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规模裁员”的王健林，会是下一个许家印吗？

“大规模裁员”的王健林，会是下一个许家印吗？有接近万达集团的人士称，6月前集团将开启大规模裁员，以降低人员成本。万达系也同时通过质押融资、减持套现等方式四处“扑钱”。曾经意气风发的万达和王健林，会重蹈恒大和许家印的覆辙吗？万达商管短期债务激增根据最新市场消息，万达集团正在与国内主要银行商讨境内贷款的无还本续贷方案，核心诉求在于希望修订原有的债务偿还条件，延长境内借款的本金偿付时间。一位银行人士解释称，如果企业想申请延付银行贷款本金，一般有两种方案。一种为无还本续贷，即借新还旧，“银行内部再走一次申请审批流程，银行先出一笔钱垫付之前的借款”，另一种就是借款展期，即延长借款时限，期间继续按时偿还对应的利息。万达集团这一举动，被外界视为公司的流动性压力已经非常严峻。在日前举行的内部会议上，王健林也坦承万达遇到了阶段性的困难。那么万达集团到底到了多艰难的地步，才会出此下策？根据大连万达商管集团（以下简称“大连万达商管”）财报显示，截至2023年一季度，大连万达商管的短期借款为68.04亿元，同比增长1450%，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730.37亿元，同比增长338%，合计负债近800亿元，而公司持有的货币资金为304.67元，根本无法覆盖短期债务，现金短债比仅约0.38。大连万达商管主要负责万达集团在商业管理领域的布局，万达集团另一主营业务则主要放在上市平台万达电影。财报资料显示，截至2023年一季度，万达电影的短期借款为31.33亿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8.96亿元，公司持有货币资金36.54亿元，同样不足全额支付短期债务。值得注意的是，万达地产集团此前已被列为“老赖”。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显示，万达地产集团在4月20日被上海二中院强制执行，涉及金额超10亿元，公司因未履行义务进而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并被限制高消费。王健林重蹈许家印覆辙？大连万达商管的短期负债之所以会激增，是因为公司将珠海万达商管集团（以下简称“珠海万达商管”）的股权回购款列入到该项进行统计。这也是目前万达集团头上最大的一把悬顶之剑。2021年3月，万达集团将大连万达商管里的物管和商管业务分拆成立了珠海万达商管，借由为第三方项目提供品牌、设计、建设和运营服务并从中分成。资料显示，2022年，珠海万达商管商业运营收入为271.2亿元，主营业务利润129.84亿元，总资产228.86亿元，净资产72.33亿元。以此估算，珠海万达商管资产占大连万达商管的3.84%，却贡献了近55%的营收。珠海万达商管的轻资产模式被王健林寄予厚望，其很快就启动了赴港上市的进程，于2021年10月首次递交招股书。在此之前，王健林还发动朋友圈引入了22位明星投资者，包括碧桂园、腾讯、蚂蚁、中信资本等，投资额380亿元。当时，大连万达商管还与投资者签订了对赌协议，主要涉及两条内容：一是业绩承诺，珠海万达商管2021年至2023年实际净利润分别不低于51.9亿元、74.3亿元及94.6亿元，二是保证上市时间，珠海万达商管需要在2023年前完成上市。然而让王健林始料不及的是，珠海万达商管的上市之路颇为坎坷，首次递表以失效告终。2022年4月和10月，公司拿到证监会的“小路条”后两度递表，但始终没能等到“大路条”，最近一次递表也于今年4月失效，也就是说，珠海万达商管连续三次IPO申请均无疾而终。对于珠海万达商管递表多次遇阻的原因，香颂资本董事沈萌分析认为，作为与商业地产密切相关的业务模式，经营稳定和预期对政策和市场具有高敏感性，因此对于潜在投资者来说有不确定的风险。一旦珠海万达商管无法在今年底前成功上市，其或会陷入与恒大地产回A对赌失败的相似局面。从王健林个人角度来看，他或也会和许家印一般面临投资者的诉讼而走上被执行人的位置。2020年，因为借壳深深房回A失败，恒大地产1257亿元战略投资者签订补充协议转为普通股，43亿元权益战略投资者的本金则由中国恒大现金支付后回购。但是2016年至2017年期间，恒大地产获得的战略投资总额高达1300亿元。近日，有不愿转股同时未获得回购款的投资者还是将恒大告上了法庭。5月12日中国恒大公告称，中国恒大、其附属公司广州凯隆以及中国恒大控股股东、执行董事许家印成为被执行人。开启裁员万达系“扑钱”自救在第三次递表失效后，万达方面曾回应媒体称，目前上市申请材料失效并不影响公司在香港联交所的上市进程，公司会尽快按香港联交所要求更新提交申报材料，目前上市进展正有序推进。王健林则在日前的内部会议上表态称，万达不会躺平更不会破产。不过沈萌则指出，虽然今年3月境外上市新规正式落地实施，但对于企业投资风险的管理并没有放松，在备案制下，即使珠海万达商管再次提交申请，如果相应的投资风险没有得到有效的机制化解或管控，仍然会面临巨大压力。留给万达集团的时间不多了。高压之下，公司开始从多方面展开行动，挽救颓势。在公司内部，降本增效成为关键词。有接近万达集团的人士称，6月前集团将开启大规模裁员，保守估计比例约30%，高管可能会降职降薪，此外高管空缺的岗位不再补员，公司原则上只出不进。在外部，万达系开始四处“扑钱”，以缓解流动性危机。一方面，今年1月，王健林及其一致行动人将手里持有的万达酒店65.04%的股份，悉数质押给了新加坡主权基金淡马锡及其旗下公司，以换取淡马锡旗下公司提供的贷款融资。若按万达酒店当时的股价估算，这部分被质押股份总估值约为8.6亿港元。万达系还重启了已经暂停多时的海外融资，大连万达商业是首家在2023年恢复离岸资本市场融资的内资民营企业。今年1月和2月，大连万达商管分别发行了一笔4亿2年期和一笔3亿3年期的美元债券，票息率均高达11%，资金用途为现有债务再融资。3月，大连万达商管拟申请发行60亿元小公募债，不过却遭到了证监会的问询。除了质押融资、发债外，万达系还通过在二级市场减持套现。今年3月，万达电影控股股东万达投资一致行动人万达文化集团率先通过大宗交易减持了2%的股份，套现约5.83亿元。一个月后，万达投资又宣布拟减持3%的股份，按当日股价估算预计可套现约9.53亿元。此外，有市场消息称，王健林已经多次奔赴东北，华中等多地的城市，与当地政府接洽给予支持，但是效果并不乐观。王健林曾说，做首富不是他的目标，他的目标是做世界一流的跨国企业。只是目前来看，万达集团离这个目标还有一段漫长且曲折的路要走。文 新浪财经徐苑蕾...PC版：https://www.cnbeta.com.tw/articles/soft/1360271.htm手机版：https://m.cnbeta.com.tw/view/1360271.htm

币安会成为下一个FTX吗？

币安会成为下一个FTX吗？FTX倒下之后，市场的焦点迅速转向世界上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币安会成为下一个FTX吗？或者是下一个摄氏网络、三箭资本、BlockFi或Terra？币安正释放出巨大的危险信号，比倒台前的FTX更显眼。被称为“CZ”的币安CEO赵长鹏表示，自己的公司没有总部。这种说法乍一听上去很现代，但似乎是想让人们忽略币安已被禁止在多个国家开展业务这一事实。公司的财务状况则更是一言难尽。尽管币安是全球最大、表面上最具公信力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但该公司未能提交经审计的收入、利润和现金报表。 相反，CZ只通过一个可疑的“准备金证明”系统来披露公司的资产，如果不同时披露公司的负债，这个系统的存在就毫无意义。按照CZ的说法，资产负债表的这一部分根本不存在。他曾在推特上表示， “我们没跟任何人贷过款。” 意味着这家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并没有做过基本的会计。更糟糕的是，币安甚至可能没有一份正常运转的资产负债表。路透社的一份分析报告显示，币安的备案文件是一个“黑匣子”。 最令人担忧的细节是，币安的前CFO周卫，在他三年的任期里，从未经手过公司账目的全貌。套用一句币圈谚语，“应该没事”。加密货币相对于传统金融的一大好处是更高的透明度，但CZ等许多币圈领袖似乎太过透明了：总在社交媒体上做信息披露。 就像SBF几次在Twitter上说漏嘴、暴露了自己的罪行一样。CZ也一直犯类似的错误。 在宣布成立“加密货币行业复苏基金”（该基金最近确认将收购旅行者集团的资产，后者是一家将1/3资产投入庞氏骗局的公司）后，他删除了一条对旅行者集团“表示极大兴趣”的推特。更引入注目的是，几天前，当CZ在TwitterSpace上直播时，说的话似乎又证实了DirtyBubbleMedia的推测——他们怀疑币安及其美国子公司在洗钱以逃避美国法律监管。在FTX崩溃之前，怀疑论者早已开始质疑加密货币精英们其实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FTX和AlamedaResearch的倒台让他们的推测更加可信。这些加密货币精英早先令人不安的言论和行径终于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FTX前COO兼首席风险官ConstanceWang在加入FTX之前，曾表示自己在瑞士信贷（一家因风险管理差劲而声名狼藉的机构）的风控工作“令人厌烦”；FTX的首席监管官DanielFriedberg曾协助掩盖赌博网站UltimateBet的作弊丑闻，且有录音为证。 这些危险信号已经存在多年，但直到FTX帝国崩溃，才终于广为人知。同样的剧本可能会在币安这里重演。作为广受关注的加密货币实体，FTX却由一群不可靠且缺乏经验的人经营——梦想一夜暴富的生意人、因渎职而被开除的前华尔街人士，或者更常见的：倾家荡产梭哈高风险资产的赌徒——比如CZ。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CZ告诉记者，他在打扑克时被人说服投资加密货币，不久之后，就“为了买比特币卖掉了公寓”。币安另一位更加神秘的联合创始人何一，在加入这家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之前，曾是旅游卫视的主持人。当然，这些执掌币安的人只是币圈可疑人士中的冰山一角：加密货币网红MichaelSaylor被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控告会计欺诈，加密货币公司Circle的创始人杰里米·阿拉尔曾因违反证券法被调查。就在最近，加密货币公司Nexo的创始人因“监管不够明确”而退出了美国市场，却不小心透露他的生意模式像银行，像对冲基金，也像换汇所。Nexo的母公司是一个设在保加利亚的小额贷款公司，很难让人相信该公司有能力管理如此复杂的金融实体。更让人担忧的是，为FTX、币安等加密货币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机构ArmaninoLLP已宣布停止为Nexo服务。显而易见，十多年多去，加密货币行业仍然充斥着欺诈行为。传统金融业至少在努力实现某种程度的稳健。 过去十年，金融业不仅在强调减少风险，也在努力少做蠢事。作为金融中枢的银行如今的资本规模几乎是2008年次贷危机之前的两倍，此外它们还被要求必须持有足够的股本，以平衡因资产突然变成有毒资产而造成的所有损失。这些变化大都源于国内和国际机构的监管要求：美国国会通过了《多德-弗兰克法案》来划分金融行业中存在争议的领域；国际清算银行推出了第三轮《巴塞尔协议》，以求改善金融稳定性。依靠这些法律法规，世界各地的政府都在努力消除金融灾难。新冠疫情期间，市场波动能得到有效遏制，说明这些举措至少目前还算有效。但加密货币一直在制造金融混乱。目前还没有哪种传统金融里能够防止灾难发生的规则、法规和保护措施被应用到加密世界。加密货币原教旨主义者相信，这是去中心化金融的特性，不需要被修复。如果这一点得不到改变，下一场金融骗局不仅注定会发生，而且很难被发现。作家DanDavies在《为钱撒谎》（LyingForMoney）一书中，创用了“雪球效应”一词：金融欺诈有滚雪球的趋势，在短时间内呈指数级增长。 戴维斯写道：“……任何增长异常迅速的东西都需要被仔细审查。”任何追踪欺诈行为的金融历史学家都能发现，不光是加密货币的价格出现了指数级增长，提供加密货币交易的个人资产净值也出现了快速增长，这无疑值得警惕。加密货币财富的史诗级增长是庞氏骗局最明显的迹象：币安自己发行的加密代币“BNB”价值在飙升，CZ的资产净值很快就会攀升至数十亿美元。多年来，美国政府并没有对币安的迅速崛起袖手旁观。 联邦政府的探员们一直在盯着CZ和其他币安的高管，想抓住他们的把柄。展开调查四年后，美国司法部的许多官员认为，凭借已有证据证明已经足以“采取积极行动”。但其他人则想等收集到更多“证据”之后再采取行动，他们希望让币安暴露更多底牌，以求一击毙命。无论如何，对于地球上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来说，时间已经不多了。而且，无论执法部门做什么，币安——以及任何如黑盒般神秘的加密货币公司的最终结局——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容易预判。回顾金融历史，不难发现，如果想要绕开央行，摆脱安全保障和监管，结果如何显而易见。 当然，币安的拥趸们仍然相信，自己一定是那个例外。本文来自宏观专栏作者Concoda，华尔街见闻编译。...PC版：https://www.cnbeta.com.tw/articles/soft/1338057.htm手机版：https://m.cnbeta.com.tw/view/133805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