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说这次疫情是中国公民社会东山再起的良机,不如说它是曾经的公民社会运动的回光返照。
处在风声鹤唳的政治压力下,香港的公民社会组织不得不自我了断。我们上期关注的支联会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近一个。今天我们继续关注香港,看看本来多元的公民社会和公共空间,是如何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溃败的,而这背后又是谁在主导。
真正的公民社会反制权力而不依附权力
写下这篇文章时,距离12月2日站在丹棱街(海淀区法院地址)支持弦子诉朱军案开庭,已经过去了48小时。在这48小时里,我经历了非常多的情绪:激动、感动、兴奋、悲伤,到后面的愤怒和苦闷。我因为看到的年轻人感受到希望,又为当下所处的现实环境感到伤感与无奈——就像是在一个不断升起浓浓黑雾的世界里,一群人在缝隙里想要寻找一丝丝光亮,光亮是那么亮,而能照到的黑暗既深又远……微博上有人说,那些未能达到的,不敢看,也不敢想。 而此时此刻,身体以及记忆带来的情绪依然在那10个小时丹棱街的冲击中久久不散,回味悠长。
有关部门不能为了“外防输入”,就采用掐断海外中国公民回国之路的错误办法。像防贼一样阻止自己的公民回国,这是懒政行为,更是严重的政治错误。
事实上,“乖孩子”澳门的公民社会意识正于近年逐渐形成,尽管未有近似香港的曝光率,但如2014和2016年,都曾爆发社会运动。而近一两年,一系列在香港采取的管制手段,如取消议员资格、在国安委增设中联办顾问等,都在澳门重现。
就此而言,中国社会仍有很多地方没做好准备。如果疫情常态化,那就需要像日本应对地震那样,有一套一旦出现突发事件从上到下都知道怎么做的应急方案。然而,即便是像武汉这样吃了新冠大苦头的城市,日前做全民核酸时,不少地方仍是人贴人地排队,情形之混乱甚至还不如上一回,就好像没有经验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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