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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封控的生活平淡地继续,上学的上学,上班的上班。一周之后,北京突然宣布取消封控。得知这个消息,一位编辑给晓祺发来信息:真的放开了,你们年轻人太棒了。而柯柯更倾向于认为当时北京的疫情已经处在失控边缘,看起来是顺应“白纸”民意,实际上是把没有预案的放开和可以预料的超额死亡责任转嫁给“白纸”。他觉得“白纸”的作用是有限的,在诉求的实现层面,可能还没有因为生活无以为继直接和警察发生冲突的草根民众产生的影响大。
一年了,一切恍如昨日。无论何时潜入回忆,我依然能清晰地感受到那晚的温度、那晚的激愤、那晚的不安……一场完全陌生的政治实践,就这样突然降临,造成的精神余震足以影响我一生。可地震在破坏的同时也意味着重构,新的可能正在孕育,时间会证明这件事情。
我是导演plato,2022年11月我在上海亲历了11月26日晚上的抗议活动,这是我在中国第一次参与政治性事件,也是第一次在中国喊出自己的政治诉求。时隔上海乌鲁木齐路抗议一周年之际,我制作了这部《乌鲁木齐中路》纪录片,记录了个人参与到这场抗议中的经历与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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