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一位曾在武汉病毒研究所开展研究的外国科学家丹妮尔·安德森近日第一次分享了她在病毒研究所的BSL-4（即P4）实验室工作的
唯一一位曾在武汉病毒研究所开展研究的外国科学家丹妮尔·安德森近日第一次分享了她在武汉病毒研究所的BSL-4（即P4）实验室工作的细节。安德森是一名研究蝙蝠传播病毒的专家，在武汉出现首个新型肺炎病例的几周前，她就在那里工作。
现在就职于墨尔本彼得·多尔蒂感染与免疫研究所的安德森，从2016年开始与武汉的研究人员合作，当时她是杜克-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生物安全实验室的科学主任。她的研究聚焦于为什么像埃博拉和尼帕这样的致命病毒不会在蝙蝠身上引起疾病。这对武汉病毒所正在进行的研究是一个补充，武汉病毒所为她提供了资金鼓励国际合作。
安德森说，“这并不是说它（武汉病毒所BSL-4实验室）很无聊，而只是说它是一个常规实验室，与任何所有高防护实验室的工作方式一样。人们现在所说的并不是事实”。在专家们认为新型冠状病毒已开始传播的时候，安德森就在武汉。在2019年末一段时间里天天报到，使得她密切接触了在武汉病毒研究所工作的许多其他人。作为唯一的外国人，安德森很显眼，她说那里的其他研究人员很照顾她。“我们一起去吃饭，我们在实验室外面见过面”。
该实验室于2018年正式开始运转，从在那之前的第一次探访开始，安德森就对这个实验室印象深刻。这座地堡式混凝土建筑具有最高的生物安全等级，那里的空气、水和废物在过滤和消毒后才能排出。安德森说，该实验室对控制正在研究的病原体有严格的章程和要求，研究人员接受了45小时的培训才能获得在实验室独立工作的资格。进出实验室步骤严密。出去尤其复杂，既需要进行化学淋浴也需要进行个人淋浴。这些规定在P4实验室中是强制性的，不过安德森指出了与她工作过的欧洲、新加坡和澳大利亚的类似场所的区别。武汉实验室使用一种定制的方法每天制造和监测消毒剂。这是一个让安德森受到启发并在她自己实验室中也引入的系统。她通过耳机与实验室指挥中心的同事保持联系，以保证持续沟通和安全警惕这些步骤旨在确保一切正常。
此前《华尔街日报》披露的一份报告称，该实验室的三名研究人员于2019年11月入院，伴有类似流感的症状。不过安德森说，2019年底前，她在武汉研究所认识的人里没有谁生病。此外，该实验室有一个程序可以报告与所处理病原体相应的症状。她说，“如果有人病了，我想我会生病，但我没有。在接种疫苗之前，我在新加坡接受了新型冠状病毒检测，结果是从未感染过”。不仅如此，安德森在武汉的许多合作者也在12月底去了新加坡，参加一个尼帕病毒会议。她说，当时没有任何有关某种疾病席卷了实验室的传闻。“没有风言风语，科学家们是很八卦和感兴趣的。就我看来，当时并没有什么会让你觉得这里发生了一些事的异样”。
不过安德森也表示，这并不是说病毒不可能是从那泄漏的。她说，非典病毒（SARS）后来就曾几次“跑出”安全设施。如果说有证据表明这种事故产生了新型肺炎，那么她“可以预见可能发生什么事…我没有幼稚到会说出绝对没有这种可能性的话来”。然而，她仍然认为该病毒最可能来自大自然。鉴于研究人员花了近十年的时间才确定SARS病原体来自自然界的何处，安德森说，尚未发现造成了这次疫情的“证据确凿的”蝙蝠也不足为奇。
安德森说她不知道每个人在2019年底时都在做什么，因为武汉病毒研究所太大了。安德森相信没有病毒是被故意制造出来感染人并故意释放出来的。安德森称，理论上，在实验室里研究一种功能获得技术的科学家有可能不知不觉地被感染了，然后无意中感染了社区中的其他人。但没有证据表明这种情况发生了，安德森认为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获得以这种方式创造一种病毒的授权通常需要层层审批，并且这种工作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安德森说，就算这种功能获得研究工作获得了批准，实现也是很难的。该技术被称为反向遗传学。
安德森在新加坡的实验室是率先从中国境外新型肺炎患者中分离出新型冠状病毒然后进行培养的实验室之一。就算是对于一个习惯于研究冠状病毒、了解其生物学特征，包括它目标受体蛋白的团队来说，新型冠状病毒也是复杂而具有挑战性的。她说，试图制造一种新病毒的人不会知道这些关键的东西。而且研究人员研究的材料病毒的基本组成部分和基因指纹，最初并不具有传染性，因此需要大量培养才能感染人类。
不过，安德森确实认为需要展开调查、一劳永逸地解决该病毒的来源问题。
（彭博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