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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中,很多中国人对死亡这个事情非常忌讳。平时遇到出殡队伍会觉得晦气,去墓地更是要做足辟邪措施。如果你闲着没事干跑去墓地,长辈多半认为你是犯了神经病,还会担心你撞邪。这就造成了一个有趣的悖论:很多中国人最讲究敬重祖先,但嘴上说得好听,一年到头也就清明时节去拜一趟祖先——当然,很多人会说自己心里有,不过我内心存疑。
如果一个时代,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在机缘巧合下以暴发户的模式实现阶层跨越,那么这些时代宠儿的根基与命运,也是极其脆弱的。
在我听过的蠢话里,“中国十几亿人难道挑不出11个踢球的”绝对排得上出镜率前十。在我年少时就常常听到这句话,如今在网络评论区里,很多人仍将它挂在嘴边。但很可惜,它一点逻辑都没有。打个比方,晚清时有几亿人,能开眼看世界的又有几个?看过几天足球的人都知道,足球水平高低,从来就跟人口没有直接关系。如果非要跟人口扯上关系,那么唯一的专业参考标准是“足球人口”。
三年后的今天,他在镜头前只剩下无奈和迷惘。他不愿再提起“乡下土猪拱城里白菜”,反而说自己不想成为做题机器,对自己的应试技巧很反感,甚至因此厌恶考试,不想再考研。对于未来,他也充满悲观,因为大学乃至大城市的许多事情跟自己想象中不一样。
公务员只是一种工作,考公当然没有问题,但一个国家成为考公大国,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背后都有社会问题存在。有俄罗斯学者曾经说过,世界历史上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现代化模式,一种是“以人为主体的现代化”,另一种是“以人为代价的现代化”。在后一种模式中,“体制内”会被视为最靠谱的职业,因为政府是最大的雇主,甚至是唯一的雇主。
无论市场还是政治权力,它的分配都需要基于社会成员的契约。这种契约是道德约束,用于将强者与弱者、富人和穷人联系在一起。这本质上也是自由精神的体现,即自由基于契约——而不是许多中国人曲解的“自由就是为所欲为”。这种自由的基础,是对权力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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