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竭尽全力向民众灌输一个观点。资本家的财富就是整个民族的财富。即使是伦敦东区最贫穷的爱国者,一想到英国的财富和工业。便会不

资产阶级竭尽全力向民众灌输一个观点。资本家的财富就是整个民族的财富。即使是伦敦东区最贫穷的爱国者,一想到英国的财富和工业。便会不由自主地挺起胸膛。 岳麓版高中历史选修三 出自恩格斯《论英国工人阶级现状》: ……他们穷,生活对于他们没有任何乐趣,他们几乎一点享受都得不到,法律的惩罚对他们也再没有什么可怕的。他们为什么一定要克制自己的欲望,为什么一定要让富人去享受他们的财富,而自己不从里面拿一份呢?无产者凭什么理由不去偷呢?当人们谈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时候,一切都讲得很冠冕堂皇,资产阶级听起来也很入耳。但是对没有任何财产的人来说,私有财产的神圣性也就自然不存在了。金钱是人间的上帝。资产者从无产者那里把钱抢走,从而真的把他们变成了无神论者。如果无产者成了无神论者,不再尊重这个人间上帝的神圣和威力,那又有什么奇怪的呢!当无产者穷到完全不能满足最迫切的生活需要,穷到要饭和饿肚子的时候,蔑视一切社会秩序的倾向也就愈来愈增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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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说,专政将是 “把无产阶级组织成统治阶级”。但这是一个完全矛盾的说法! 如果无产阶级已经成为统治阶级,它就不再是无产阶级,

「列宁说,专政将是 “把无产阶级组织成统治阶级”。但这是一个完全矛盾的说法! 如果无产阶级已经成为统治阶级,它就不再是无产阶级,不再是无财产。这意味着它已经成为了老板。 此外,只要有一个统治阶级,那就意味着有被统治的阶级;也就是说,必需有保持或成为无产阶级的阶级。阶级划分将继续存在。 而对这个谜题的唯一解释是,统治阶级将由无产阶级的少数人构成,他们将剥夺目前的资产阶级少数人的权利,并在政治上统治和经济上剥削所有其余的人,即 被剥夺权利的旧阶级和大多数无产者,他们将保持这种状态,并将继续处于受支配的地位。」 这篇文章发表于1921年 《"国家与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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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评论 回复《""》列宁主义实际上是建立在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基础上的;特别是列宁主义的先锋主义和民主集中制的思想。

转评论 回复《""》 列宁主义实际上是建立在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基础上的;特别是列宁主义的先锋主义和民主集中制的思想。 尽管是比任何人都更多地使用这种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说辞,但列宁主义者自己很可能没有认识到,他们从根本上说是唯心主义者。他们的阶级分析充其量是有缺陷的,他们的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完全相悖,实际上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大敌。 认为某些人 即使他们曾经是工人 被提升到了省市长的地位,仍然能与工人阶级“有关“,更不用说成为无产阶级意识的唯一 "代表"了, 这不正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那种天真的唯心主义吗? 唯物主义分析最明显的结论应该是这样的:一旦工人因获得(政治/经济......)特权而不再是工人,不再需要为生计而工作,"工人"就不再是工人;他们的物质条件已经改变,他们的阶级利益已经改变,他们的意识形态也将发生同样的改变;他们现在将是新的(即便是"红色")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但不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 列宁主义是彻底的、从根本上说是一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对于列宁主义者(也包括它的变种,如斯大林主义、毛泽东主义)来说,工人阶级只不过是一个拜物教的对象,他们想利用工人阶级来提升他们自己,获得并巩固他们对工人阶级的权力。 从马克思的言论(在“纲要“中)似乎可以看出,这种唯心主义,这种有缺陷的阶级分析,一种经济还原论,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也许不完全是列宁的“创新”。 #Leninism #State #R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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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读者评论 法西斯主义者最初是由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无产者组成的, 也是其中之一,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采取了 。当时他们

转读者评论 法西斯主义者最初是由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无产者组成的, 也是其中之一,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采取了 。当时他们并没有立即得到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支持,直到他们开始在阶级斗争中为富人阶级提供服务,如破坏罢工和保卫私有财产。 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纳粹党(NSDAP)的前身是民主行动党(DAP),由一群工人和退伍军人组成的,甚至受到资产阶级国家的怀疑(希特勒最初是作为间谍认识他们的)。纳粹党并不是在克虏伯家族的支持下才出现的,而是在克虏伯家族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它的大部分早期成员,如希特勒、罗姆等,都是在德国一战战败后失去地位的人。 事实上,逻辑层面上,法西斯主义甚至可以是一场革命运动,一场挑战大资产阶级和旧社会势力的运动。毕竟,它首先是由无产阶级化和贫困化的社会大众联合起来的,他们的地位的丧失就是金融资本的责任。在此你可以找到对法西斯主义反资本主义成分的解释,包括第三立场主义,本质上是革命社会主义 。 纳粹党试图改造社会,扼杀金融资本的力量。第三立场主义因素虽然在党内并不占主导地位,但它代表了党员的一些共同情绪 - 由于大资产阶级的政策,党内的广大阶级都面临着地位的重大损失。 然而,但是,却,纳粹党的政策并不是革命性的社会主义发展,相反,它是阶级合作。它并没有取消阶级落差,而是建立了一个有凝聚力的制度,他们认为这个制度可以取消阶级利益的对立,从而使他们“团结起来“。这就是纳粹党所说的建立民族共同体/volksgemeinschaft。根据党内希特勒派的意愿,1933年《授权法》颁布后,这一政策在纳粹党掌权后得到了巩固。它倾向于允许大资产阶级和旧势力加入他们的联盟并使之制度化。而革命派则肯定会试图摧毁旧秩序。所以纳粹党事实上是反革命的。 之后的事情众所周知,为了消除大资产阶级盟友的疑虑,并使他们对党的控制具体化,希特勒派组织了1934年的长刀之夜,暗杀了恩斯特罗姆和纳粹冲锋队领导层,以及格雷戈尔·斯特拉瑟和其他第三立场主义者。 在殖民关系被彻底摧毁之前,那些其生活水平是由殖民超额利润换取的 “劳动阶层“ 是不可能革命的。劳动阶级中最主要的革命部分是被殖民者,对他们来说,资本主义的矛盾和推翻资本主义的必要性是最显而易见的。广义上的“共产主义”,特别是反法西斯主义,必须有利于这些群体。殖民地人民在反法西斯运动中的角色必须是保护被殖民者免受殖民者的暴力侵害。 任何声称打击法西斯主义的基础力量,,并支持反对这种分工的运动!如果你忽视了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物质性的、而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放下那些主义先!),你就会把它让给资产阶级自由派,让父权制及其意识形态继续制造忠实的法西斯走卒。【再次强调:自由派和自由意志主义几乎没有什么关系了,如果必需给这些人定义一下的话,他们更像是财产权主义/Propertarianism,而不是Libertarianism】 只要全球帝国主义和殖民秩序依然存在,法西斯主义就会继续抬头。只有当法西斯崛起的条件被摧毁时,它才会真正被打败。 #antifascist#不可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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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 (有简要编辑)自由派公知们需要一场阶级旅行

转帖 (有简要编辑)自由派公知们需要一场阶级旅行 的脑洞和中国自由派几乎一模一样 所有议题最终都变成老生常谈、最大的本事就是指责别人。 俄罗斯自由派精英的枪口主要瞄准两种人: 1、быдло,意为“心甘情愿当牛做马的人”,你可以把它翻译成“奴才”。相当于在中国人称之为的“粉红”和/或“岁月静好派”。这些奴才被当权者欺骗、被剥削和抢劫、然后被抛弃。自由派称这些人“活逼该”。 2、Совок,这个词不太好翻译,它的意思是指与苏联有关的一切,是个咬牙切齿的贬义词。英语里面有个词叫“苏维埃人/Sovieticus”,也许可以说是最接近Совок的翻译了,虽然不完全准确。在中国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毛粪”- 所谓的怀旧主义者但非革命者。 俄罗斯自由派认为 “正是” 那些粉红岁静奴才和怀旧主义者 “让今天的世界变得如此操蛋的”……哈哈。是不是和中国的自由派公知非常像呢?同样的自作聪明,同样的推卸责任,同样的小骂大帮忙。 所谓活逼该的 быдло/奴才只是别无选择,而Совок三十年前就死了,正是被自由派自己所声称代表的东西所取代的。自由派不仅占据了这个位置,而且在普京的手下得到了支持,成就了这些自由派精英自己的事业和财力,这正是为什么他们这帮人现在拥有这种特权可以WW3迫在眉睫的火苗子底下逍遥地坐在伦敦市中心温馨舒适的豪华大house里面翻着白眼咒骂那些留在国内的“奴才”是“活逼该”。 自由派的结论也是完全意料之中的,他们认为:只需要让“那帮奴才”因“加速”而受苦,加深受苦的深渊,当奴才们厌倦了舔沙皇的靴子时,他们就会推翻普京主义,然后自由派们就可以从伦敦回来,带领所有奴才,教他们如何思考和理解 “他们的” 。当然,演讲台至少要布置在一家美味舒适的餐厅里。 然而,倒是那些老一辈的自由主义者,也就是统俄党的明星高层,有经济能力停留在震惊和迷惑中。那些中青年人,没有时间吃类似的高级牛排、没有时间在西方资产阶级社会的机构里喝专属咖啡,也没有时间成为一名IT专家,作为真正的“聪明人”,而现在却要排着长队站在他们自己宣扬的 “” 的门槛前摇号儿。他们站在那里,发现这个“天堂”里有足够多的当代艺术策展人,却没有他们,现在他们唯一可用的生存方案是回到集中营,独自品尝自己的所有魅力、作为一个人类的需求、以及阶层的所有限制。 是的,没有人真心实意地愿意去做 “奴才” 永不停歇地清洗、服务、整理,而士绅们则坐在他们豪华的巨大餐桌前举着名酒 “沉思”:关于灵魂,关于命运,关于这个时代和这个世代的“所有其他人类”。 自由派公知们告诉世界,他们的职责是创造文化,产生意义,而 “苦力”的命运是刷洗马桶。但为什么呢?谁任命你们为所谓 “国家的良心”?谁在肯定你们不是国家的屎?只是自由派自己。 趾高气扬的暴发户们曾经也穷过,他们中很多人亲自走过那些阶层,从苍蝇馆子到豪华餐厅,如果有记忆,他们会记得痛楚是什么样子的。事实是,被自由派称之为奴才的人也并没有爱上马桶。没有人愿意去洗马桶。但必须有人去洗马桶。其中一些人是不得不去洗,并不是因为那是他们的“天职” 恰恰相反,这是统治者为了推动某些人的耻辱心、 ;而自由派精英们的功能就是在自傲于“良心”的香槟杯前为可怜的马桶先生们提供一些适度的哀叹。 不,这个世界不需要假惺惺的哀叹。这个世界需要“你”,就这一次,离开餐厅,走进“野蛮人”的队伍,。就像你们所有人和我们所有人一样的人类,带着同样的梦想,渴望可口的食物,期待享受好的时光,梦想着做自己喜欢的事,而不是被迫为喝你血的人当牛做马。 今天,至少在俄罗斯,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一个破碎部分有了一个独特的机会,可以进行一次阶级旅行,深入资本主义的现实;体验一把 “流浪汉” 的地位,以及使人/人民处于这种地位的制度。品味关于你自己。最后,回到你自己身上。 我相信这一经历将成为人文主义者和革命者的真正学校。也只有这样,才能挽回其多年来对法西斯主义的膨胀的特权式睁眼瞎;它的傲慢;它虚构的荣耀感。 #Liberals #Revolution #Russia #China #NeoliberalCapit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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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田能手: OO: 554 XX: 21

种田能手: OO: 554 XX: 21 汪汪猫: 在阶级固化的社会环境当中,富贵的确是可以传家的,他们占据了最优厚的资源,最好的环境,最佳的条件,最多的试错机会,更不用说已经筑牢了阻挡后人攀登的高墙,试问我们草根阶层凭什么能和他们竞争? OO: 292, XX: 10 蛋友8fb0b6ba200ac8: 真实的富不过三代,爷爷辈万元户,爸爸辈资产几千万,但叔伯有十几亿的,到自己这辈资产过亿,但兄弟里面已经百亿市值。被兄弟叔伯拿来当反面教材。 OO: 178, XX: 2 不乏者: 既然是一句古话,就应该考虑古代的环境。 古代有个很重要的制度嫡长子继承制。富不过三代,说的是那些庶出的,只能分到很少的一部分财产,几代以后就穷的叮当响了,像刘备这样的皇族也要摆摊卖草鞋。嫡出的就不一样了,世家大族牢牢掌握了社会的大部分资源,连皇帝也要给几分薄面,比如弘农杨氏、琅琊王氏。 OO: 96, XX: 2 六学大师小凯哥: 盛宣怀:希望是这样啦 OO: 86, XX: 2 哈哈儿: 第一代创业,第二代开始享受闹出各种家庭矛盾的也不少,到第三代运气不好的负债几个亿很正常。当然,如果不太作的话,通常情况钱是花不完的。 OO: 13, XX: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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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以及对该帖的两部分回复。希望能由此将这一问题引入讨论(鉴于近日一位网络名人的死亡引起的关于厌食症等心理健康问题的话题)

转帖,以及对该帖的两部分回复。希望能由此将这一问题引入讨论(鉴于近日一位网络名人的死亡引起的关于厌食症等心理健康问题的话题) 人们对焦虑抑郁的刻板印象可能是这样的:“那些人”有足够的财富甚至可以逃避工作,但却没有足够的尊重或期望来对自己“应该做什么”有一个明确的概念,比如最典型的,珀西雪莱、拜伦勋爵、索伦克尔凯郭尔,等等。 亨利·列斐伏尔在《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中特别指出,克尔凯郭尔是资产阶级异化的典型例子,其结果是创造了存在主义哲学 我们必须通过意志力和信仰的飞跃来为自己创造意义。列斐伏尔认为,存在主义的焦虑总是某种异化的结果。当马克思将异化表述为 “我们与自己、彼此、劳动产品和自然分离时所经历的心理痛苦” 时,他所思考的是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下受苦受难的方式,但列斐伏尔将这一理论扩展到了更广的范围。最重要的是,当我们脱离了我们依赖他人生存的事实时,我们就被异化了 这是所有资产阶级的共同点。 承认这种依赖性会让我们意识到这些责任分配的不公正(根据阶级、性别、种族等进行的分配),而摆脱这种异化,则需要彻底改变生活方式,包括摒弃资产阶级道德中不可或缺的为个人自我服务的做法。这可能是非常难的。我认为,如果我们想让更多的人支持 ,认识到/理解到这种异化、特别是资产阶级的异化,是很重要的。 当人们与他人分离时,当他们的物质生活感到如此孤立和渺小时,他们就会感到痛苦,以至于不得不依靠精神信仰来给“自己”构建任何立足点,但又无法对自己的信仰充满信心,因此只能通过焦虑来与建立联系。无神论者会对类似的东西 。说真的,每位读过克尔凯郭尔的书的人都会知道他不是个快乐的人。他写过《焦虑的概念》、《恐惧与颤栗》。不过,他如果不那么自我迷恋,如果能承认主体间性的价值而不是纯粹的责任,而不是担心自己的所谓的独立道德(其实只是傲慢),也许就会好起来。 这就是为什么也许可以说西蒙娜德波伏娃算是存在主义典范中的佼佼者了,因为她认识到了即使是强者也需要认同和联系。她在《模糊性的道德》中写道,在等级森严的社会中,即使是暴君也会受到伤害,因为他们永远无法体会到真正的尊重,因为人们看到的总是他们的权力以及权力中隐含的威胁,而不是他们的整个人性。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应该暴力反抗暴政,因为个人主义是难以克服的,即使它是自我毁灭,但意识到这一点可以让更多人站在平等的一边。理查德-威尔金森(Richard Wilkinson)和凯特-皮克特(Kate Pickett)合著的《精神层面》(The Spirit Level)一书从经验角度支持了这一观点。我喜欢用斯宾诺莎的说法来表述:当一种欲望的满足蒙蔽了我们的其他需求,使我们无法感受到其他形式的快乐时,这种欲望的满足就会过度。 #厌食症 #抑郁症 #Mentalhealth #wellbeing #Philosophy 回复 1 我想谈谈治疗、自我疗愈/克服这种状况的可能性。 我认为朱迪斯巴特勒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思考框架。虽然最著名的作品可能是关于性别的社会建构,但是我更喜欢《自我陈述》一书。 书中写道:我们的精神生活是我们之前所有经历的产物,尤其是与其他人相关的经历。这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但它确实破坏了个人主义。尤其是,它解构了攻击自己和攻击他人之间的区别。如果我们的内部和外部生活是如此相互关联,那么攻击自己会使我们孤立,这难道有任何令人惊讶的吗?认识到他人在某种意义上存在于我们的内心,,尽管如果我们不喜欢他人的一部分,这可能会让我们感到不舒服,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真实,认识到这一点可以让我们对内心的一切更有同情心。自我憎恨和对他人的憎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们彼此相互促进。 抑郁和焦虑都来自于某种憎恨,通过自虐/攻击自己“合理化”孤立和异化,进食障碍只是所有形式中的一种。 我喜欢从德勒兹和瓜塔里的机械无意识的角度来思考自己不同部分之间的关系,即我们的思想是由更大的社会环境中相互交错的部分组成的。不过,我认为不同的是,我希望在它们之间进行协商并找到平衡,而不是通过让某些部分走向极端来进行“实验”从而做出改变。 我喜欢雅克·德里达在《友谊的政治学》(The Politics of Friendship)一书中对此的论述,要认识到自身中的 “他人”,从而认识到自身内部的错位,就要求我们成为自己的朋友,这使得友谊如此重要,以至于它削弱了任何潜在的自恋,因为通过把“自己”当作“他人”来爱,我们学会了更好地爱他人(以及我们自己)。 但这并没有解决具体的政治问题 缺失的方面是,我们必须把自己视为与我们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密不可分的一部分、是历史进程的一部分,而我们对这些制度的*感受是这一进程中非常真实的那部分,如果我们想忠于*自己,就必须对这些感受采取行动,而不是压抑它们。我仍在思考这对我自己意味着什么,正如列斐伏尔所指出的,这是大多数人都会失败的最后一关,但我们都可以尝试。 回复 2 我也希望能从疗愈角度思考这个问题。我始终强调,以角色标签如新移民、自媒体从业人员、独身者、甚至川粉等等的角度尝试评说这场死亡事件的方法,都在削弱此事当有的社会性意义。 其意义应该在于(再一次)提醒所有人,关于疗愈方法的选择如何至关重要。 传统的方法倾向于将心理问题视为疾病,将被心理困境所折磨的人视为病患。于是大量资金和精力投向对病理、病状的分析和研究,同时却受困于与“病患”的连接性不足。从共情层面就很容易失败。 为什么?因为这些方法建立于结构上的不平等。就如原帖所言之,异化是症结;于是疗愈需要反其道而行,抚平等级,重新创造连接。 我建议换一种方法。尝试退一步,以避免他者化为战略。也就是说不首先将这些心理问题定义为疾病,而是将他们视为对现实压力/现实问题的“反应” 视为当事人所寻求的 “解决方案” 的一种。 当然,结果已经证明这是 “最糟糕的解决方案”。但我们现在不去辩论它有多糟糕,而是退回到营造它的层面上 是什么样的压力状态/变故/影响,导致 “需要” 去寻求解决方案。 如果医学角度上让人感觉陌生,那我用政治环境来做个比喻。 奥匈帝国经济史学家卡尔·波兰尼在1944年出版的著名的《大转型》中,分析了各国如何应对“美好时代国际经济体系”的内爆。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仍在肆虐。在1929年华尔街崩盘之后,全世界的社会都在疯狂地试图克服失业率飙升和货币不稳定造成的混乱。波兰尼把这描述为一场 "双重运动"  推动社会再平衡和均衡,摆脱高度国际化的资本主义的自由放任经济,转向国家干预主义。这就是动因的层面。 从这个层面上,布尔什维克主义、法西斯主义、纳粹以及罗斯福和莱昂布鲁姆的社会民主主义,都是对 “解决方案” 的尝试,是对这同一困境的不同回应。在此它们具有同等的属性。(注:相关解释推荐“白纸”第8集) 而当前,全球正在面对一个新的 "波兰尼时刻" : 导致了各种保护主义情绪的兴起。伴随着大流行病而来的对流动性的日益限制和对供应链的担忧,只会加速2010年代开始的政治调整。 的经济停滞已经严重削弱了方案的可信度。 之间以及英国和欧盟之间出现了不断加深的商业竞争和地缘政治紧张。左派和右派的民粹主义运动现在都在对的一些方面提出质疑。 在所有这些领域,人们都呼吁保护自己免受带来的 。现在,“保护” 被广泛引用 - 不仅仅是在贸易保护主义的意义上,而且是在从和关于如何适应的讨论到关于产业政策和福利规定的必要性的辩论的方方面面。 换句话说,我们再一次到了“需求解决方案” 的时刻。2020年代初我们面对的困境看起来与波兰尼一个世纪前所研究的困境相似  政治风险也同样高。 而我们要想避免再一次落入纳粹和布尔什维克,就需要更高明的策略。 关键在于需要认识到,如果不能通过民主手段来约束资本主义,民粹主义的保守派思维在不满的工人中就无疑会变得更有吸引力,而专制的解决方案也会变得更有可能。换言,我们的工作重点应该是提升让解决方案的选择更多导向民主的外部条件,而不是专注于论述和宣传为什么专制手段是错误的。后者的效率相比下更低,源于它忽略了选取任何一种“解决方案”的结果都将由所有人共同承担和享用,通过立场的对立分裂人们的结果只是更加速推动了极端化的选择。就如将心理健康问题视为疾病那样,通过从根本上分裂了医与患,令施助者(医生)从 “承担决策带来的最大风险” 的位置上脱离出去,置身事外了,从而只是加深了异化。 再比如戒断互助组。组织者经常错误的认为亲和力、凝聚力、心理互助/心理按摩,可能更有效,于是他们倾向于安排参与者讲述自己的成功经验和心理挑战,互相鼓励,“加油”。然后就是,其他人要么出于礼貌鼓掌,要么早就走神了。因为什么?因为组织方将难以戒断视为“病态”,从一开始就将参与者他者化了,从根本上把参与者隔离出去了。事实上对每一种对成瘾物品的依赖,都是有原因的,由某种环境压力促成。戒断者必需能找到依赖的原因,拔除它,才能实现戒断成功。而互助组的最佳“疗效”应该来源于参与者彼此打开内心的那一瞬间的“连接”,即德里达所描述的,「认识到自身中的 “他人”,从而认识到自身内部的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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