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还喝白酒吗？过去几年，好多人在讨论年轻人还喝不喝白酒。其中有个大佬说了一句很著名的观点，他说等他们年纪大了就开始喝了。

年轻人还喝白酒吗？ 过去几年，好多人在讨论年轻人还喝不喝白酒。其中有个大佬说了一句很著名的观点，他说等他们年纪大了就开始喝了。 那究竟结果如何呢？其实事实很明显，不但年轻人不喝白酒了，整体上中国人喝白酒越来越少了。 这里有个公开数据。2016年，中国白酒产量达到最高点，1400万千升。2023年，产量只有700万千升左右。 腰斩。 虽然白酒行业营业额并没有降还在增长（因为白酒一直在提价，且大家更倾向于喝高价酒了），但实际消费的酒水量确实越来越少了。 这几年八项规定，严查酒驾等因素也在，不过主要还是老的喝不动了，年轻的不爱喝了。 这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当人均GDP达到一万美元后，烈酒销量普遍会降低。 酱酒比较特殊，十年来产量一直在增长，但我觉得它也救不了白酒产业。而且两年前酱酒也明显降温了。 以前领导们爱喝酒，酒桌上表忠心可以往死里喝。但现在领导们身体也扛不住了，还是打掼蛋比较养生。 年轻人本来也不爱喝白酒，因为烈酒入口也不好喝，需要很长时间的成瘾训练。他们喝奶茶咖啡东方树叶去了。

结束了在欧胡岛的愉快暴走一天，把东岸全部干了一遍。

结束了在欧胡岛的愉快暴走一天，把东岸全部干了一遍。 今天遇到一个中国上海老阿姨版的邓文迪， 是我的地陪司机加向导，一路上一直在聊她的 40 年奋斗历史，值得我为她写一篇文章那种程度了，好精彩。 时代的风，有时候对普通人是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有些时候是一座山，推不动的山。 对于这位阿姨，她的风是日本的前夫、美国的现任以及中国、日本、美国的繁荣。 一个 60 岁的人折射出全球化与中国改开的一代出国人儿啊。 一、 阿姨是上个世纪 80 年代初，刚刚改革开放不久，就去日本的一代， 在日本呆了 10 年，经历了日本最繁荣的时期。 怎么去的呢，真的很奇妙的姻缘，她的前夫是中日混血，在日本定居之后被派到上海考察中国市场， 然后遇到了当时很漂亮的她，当时就闪婚，然后上海结婚之后，去日本移民，直接拿护照。 在那边打工，赚日币，然后 5 年之后，回中国用外汇券买中国房子。 这位姐姐牛逼啊，当时就把自己的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一个弟弟，全部干到东京去了。 据她说，当时觉得东京风里都是钱，80 年代的中国工资一个月等于东京打工一天。 我说哪有这么夸张，她说当然有啊，打 3 份工，便利店厨房还有兼职文员，不要命的带着兄弟姐妹赚钱。 二、 大姐有钱了之后，就在上海买房，买房的契机在于外汇券、外汇房。 中国当时计划经济尚未全面开放物价，外国入境需要用外汇券购物，还有可以用美元买的房子。 当时 10 万一套的房子，哪怕外汇券买，也便宜的不得了，有钱了就兄弟姐妹合伙买房， 于是钱又滚起来了，在东京 10 年学会了日语，混的风生水起，一边炒房子，一边继续打工。 大姐没读书，所以一直干服务业，但是就是这么会来事儿，一边炒房，一边继续赚钱。 三、 大姐和她前夫感情破裂于她通过房子完成阶层跃迁之时， 前夫和她分居多年，当时是碍于要在日本永居，所以没离婚。 中途自己出来度假，来了一趟夏威夷，爱上了，直接决定，携巨款来夏威夷生活。 然后跟日本前夫说，好聚好散，财产切割，此时日本前夫并不知在中国有多少财产， 于是成功跑路夏威夷，几年之后，日本前夫癌症去世。 四、 在夏威夷，为了留下来，在当时 90 年代的时候，找了黑中介办理留学签证， 然后通过留学签证在中国商店、中国餐厅继续打工， 当时这大姐在国内已经很有钱了啊，她弟弟在她操盘之下，去了日本读博士，然后在日本定居，成为了日本的知识分子中产阶级家庭。 父母是上海人，去了不习惯，于是兄弟姐妹留在东京，父母还在上海。 在夏威夷的时候，单身 10 年的时候，认识了现在在一起 18 年的现任。 一个美国服役 30 年的白人海军上校，说当年非常喜欢亚洲姑娘，和前妻离婚之后， 在夏威夷基地工作的时候，在 party 认识的，然后就 Date，于是就开始谈恋爱。 五、 这位现任和她在一起 18 年，在一起 5 年之后帮助她拿到了护照， 看了照片，确实是美国真上校，现在定居夏威夷，70 岁的一个白人老头了。 在德州长大，然后去纽约生活上学，跟着父亲，然后当兵之后，30 年专门稽查海军税务的专业高级军官， 她和她老公去了 3 个月德州，她跟她老公说，要我还是要德州，你选。 于是老公和她一起来了夏威夷生活。 六、 现在大姐每天自由职业导游铁子，会开车，会讲日语，会讲英文，会说中文， 三个语言的人类都可以接待，而且还可以自己当司机，司机 + 导游双重身份， 很自由的选单子接待。 老公已经退休了，美国上校持续服役那种，待遇比较好，医生护士都是上门护理。 她后女儿 40 多岁，不经常来，好相处，她自己和她老公在夏威夷买了一个 100 多平的公寓， 她说现在老公都不知道她在国内的生意和资产情况，但是在一起 18 年，有默契了。 前个月刚刚有生命危险，然后现在脱离危险了，老头每天起来都要喝咖啡，6 点就醒了。 她不在家，就叫美国联邦派护工，在家就自己照顾。 现在在夏威夷 28 年，圈子里有很多军嫂朋友，还有很多亚裔朋友，算是夏威夷华人地头蛇一枚。 大姐说，以后你有中国朋友来，找我，提我，好使。 我说，好的姐姐。 七、 我问她和她老公的关系怎么样。 开车途中听她和她老公打电话，她老公在预约她的 Schedule，要和护工互补， 她说，她老公是天主教徒，但可以接受她是无神论，她老公是共和党人，说川普不是什么都坏。 她和她老公不讨论政治，她老公也不会告诉她投了谁， 她跟我说，在美国一定要时刻警惕，小心被抢被偷，夏威夷之外的一切地方，不要晚上出门。 我问，美国人也这样吗。 她说，当然啊，美国人更小心了，被抢被偷怕了啊，基本上美国很少有夜生活的。 晚上都在屋子里，和亚洲不一样。 夏威夷整个岛，100 万瓦胡岛上，6 万华裔，但是大陆人只有很少很少，大部分都是台湾和东南亚华裔， 但是韩国人和日本人超级超超级超级多，夏威夷一套别墅 500 万刀，全美有钱人都在这里来度假， 稀缺的海滩，给我指，这是 Sony 老板的，这是谁谁谁的，如数家珍。 又会说英文，又会讲中文，还有一个白人老公，我问她有没有种族歧视啊美国， 她说太多了，太多了，她都让她老公去交涉的。 以上，我震惊并长见识，时代的红利造就了一个上海版邓文迪的故事。 我想说，上海人到哪里，都改不了上海人的特质，还是洋气，还是要嫌东嫌西， 还是说普通话要加一个「呀」，好的呀、对的呀、这才对的呀，这才好吃的呀，这才是来享受的呀。 阿姨牛逼，上海人类牛逼，中国人的勤奋钻研也牛逼。 今天开眼了。

转帖，以及对该帖的两部分回复。希望能由此将这一问题引入讨论（鉴于近日一位网络名人的死亡引起的关于厌食症等心理健康问题的话题）

转帖，以及对该帖的两部分回复。希望能由此将这一问题引入讨论（鉴于近日一位网络名人的死亡引起的关于厌食症等心理健康问题的话题） 人们对焦虑抑郁的刻板印象可能是这样的：“那些人”有足够的财富甚至可以逃避工作，但却没有足够的尊重或期望来对自己“应该做什么”有一个明确的概念，比如最典型的，珀西雪莱、拜伦勋爵、索伦克尔凯郭尔，等等。 亨利·列斐伏尔在《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中特别指出，克尔凯郭尔是资产阶级异化的典型例子，其结果是创造了存在主义哲学 我们必须通过意志力和信仰的飞跃来为自己创造意义。列斐伏尔认为，存在主义的焦虑总是某种异化的结果。当马克思将异化表述为 “我们与自己、彼此、劳动产品和自然分离时所经历的心理痛苦” 时，他所思考的是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下受苦受难的方式，但列斐伏尔将这一理论扩展到了更广的范围。最重要的是，当我们脱离了我们依赖他人生存的事实时，我们就被异化了 这是所有资产阶级的共同点。 承认这种依赖性会让我们意识到这些责任分配的不公正（根据阶级、性别、种族等进行的分配），而摆脱这种异化，则需要彻底改变生活方式，包括摒弃资产阶级道德中不可或缺的为个人自我服务的做法。这可能是非常难的。我认为，如果我们想让更多的人支持 ，认识到/理解到这种异化、特别是资产阶级的异化，是很重要的。 当人们与他人分离时，当他们的物质生活感到如此孤立和渺小时，他们就会感到痛苦，以至于不得不依靠精神信仰来给“自己”构建任何立足点，但又无法对自己的信仰充满信心，因此只能通过焦虑来与建立联系。无神论者会对类似的东西 。说真的，每位读过克尔凯郭尔的书的人都会知道他不是个快乐的人。他写过《焦虑的概念》、《恐惧与颤栗》。不过，他如果不那么自我迷恋，如果能承认主体间性的价值而不是纯粹的责任，而不是担心自己的所谓的独立道德（其实只是傲慢），也许就会好起来。 这就是为什么也许可以说西蒙娜德波伏娃算是存在主义典范中的佼佼者了，因为她认识到了即使是强者也需要认同和联系。她在《模糊性的道德》中写道，在等级森严的社会中，即使是暴君也会受到伤害，因为他们永远无法体会到真正的尊重，因为人们看到的总是他们的权力以及权力中隐含的威胁，而不是他们的整个人性。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应该暴力反抗暴政，因为个人主义是难以克服的，即使它是自我毁灭，但意识到这一点可以让更多人站在平等的一边。理查德-威尔金森（Richard Wilkinson）和凯特-皮克特（Kate Pickett）合著的《精神层面》（The Spirit Level）一书从经验角度支持了这一观点。我喜欢用斯宾诺莎的说法来表述：当一种欲望的满足蒙蔽了我们的其他需求，使我们无法感受到其他形式的快乐时，这种欲望的满足就会过度。 #厌食症 #抑郁症 #Mentalhealth #wellbeing #Philosophy 回复 1 我想谈谈治疗、自我疗愈/克服这种状况的可能性。 我认为朱迪斯巴特勒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思考框架。虽然最著名的作品可能是关于性别的社会建构，但是我更喜欢《自我陈述》一书。 书中写道：我们的精神生活是我们之前所有经历的产物，尤其是与其他人相关的经历。这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但它确实破坏了个人主义。尤其是，它解构了攻击自己和攻击他人之间的区别。如果我们的内部和外部生活是如此相互关联，那么攻击自己会使我们孤立，这难道有任何令人惊讶的吗？认识到他人在某种意义上存在于我们的内心，，尽管如果我们不喜欢他人的一部分，这可能会让我们感到不舒服，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真实，认识到这一点可以让我们对内心的一切更有同情心。自我憎恨和对他人的憎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们彼此相互促进。 抑郁和焦虑都来自于某种憎恨，通过自虐/攻击自己“合理化”孤立和异化，进食障碍只是所有形式中的一种。 我喜欢从德勒兹和瓜塔里的机械无意识的角度来思考自己不同部分之间的关系，即我们的思想是由更大的社会环境中相互交错的部分组成的。不过，我认为不同的是，我希望在它们之间进行协商并找到平衡，而不是通过让某些部分走向极端来进行“实验”从而做出改变。 我喜欢雅克·德里达在《友谊的政治学》（The Politics of Friendship）一书中对此的论述，要认识到自身中的 “他人”，从而认识到自身内部的错位，就要求我们成为自己的朋友，这使得友谊如此重要，以至于它削弱了任何潜在的自恋，因为通过把“自己”当作“他人”来爱，我们学会了更好地爱他人（以及我们自己）。 但这并没有解决具体的政治问题 缺失的方面是，我们必须把自己视为与我们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密不可分的一部分、是历史进程的一部分，而我们对这些制度的*感受是这一进程中非常真实的那部分，如果我们想忠于*自己，就必须对这些感受采取行动，而不是压抑它们。我仍在思考这对我自己意味着什么，正如列斐伏尔所指出的，这是大多数人都会失败的最后一关，但我们都可以尝试。 回复 2 我也希望能从疗愈角度思考这个问题。我始终强调，以角色标签如新移民、自媒体从业人员、独身者、甚至川粉等等的角度尝试评说这场死亡事件的方法，都在削弱此事当有的社会性意义。 其意义应该在于(再一次)提醒所有人，关于疗愈方法的选择如何至关重要。 传统的方法倾向于将心理问题视为疾病，将被心理困境所折磨的人视为病患。于是大量资金和精力投向对病理、病状的分析和研究，同时却受困于与“病患”的连接性不足。从共情层面就很容易失败。 为什么？因为这些方法建立于结构上的不平等。就如原帖所言之，异化是症结；于是疗愈需要反其道而行，抚平等级，重新创造连接。 我建议换一种方法。尝试退一步，以避免他者化为战略。也就是说不首先将这些心理问题定义为疾病，而是将他们视为对现实压力/现实问题的“反应” 视为当事人所寻求的 “解决方案” 的一种。 当然，结果已经证明这是 “最糟糕的解决方案”。但我们现在不去辩论它有多糟糕，而是退回到营造它的层面上 是什么样的压力状态/变故/影响，导致 “需要” 去寻求解决方案。 如果医学角度上让人感觉陌生，那我用政治环境来做个比喻。 奥匈帝国经济史学家卡尔·波兰尼在1944年出版的著名的《大转型》中，分析了各国如何应对“美好时代国际经济体系”的内爆。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仍在肆虐。在1929年华尔街崩盘之后，全世界的社会都在疯狂地试图克服失业率飙升和货币不稳定造成的混乱。波兰尼把这描述为一场 "双重运动"  推动社会再平衡和均衡，摆脱高度国际化的资本主义的自由放任经济，转向国家干预主义。这就是动因的层面。 从这个层面上，布尔什维克主义、法西斯主义、纳粹以及罗斯福和莱昂布鲁姆的社会民主主义，都是对 “解决方案” 的尝试，是对这同一困境的不同回应。在此它们具有同等的属性。（注：相关解释推荐“白纸”第8集） 而当前，全球正在面对一个新的 "波兰尼时刻" ： 导致了各种保护主义情绪的兴起。伴随着大流行病而来的对流动性的日益限制和对供应链的担忧，只会加速2010年代开始的政治调整。 的经济停滞已经严重削弱了方案的可信度。 之间以及英国和欧盟之间出现了不断加深的商业竞争和地缘政治紧张。左派和右派的民粹主义运动现在都在对的一些方面提出质疑。 在所有这些领域，人们都呼吁保护自己免受带来的 。现在，“保护” 被广泛引用 - 不仅仅是在贸易保护主义的意义上，而且是在从和关于如何适应的讨论到关于产业政策和福利规定的必要性的辩论的方方面面。 换句话说，我们再一次到了“需求解决方案” 的时刻。2020年代初我们面对的困境看起来与波兰尼一个世纪前所研究的困境相似  政治风险也同样高。 而我们要想避免再一次落入纳粹和布尔什维克，就需要更高明的策略。 关键在于需要认识到，如果不能通过民主手段来约束资本主义，民粹主义的保守派思维在不满的工人中就无疑会变得更有吸引力，而专制的解决方案也会变得更有可能。换言，我们的工作重点应该是提升让解决方案的选择更多导向民主的外部条件，而不是专注于论述和宣传为什么专制手段是错误的。后者的效率相比下更低，源于它忽略了选取任何一种“解决方案”的结果都将由所有人共同承担和享用，通过立场的对立分裂人们的结果只是更加速推动了极端化的选择。就如将心理健康问题视为疾病那样，通过从根本上分裂了医与患，令施助者(医生)从 “承担决策带来的最大风险” 的位置上脱离出去，置身事外了，从而只是加深了异化。 再比如戒断互助组。组织者经常错误的认为亲和力、凝聚力、心理互助/心理按摩，可能更有效，于是他们倾向于安排参与者讲述自己的成功经验和心理挑战，互相鼓励，“加油”。然后就是，其他人要么出于礼貌鼓掌，要么早就走神了。因为什么？因为组织方将难以戒断视为“病态”，从一开始就将参与者他者化了，从根本上把参与者隔离出去了。事实上对每一种对成瘾物品的依赖，都是有原因的，由某种环境压力促成。戒断者必需能找到依赖的原因，拔除它，才能实现戒断成功。而互助组的最佳“疗效”应该来源于参与者彼此打开内心的那一瞬间的“连接”，即德里达所描述的，「认识到自身中的 “他人”，从而认识到自身内部的错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