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车 BU 迟林春回应与日系品牌合作：希望把产品赋能到各个车企

华为车BU迟林春回应与日系品牌合作：希望把产品赋能到各个车企华为智能汽车解决方案BU市场与销售服务部总裁迟林春今日在回应“华为车BU与日系品牌合作”的传闻时称，华为车BU与很多车企都有合作，肯定希望把产品赋能到各个车企。“我们与很多车企签了合作定点之后，很多车企不愿意现在就去宣布，最终将以官方发布为准。不管是合资品牌、自主品牌，或者海外品牌，我们推出多种合作模式也是为了方便客户选择我们的产品。”（财联社）

余承东：华为没必要下场造车

余承东：华为没必要下场造车华为常务董事、终端业务CEO、智能汽车解决方案BUCEO余承东近日接受专访时重申华为不造车，并对华为智选车业务模式的商业逻辑做了全新阐释。根据潇湘晨报报道，余承东说：“华为没有必要下场造车，问界就是华为生态汽车，通过成立问界生态汽车联盟，选择少数几家车企加入，强强联合、共同开发，把体验打造到极致，做好产品区隔，共同抓住汽车行业变革的时间窗口。”他补充道，华为紧密合作的车企会在一两年内率先走向盈利，并且会成为中国盈利最好的车企之一。余承东还回应了近期关于华为与赛力斯合作的一些误读，并表示华为对赛力斯的投入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是在增加，并强调在智选模式下，受益最大的一定是与华为合作最早、积累最深、产品型号最丰富的赛力斯。谈及市场竞争时，余承东也表示，华为主要做中高端产品，不会涉及20万价位以下市场，未来希望是大家一起做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此外，对于华为车BU要在2025年实现盈利的目标，余承东表示要达到这个目标，华为得先帮车企卖100万台车。“我们希望智选和HI模式的量都能起来，智选的量可能会更大。不管哪种模式成了，我们都能成。”在余承东看来，汽车各个部件的智能化升级是未来中国与美国汽车品牌竞争的核心。未来2至3年是智能网联汽车窗口期，华为必须抓住最后的时间窗口。“一个人是打不过的，要几个兄弟一起打，这就是我们成立生态联盟的原因。我相信和华为合作最紧密的这几家车企，会是少数能活到最后的企业”，余承东说。

搭载华为高阶智驾的车售价低于 30 万都亏损？华为车 BU 回应

搭载华为高阶智驾的车售价低于30万都亏损？华为车BU回应据第一财经，23日，华为常务董事、消费者BGCEO、华为车BU董事长余承东在问界新M5发布会上表示，“这个行业太卷了，我们降成本压力很多，因为现在搭载华为高阶智能驾驶系统的车，售价低于30万都是亏损的。”迟林春强调说，现在的电动车产业整体盈利水平都非常低，包括没用华为智驾系统的车企，这是因为行业本身内卷所致。一位接近华为的人士向记者表示，华为车BU录用了大量顶级的技术人员来实现技术的突破，人力成本大约比行业同类公司高1倍，这决定了华为车BU只能做收益更高的高端产品。

【华为已邀请4家智选车合作车企共投合资公司，车企正在评估与准备】

【华为已邀请4家智选车合作车企共投合资公司，车企正在评估与准备】华为智选车四家合作伙伴都收到加入新合资公司邀请，除了长安汽车#公告外，其他还在认真评估与准备中。华为与车企有三种合作模式，分别是标准化零部件供应模式、HI模式（HuaweiInside）以及鸿蒙智行（原“华为智选模式”）。鸿蒙智行是华为参与度最深的一种合作模式。华为智选车合作伙伴包括北汽、赛力斯、江淮、奇瑞等。华为希望打造一个由汽车产业共同参与的电动化智能化开放平台，这些智选车合作伙伴被认为是入股合作对象。（澎湃新闻）

华为已邀请 4 家智选车合作车企共投合资公司，车企正在评估与准备

华为已邀请4家智选车合作车企共投合资公司，车企正在评估与准备11月28日，从知情人士处获悉，华为智选车四家合作伙伴都收到加入新合资公司邀请，除了长安汽车公告外，其他还在认真评估与准备中。华为与车企有三种合作模式，分别是标准化零部件供应模式、HI模式（HuaweiInside）以及鸿蒙智行（原“华为智选模式”）。鸿蒙智行是华为参与度最深的一种合作模式。华为智选车合作伙伴包括北汽、赛力斯、江淮、奇瑞等。华为希望打造一个由汽车产业共同参与的电动化智能化开放平台，这些智选车合作伙伴被认为是入股合作对象。（澎湃新闻）

经济日报：民营经济促进法值得期待

经济日报：民营经济促进法值得期待经济日报文章指出，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民营经济不仅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也是创新发展的动力源泉。要用立法让民企吃下“定心丸”，补齐民营经济发展中的短板弱项，把政策举措确定下来并发挥作用。全国两会在即，有关民营经济立法的话题再度引发关注。就在几天前，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共同组织召开民营经济促进法立法座谈会，听取民营企业代表和专家学者对立法的意见建议。会上，有关负责人关于“民营经济促进法起草工作已正式启动”的表述，让人们对这部法律有了更多期待。近年来，中央出台的保护民营经济、优化营商环境的政策文件大多没有实现法律化，一些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及规章等，在法律位阶和效力上仍然较低，这也进一步凸显了民营经济立法的紧迫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