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一个女孩儿，她17岁那年，在同一个月的同一个星期，先后被三个男人性侵。

我认识一个女孩儿，她17岁那年，在同一个月的同一个星期，先后被三个男人性侵。她和我说过一句话，她说17岁那年的冬天，带给她最大的后遗症，就是在她彻底厌恶性以后，一夜之间懂得了男性的目的，从此以后，她在生活里看见每一个异性，都会以标签类型划分，她太清楚那些人想从她身上获得什么，同时又太明白他们会愿意为了这个目的付出什么。在这个过程里，她开始同时交往、约会很多个男孩儿，我们聊天时谈论起她交往的每一个人，她只会描述关于他们能够给她带来什么。她告诉我，17岁那一年，她突然就懂得了和男性相处的奥秘，即是抛出一点信号，这个信号是一种橄榄枝，意味着打开一个窗口，“因为男人不会为了不可能得到的东西而付费，哪怕是购买AV碟片，他们也一定有具体的目的，例如提供一种射精时的性幻想。而且在大部分时候，他们只偏爱免费的。”打开窗口以后，就需要提出具体的要求，如何提才能得到，怎么提才能得到更多，更重要的，是“永远不能让他们真正得到你，因为得到了，付费的意识就一定会减弱，直至消失。”我问她这些年有喜欢过她感情里的任何一个人吗，她说有，有过一个，可是从知道喜欢的情感存在的那一刻起，她就注定明白这会是一桩赔本买卖，因为爱一个人就是不断妥协、再妥协。这太不划算，所以她选择不要爱情。她总是告诉我，这些年来她最爱在感情里扮演不谙世事的天真小女孩，因为她明白，在所有正常的恋爱关系里，没有人能允许自己的女友从一开始就是带着强目的性的想要借着他们往上爬，那些迫切地向上的野心，还有想要得到点什么的那一面，是不允许存在的，他们只允许存在幼稚的部分，可算计和野心决不允许。小女孩儿可以贪，可以要，唯独不可以野心勃勃。我们都很清楚这是一种绝对男性凝视下的叙事，可如果她在做的事情，却是利用这种叙事获得她想要的东西呢？以我从书中读来的经验教训，这应该是错误的，是不对的，是助长他们的男性凝视一再成立的。很多时候我听她讲她的故事，我都在想，我是不是该劝劝她，劝她不要这样，又或是劝她换一条路，可是每一次话到嘴边，我都不知道该如何说出口。她说她很明白她今天所拥有的一切里有多少部分来自于她的外貌红利，又或是我喜欢用的那个词——“女性红利”，可是她太想往上爬了，她想踩着那些人上去，走到最上面去。她都明白，她甚至比我更清楚她在用什么交换什么，她提供一种幻想，提供一种女性的特质，然后用这些东西换取她想要的，钱，或是捷径。在面对她的时候，我总是什么话都说不出口，我看着她升学、工作，越来越接近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女性角色。有时候她会和我自嘲她在他人眼里的独立女性形象，她觉得可笑，因为她很明白自己在感情里扮演的那个有些娇憨的小女孩儿角色意味着什么——一种更弱势、更需要“男性”给予援助的漂亮女孩。她很在意我们的看法，又或是说，她身边女性的看法。很多时候我都觉得她是个绝对的矛盾体，因为她明明精于算计，却偏偏对女孩儿毫不设防，舍友偷她东西、串通其他人给她使绊子，她也说句算了就算了。在和女性的相处角色里，我总觉得她似乎又在担任她关系里给予那一方的男性角色，她给我们很多，太多了，我生日时收到的Prada手袋，和平时她转来的钱，总让我觉得她在寻找一种缺口去填补。她时不时会问我们，你讨厌我吗？我说不会的，她说那就好，那太好了。三月末的某一天晚上，她电话告诉我，当年性侵她的那个男人消失了，听说是坐牢了。她在电话里嚎啕大哭问我要怎么办，她说她等了很多年，一直想等到自己足够有能力的那一天起底他、把他送进监狱，可是她还没有亲手把他送进去，他就那样凭空消失了，周围的人都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她问我，说你写了那么多关于女性主义的稿子，关于metoo的稿子，你会觉得我做错了吗？我依旧什么话都说不出来，我不知道该说点什么，我感觉那些主义那些名词那些我应该强调的关于独立、关于我们应该走出自我的道路的话，我一句都说不出口。她从没说过她没得选，她总说自己知道自己在走一条不对的路，她说她感觉自己像一个赌徒，她每一次都在想，自己能一次又一次地仅仅靠提供幻想就能得到她想要的东西吗？她甚至会觉得自己能够拥有今天的一切，是过于幸运了。我说一定不仅仅是幻想，一定有更多的部分。其实作为身边的人看她，我总觉得那些博弈一直在多多少少的消耗她的灵气，她不是没有能力，不是不够独立，可是她习惯了通过迎合一部分的叙事和审美去获得一些东西，以至于自我的部分在减弱。可是那天晚上我一直在想，过去我们谈论女性主义，谈论一种宏大叙事下的关于作为一个主义者应该坚守的某种集体道义的时候，这个世界仍旧有那么多具体的人，她们有那么多具体的苦难，那些人，又该怎么办呢？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在当下立刻、马上抛却现有的一切独善其身，成为条例里的女性主义者。可如果最终目的是一样的，如果走在前端的人能照亮后方的路，我们是不是也许可以不那么苛责一部分具体的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