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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县城体制内女性找对象难,反倒是一个积极的社会变化,因为这意味着在这样基层的社会,也开始有新女性不愿意固守传统的婚恋模式,不肯将就,而坚持更高的婚恋质量和生活品质。问题不是她们“要求太高”,而是当地男性的素质整体低于女性,无法自我调适,响应这样的需求。
虽然欢庆的气氛似乎暂时冲淡了对疫情的忧虑,但它还是深远地影响了中国人“团圆”的过年传统;与此同时,那些好不容易久别重逢的亲人们相聚时,也发现了彼此之间更多的隔阂
从这一意义上说,女性的解放并不只是自我解放,也是对男性的解放,他们也可以放下“不够男人”的包袱,可以成为自己想成为的样子。
如果你是“堂会记者”,或者“红圈律师”,那一定可以过得很滋润,甚至赚得盆满钵满。真正难过的,是那些被新闻理想毒害的记者,比如越来越濒危的调查记者,以及那些太把法律当回事儿的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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