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一件两年前发生的事情。
讲一件两年前发生的事情。2020年，疫情刚刚在武汉爆发，有一天我接到同事的求救电话。他妈妈是阿兹海默晚期患者，平时住在养老院里，10多天前开始发烧，连日输液不见好转。那天，养老院的院长给他打电话，说老太太情况恶化，催着赶紧带去医院再查查。同事推着轮椅到医院后傻了眼——那时候还没健康码之类的，需要填写各种健康承诺、出行地、测体温，关卡重重。同事孤家寡人，没有亲戚可倚仗，一个人带失智的母亲去看病，根本搞不定。于是我赶去医院帮忙，看完病后我们问医生能不能住院。医生说，病人已经从感冒烧成了肺炎，而现在根本不可能让肺炎患者住院，哪怕不是新冠。说完他又叹了口气，说：“我这种小医生没权限给你们开住院单的，你要是认识主任领导什么的，可以去问问。”我们哪里认识什么主任领导？只能推着轮椅回养老院。没想到，院长领着几个人，像老母鸡一样张开双臂，把我们拦在养老院门口。她说：“现在是疫情期间，你妈在医院进进出出的，又是肺炎，养老院里其他老头老太已经闹过几次了，你们不能进来了呀，怎么不去住院啦？”然后还有个人，劈手夺过我手上的检查单，翻了翻说：“你看看，这个指标那么高，已经心衰了呀，反正你妈不能住进养老院了，你们快回医院去。”在这情境下，我们面对5个大妈，有如诸葛亮附身，慷慨陈词，摆难处讲道理，现在我就记得同事的一句话了——“我可以写个证明的，任何责任我来担”。这事情的结果是，院长心软了，又把他妈妈放进去了。然而不到一小时，同事又被养老院叫回去了：“你快回来呀，你妈人走了”。两年后的今天，我们被困在上海，同事突然跟我感慨说：你说我妈算不算死得其所啊？我说什么意思？他说，如果这些事发生在今天，会比两年前还要苦100倍吧。就这一个月里，在每一句“不计代价”的用语背后，在每一个在拍脑袋的决策背后，这幕前所未有的荒诞剧里，有多少比这个苦100倍的故事在发生。两年前的这件事我从来没讲过，但我现在觉得，应该要讲一讲——我们当时以为的至暗时刻，现在回头看竟是夜幕刚刚拉开。我本来一直觉得行胜于言，但从今天开始我不会再沉默了，即使改变不了也不会忍气吞声，我要把看到的一切都写下来，让所有人看看我们所过的是什么生活。从今天开始，老子看到了，就要到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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