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地得|樱花又开了:走出恨意,从接纳樱花开始

最大的收获,就是不会随大流地去“恨”什么抽象的力量。“恨”很容易,也很廉价。樱花开了,我也不会去恨樱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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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第九大城市达拉斯的市长宣布叛党,从民主党变成共和党,让美国大城市难得地出现一个共和党市长。达拉斯是民主党铁盘(拜登赢得65%选票),他如果是共和党候选人根本不可能选上,达拉斯市政委员、郡管理委员都是民主党,他换成共和党也干不了什么事,纯碎就是为了自己以后的政治前途着想:他已连任过一次,不能再连任,想当得克萨斯州一级官员就要变成共和党,但共和党选民现在很极端,是不会信任这种前民主党的,最终也没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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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骚扰性别暴力的萌芽开始得可能比很多人想象中都早,而且可能很多年幼的女孩子早早就经历过来自同龄人的骚扰了。但是回忆国内的中小学,但凡不被举报的性骚扰、霸凌,老师基本不会插手。这些加害的男孩子很少被教育,而我作为曾经的受害者,也有过一段颇为复杂的历程和体验。我四年级的时候,被学校选拔去参加语文竞赛。那时候下午放学,学校会把选拔出来的那批学生叫去主楼边另一栋用于课外活动的楼最顶楼多功能厅集体培训。有一次培训得比较晚,大概到五点多才结束,我是一群人里面最后一个走的。夏天五点多的天还很亮,楼道里夕阳普照,跟不安全沾不上一点边。我穿着学校的夏季校服——短袖+明黄色的背带裙(以前小学的校服真的过于可爱了),一个人背着书包从顶楼走楼梯下去。走到四楼的时候,看见四楼的乒乓球室里有两个男生在打乒乓球,他们看见我,突然就停下走了出来,拦住打算下楼梯的我。在女生发育得比男生早的小学时期,眼前这两个素不相识的男生都比我高不少,感觉他们至少得高我一个年级。他们紧紧挡在我面前,我试图闪到一边穿过去,都被他们用手拦住了。然后其中一个人用凶狠又坚定的语气看着我说:“你要想过去可以,但是你得先把衣服全脱了给我们看。”我当下整个人就呆住了,完全不知道应该怎么做,他们看上去也完全没有要放过我的意思,我知道在那个点,那栋楼里根本不会有其他人在,整个学校都没有多少人在了,如果呼救的话也不一定有人能听见,更不知道会不会激怒对方。我僵在那里一动不动,低着头一声不吭。可能因为气氛有点尴尬,这两个男生大概也不是惯犯,突然都不知道怎么办了,僵持了一会其中一个人又开口说:“或者你叫我们一声哥也行”。我当时觉得很委屈,但是眼前的情况也没有别的解决方法,我连头都不敢抬,轻轻地叫了一声哥,然后就从他们身边走了过去。这次他们没有拦我,我一开始还假装自己很镇定,慢慢走下台阶,发现他们也没有追上来之后,我就开始狂奔,甚至恨不得直接跳窗逃跑。我忘记我当时到底有没有哭,反正是吓得够呛,冲出校门后就躲进一个小卖部里面等我爸来接我。回家后我跟我妈说了这件事,后来也跟班主任说了,但是因为我不知道那两个人的名字,追查起来也很难(一个年级有12个班六百多号人),大人只跟我说今后不要一个人下楼,然后尽量别去那栋楼里。我后来心里一直过不去,很想知道到底是谁这么对我,他们还会不会这样欺负别的落单的晚回家的女孩,我始终觉得他们一定得知道自己做错了而且必须付出代价。抱着调查的目的,我甚至开始去接触我们学校的“流氓”团伙,通过借他们作业抄去取得信任,他们会带着我一起逃课去学校边上的城中村打台球或者拍大头贴,我总在找机会套话或者通过多接触寻找可能再遇见那两个男的的机会。当然经过了一个学期的努力,除了培养出跟混混们的友情(或者说获得保护?)以外收获无几,但是也听闻到他们是怎么在学校里面霸凌其他(跟他们的女朋友有间隙的)女生。可能因为从来没有亲临那些霸凌现场,这些人的脸并没有被代入那些场景里,所以我对自己与危险同行并没有太多自知。那时候我小学五年级了,觉得自己仿佛半个道上人。在试图为自己声张正义的同时越走越歪,我甚至做不到跟老师反映他们霸凌别的女生的事情,因为我开始接受自己是他们的朋友这个新的身份。有一次我们逃课被老师抓住,班主任把除了我以外的人叫去当着全班面罚站跟训话,说他们把我带坏,我当时坐在座位上坐立不安,但是看到其中一个一边罚站还对我wink了一下,我甚至觉得有点心动,回到家还跟我妈说我觉得自己好像早恋了,总之就是亲身体验了一把未来可能搞得起黑社会的leader的charisma。后来这一整段孽缘也随着升学考后我跟所有人分道扬镳宣告结束,我也从来没有知道那两个男生的名字,不知道他们长大以后变成了什么样的人,有没有作恶,会不会受到惩罚。但其实我更希望的是,当时我跟学校老师说的时候,他们能更把它当一回事,能做一些全校的教育,教育男生什么是不可以做的,而不是单教育女生哪里不能去、不能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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