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慎坤：全国人大一口气公布了五部新修法案的征求意见稿，其中《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新增的一些条款反响强烈，受到民间广泛质疑。特

蔡慎坤：全国人大一口气公布了五部新修法案的征求意见稿，其中《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新增的一些条款反响强烈，受到民间广泛质疑。特别是在公共场所或者强制他人在公共场所穿著、佩戴有损中华民族精神、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服饰、标志的。1949年后，国人穿什么衣服就是个政治问题，旗袍不能穿，西装更是腐朽的必须抛弃。发展到文革服饰简直高度统一，文革后期乃至改开之初，稍微有点个性的穿著都被视为「奇装异服」，连裤脚尺寸小了一点都躲不过锋利的剪刀。不要小看对著装的管控，这很可能又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在任何时代，在一秒钟内看到本质的人，和花半辈子看不清的人，命运或许大不一样。一个时代的改变，不可能冀望于统治者的自我觉悟。如果不愿随波逐流，又没有勇气与之抗争，便只有死亡或逃亡两种选择。《阿甘正传》里的阿甘说，「你若遇上麻烦，不要逞强，你就跑，远远跑开。」「生命就像一盒巧克力，结果往往出人意料。」立法管控著装，不禁想起了喜欢穿旗袍的张爱玲，从某种意义上说，张爱玲就是缘于「著装不正确」而远走美国，如果留在大陆，谁知道她能不能熬过历次残酷的政治运动。有一个广为人知的说法是，当年的张爱玲因为太爱上海，谢绝了众人规劝留在上海迎接解放军，只是没过多久就后悔了。1951年上海召集文艺界人士开会，张爱玲身穿深灰色旗袍，外罩网眼绒线衫，虽然坐在后排，也未发言，但在几乎统一的蓝色和灰色海洋里，这副旧上海女人的打扮，还是使她成为「异数」。会后，在新上海主管文化宣传工作的首长夏衍同志找她谈心，说「今后还是变一变装束吧，你穿中山装或列宁装也许会更好看」。次年即1952年春，张爱玲告诉其弟，「连旗袍都不准穿了，暴风雨就要来了。」张爱玲说：「人民装那样呆板的衣服，我是不会穿的。」1952年7月，32岁的张爱玲，只身在烈日下走过了宝安县罗湖桥来到香港。在她身后，上海公寓里的流言与传奇，被铺天盖地的标语和口号湮没，她的身影则在他乡渐行渐远。她想活得真实一点，无需遮掩、无需躲藏，她想用自己的天赋，给自己挣得一份安稳，但那一年，很多中国知识分子都面临了选择：跑还是不跑？她观望过、犹豫过，也尝试过，实在没有一点点可以退缩的空间，终于，她一走了之。

池建强和冯大辉

池建强和冯大辉我这个频道一直以来都不爱评价个体，这可能是第一次。我就直接说好了：池建强和冯大辉是新时代的胡锡进。今早在朋友圈看见池建强的关于文心一言，大概意思是大家对于百度的容忍度太小，少一点讽刺，多一点鼓励。大家嘲讽百度只是因为文心一言垃圾吗？难道不是因为垃圾的搜索引擎，医疗事件，把sd开源项目包装成文心一格，再内嵌一个翻译软件？大家当然可以容忍一个刚刚起步的软件，但不能容忍一个只能在发布PPT的骗子。至于冯大辉是典型的连岳式经济学，比如：公司如果996，怎么办？珍惜吧，你还有996的价值。这和马云996是福报基本上是一个理论。最近那位35岁哲学系硕士找不到工作，冲上话题。没错，公司不欠你什么，社会也不欠你什么，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下，年纪越大性价比越低，公司一定会选择性价比更高的选择，这是自由市场的自由选择。大多数人在大厂工作，然后等着年纪慢慢变大后被裁。也就是因为这样，为什么要996？既然知道年纪大的人在大厂不被裁的人是少数，那为什么还要天天死磕在工作上，不早点下班做点自己的事情。冯大辉永远就是那套非常低级的经济学常识，认为要是设置了最低薪水，公司都要破产。可在设置了最低薪水后，并没有看见血汗工厂倒闭，更多是老板咬咬牙继续。这些动不动就说“好心办坏事”的经济学大佬们，怎么解释这一现象?当然可以说，如果最低薪水设置太高，那公司真得有可能破产，但这和真实的世界相差太远。在中国社会，劳资双方极其不平等的情况下，如果不设置最低薪资，老板只会极限压制员工。如果被裁，那也是员工不够努力，然后经济学大佬们又会出来说：这是自由市场的自由选择。可为什么国外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有最低薪资的设置呢？是这些国家不懂经济学，还是没有中国这些新媒体经济学大佬懂行？这涉及到市场的信息流动速度等多个变量，因果链条也远不止一个环节，有许多值得讨论的地方。说人话就是：如何设置最低薪水，给哪些人设置，给什么工作设置，标准是多少，是需要思考的，而不是简单说：设置最低，工作就没了。就是两个搅屎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