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读不同国家和地区防疫政策的时候,其实一个关键的逻辑是,代价和收益。每个国家都会基于这样的原则决定自己的防疫策略。但具体到代价
在解读不同国家和地区防疫政策的时候,其实一个关键的逻辑是,代价和收益。每个国家都会基于这样的原则决定自己的防疫策略。但具体到代价的评估上,就会有巨大的差异。这里的关键是,自由的成本是多少,西方国家的政体会把自由的成本算的高一些,那么有人会矫情,没有生命了自由还有什么意义,但一切也是可以量化的,所谓生命价值,是生命长度乘以生命质量,自由对应着生命质量,多少人一天的自由,可以对应一条人命的代价,听上去很不正确,但决策本身就是一种尽可能寻求最大共识,最大综合收益的过程。西方民众对自由的估价高一些,所以很多以自由为成本的措施实行不起来,题外话,一些反智主义泛滥和阴谋论也是影响公众配合政府策略的因素,这也是自由的一个副产品。那么东亚国家和地区,和西方相比,自由成本会相对低很多,典型如新加坡,就可以实施一些相对严格,苛刻的政策,用相对苛刻的政策遏制反智主义的负面影响。中国台湾地区其实也类似新加坡。而朝鲜是一个极端,自由的成本为0,领导人的安全价值无穷大。中国大陆好歹自由成本不是0,但也近乎于0,不过近乎于0,比起0来也是无穷大,所以中国和朝鲜,还是有明显区别的。但中国可以实施的策略,西方实施不了,中国可以忍受的封锁,西方忍受不了。这就是自由代价的评估差异。那么当病毒致死率足够低的时候,连新加坡的决策价值天平也转向解禁的时候,中国仍然还在采用苛刻的封锁,恰恰是体现了这种评估价值的巨大差异。东西方无数互相无法理解的事情,根源都是对自由的价值评估,天壤之别。西方认为中国面临崩溃,是因为他们不敢想象如此限制自由的行为,人民是怎样承受的,而自信的国人认为西方面临崩溃,是无法想象政府面对公共灾难居然无法做到令行禁止,有效约束社会行为。双方都站在自我价值观上,认为对方蠢透了,没救了。我其实是偏保守的,倾向于东方文化,我前面也提过,我认为为了公众安全,为了集体利益,让渡个人权利,牺牲一些自由,也是合理的,值得的。但我这种偏保守,是相对西方价值观。所以我更倾向于新加坡这样的政府管理模式。最后,在中国各地,对自由的价值评估也是有所不同,比如作为西化风气最盛的上海,是中国大陆对自由价值评估最高的地区。但也仅仅是限于大陆地区里,相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依然是近乎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