于这些再平衡政策的社会群体（工人、农民和中产阶级家庭）的无力，改良主义并未扎根。 胡温时期在减少不平等方面取得的微小成果在2010年代中期后就被逆转了。最近，习近平明确表示，他的 "共同富裕纲领" 不是要回到毛泽东时代的平均主义，甚至也不是要恢复福利主义。相反，它是对相对于资本的 ：增加国家在科技和房地产领域的影响力，并使私人企业家精神与更广泛的利益保持一致。 党国一直在为这一严峻形势所带来的社会和政治影响做准备。 在官方政策演讲中，"安全" 已成为最常提及的词汇，令 "经济" 黯然失色。现任领导层认为，通过加强对社会的控制、铲除不受控的精英派别、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的国际舞台上采取更加"自信"的姿态  即使这些措施会加剧发展问题  “也能在经济衰退中生存下来”。 这有助于解释2018年取消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权力集中在习近平手中、以“反腐” 为名的不懈铲除党内派系、日益强大的监控国家的建设，以及国家合法性基础的转变：从经济增长民族主义热情。 当前的经济疲软和威权主义强化都是不易逆转的趋势。事实上，它们是中国过去四十年不平衡发展和资本积累的必然结果。这意味着它们将继续存在。 #China #Economy #Nationalism #Statecapitalism #Postglobalis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