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 多名大马人困在缅甸，遭诈骗集团虐待！

#马来 多名大马人困在缅甸，遭诈骗集团虐待！ 马来西亚国际人道主义组织（MHO）公关总监辜健鈫指出，泰国近期决定切断对缅甸边境城镇的电力、互联网和燃料供应，已对当地的诈骗集团造成冲击，但这些犯罪活动在缅甸偏远地区依然猖獗。 他指出，仍有许多马来西亚人受困在缅甸，遭受诈骗集团的虐待和恶劣待遇。 “自今年2月初泰国展开打击行动以来，大部分获救者都在边境地区。但仍有许多诈骗中心藏身于丛林深处，一些甚至仍在建设中。” 今日报导，辜健鈫受访时透露，根据仍被困在丛林诈骗中心的3名马来西亚人的信息，诈骗集团已经将受害者的工作时间延长至每天18小时，并施加极大的压力和体罚，以迫使达到诈骗目标。 他说，两名女性和一名男性冒着生命危险向该组织提供内幕消息。 “其中一名女性已经被困超过一年，她告诉我们，如果未能达到诈骗目标，有时一天会被掌掴多达5次。” 辜健鈫呼吁马来西亚政府采取果断行动。他指出，目前获救的受害者大多来自缅甸边境城市妙瓦底，该地区由克伦边防军控制。 据分析人士称，这支拥有8000名士兵的军队由克伦军阀苏奇督领导，长期依靠妙瓦底的犯罪活动获利。 与此同时，缅甸更深处的诈骗中心则由另一派系，即克伦民主仁爱军看守。 辜健鈫呼吁首相拿督斯里安华利用马来西亚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的机会，向泰国政府施压，要求其加大力度打击缅甸的诈骗集团。 “泰国是人口贩卖受害者的主要中转站，同时也是缅甸电力和燃料的供应国，因此有足够的影响力来遏制这些犯罪活动。” 遭遇诈骗集团的控制 自2021年以来，马来西亚国际人道主义组织已成功营救超过400名马来西亚人，他们不仅被困在缅甸，也曾在柬埔寨、寮国、越南和金三角地区遭遇诈骗集团的控制。 辜健鈫透露，目前已有超过100名马来西亚人在外出寻找工作机会后失联，疑似被拐骗进入诈骗集团。 非官方数据显示，实际人数可能高达数百人。 “我们每周都会接到至少两三起类似求助案例，大多数受害者年龄在40岁以下，其中 95%来自破碎家庭。” 他说，过去，该组织会资助受害者的回国机票，但现在这些费用已改由受害者家属承担。 该组织仍然与外国政府及其他非政府组织密切合作，协助展开营救行动。 若有马来西亚亲属被困在诈骗中心，可联系马来西亚国际人道主义组织寻求帮助 。

我是土生土长的江苏学生，身边江苏同学的学历样本覆盖从211到985院校。很有意思的是，我发现同龄人的人生轨迹几乎完全类似，简而言

我是土生土长的江苏学生，身边江苏同学的学历样本覆盖从211到985院校。很有意思的是，我发现同龄人的人生轨迹几乎完全类似，简而言之，江苏大部分学生的人生轨迹是被完全精心规划并选择的。 这些人生社会时钟安排包括但不限于就读于最好的小学，然后考入最好的初高中，一定要考入名校，选择方便报考公务员的热门专业，毕业后进入机关事业单位工作，选择门当户对的好妻子/好丈夫，买下最好的学区房，接着继续执行独生子女政策，让孩子重复一遍自己的道路，周而复始永远循环。这种人生时钟安排几乎被每一个江苏家庭视为人生信仰，很多外省的朋友可以不认同这种单一价值观，甚至抨击和讽刺，但这在江苏客观存在。 即便高考失利的考生，也会在大学化身考研魔怔人，从大一开始将考研提上日程，努力考入985/211院校的研究生。对于江苏学生而言，从进入幼儿园那天起就开始接受人分三六九等的观念，学生成绩分三六九等，初高中分三六九等，大学也分三六九等，未来的人生也要分三六九等，住的楼盘还要分三六九等，而这一切和中高考分数排名密切相关。一次又一次的考试让学生和家长清楚成绩优异的学生有机会坐在排名靠前的考场，成绩不理想的学生则会受到歧视，直到被淘汰。人生排名游戏贯彻一个人的生命始终，如果没有在江苏长大，很难理解这类社会氛围。 对于绝大多数江苏学生来说，985/211院校就是人生标杆和信仰，每个学生都会在一次又一次考试中寻找自己的人生定位，要考到什么层次的学校，要排在同龄人的前百分之多少，这几乎是刻在基因里的。因此江苏基础教育的极端内卷可以部分得到解释一方面是江苏本地认同，本地人只想在本地读大学，除了京沪深杭经济发达城市以外几乎不会考虑，很少会选择自己看不上的经济欠发达地区；另一方面是每个人都对生活有一种几乎病态的社会时钟安排：人生的秩序是既定的，想过体面生活就通过考试和个人努力获得更好的成绩，以及由成绩演变而来的学校、工作、社会身份地位等等，一切都可以被量化计算。 在江苏，个体的唯一价值可能就是在于占据多少社会资源，以及在竞争中干掉了多少对手，还有在整个社会中所处的位置。每一个学生都会竭尽所能去实现既定的自己和家长认为最好的目标，但是资源是有限度的，一切都必须通过更多的努力才能获得。因此，江苏学生天生具有一种竞争、攀比、对比意识，只有赢过别人才能更接近自己的目标，才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这就是基础教育卷出天际的原因。 江苏的学生和家长，有一种特别隐秘的快乐来源：喜欢和同龄人进行人生进度比较。 比如，某一天你看到曾经的同班同学。如果你现在毕业两年内买下核心地段200平米的大平层，而他还在租房，你绝对会心情舒畅一整天，仿佛学生时代考了年级第一，站在山巅俯视众生，甚至连走路都是轻飘飘的。但是，如果你仅仅住着刚需房，同班同学反而开着奔驰s，住着300平米大别墅。如果你们的原生家庭类似，你至少会抑郁一周，开始反思自己是不是哪个人生环节和进度出错了，然后继续更加努力地赚钱。 这种隐秘的心态存在于绝大多数江苏学生和家长心中，甚至人生的快乐来源就是这些。这源于学生时代每周的考试成绩排名以及家长们乐此不疲的超前教育恨不得16岁上大学，22岁博士毕业，28岁当上教授。部分江苏家长对孩子教育的执念简直突破天际，仿佛平民阶层的孩子以后不成为处级干部、大学教授逆天改命属于人生失败，一定要把孩子所有的空余时间榨干，所有的潜力挖掘出来才满足。 仿佛不抢跑人生就会落后别人一大截，最好一代人干完三代人的事。

21日凌晨4点，郑州市公布了本次暴雨迄今为止最惨烈的消息：困在地铁五号线的500多名乘客中，12人经抢救无效死亡，5人受伤。

21日凌晨4点，郑州市公布了本次暴雨迄今为止最惨烈的消息：困在郑州地铁五号线的500多名乘客中，12人经抢救无效死亡，5人受伤。《南方周末》报道指大部分受伤、死亡患者或跟缺氧有关；郑州地铁内部通报存在的时间差、没有在情况恶化时停止营运，又因地铁站停电，导致水泵无法工作，导致事故发生。 报道说，依据《国家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目前的伤亡情况已属“重大运营突发事件”，仅次于“特别重大”。 早在20日19点左右，微博就出现了求助信息。大约20：20，已有被困人员从现场发回救援了视频。也正是此时，34岁的何夕赶到了沙口路地铁站，他的妻子也困在列车上，他试图亲自去救妻子。 何夕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他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达地铁站，“我是一路哭着去找她的”。电话另一头妻子告诉她，氧气越来越少了，有些支撑不住了。到达地铁站后，他试图闯进去，被工作人员拦了下来。直到他拨通了妻子的视频，证明自己是去救人，对方才放手。 快走到车头时，何夕发现，“救援人员太少了，警察也在背人，看到几个人拉一个，他们拉不动，我就把人背了起来”。 “一开始还以为那人是缺氧晕倒了，背着走了一会才发现，其实人已经不在了。”和他妻子一样，这些乘客都被困在车厢里近三个小时，“从18点一直困到21点多才出来”。由于严重缺氧，“大多数人都呕吐，头疼，还有晕倒到水里，窒息，里面非常惨”。 直到20：50，依然有乘客在微博求助，这位乘客在微博说，水位已经到了大腿根部，情况岌岌可危，“有人已经昏倒”。在何夕看来，缺氧是这次事件中伤亡的最主要因素。目前，乘客们都被送往医院接受吸氧和治疗。 7月21日凌晨00:48，郑州消防的官方微博对外通告了救援情况，截至当时共疏散群众三百余人。 背着上述那位逝者走了一会，何夕突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他转头一看，是他的妻子。7月21日凌晨4点，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何夕看着妻子熟睡的脸庞满足地说，“我只能算是我妻子的英雄”。 比起明目张胆的宣战，这场暴雨更像是一次猝不及防的突袭。7月20日16点到17点，郑州地铁公司一位安全部门的主任郑玉堂正在忙着“抽排”和“围堰”。突然，“城市地表水如浪涌来，一切的抢险准备和成果，瞬间冲毁”。 活了半辈子，他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洪水冲进了地铁站，“欲哭无泪，个人在自然界面前，太渺小了”。郑玉堂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当时无力极了，“只好通知大家注意安全”。 与郑玉堂的感觉相对应的是，郑州气象台公布的数据显示，“20日16-17时郑州降雨量达201.9毫米，超过我国陆地小时降雨量极值”。 暴雨突袭时，地铁运营部门的人也和郑玉堂在一起，实时向上级汇报“雨情”是他们一项重要的工作，“如果水倒灌进隧道，或者影响供电的时候，就应该要停站了”。 这是一个矛盾。对于市民而言，地铁是恶劣天气下，回家的唯一希望。郑玉堂和同事们努力的目标也是尽量做到不停运，“我们一直在撑，一直在撑，直到下午六点，实在撑不住了”。这期间，他和他的同事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一直在组织抽排和围堰。直到7月20日18点，郑州市地铁宣布全线停运。 郑玉堂介绍，关于是否停运由地铁公司的运营分公司决定，但是也需要“通过运营公司上报交委和应急管理局”。 一位不愿具名的南方省份地铁运营部门从业者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地铁的反应机制可能没有那么快。暴雨情况下会有停止运行的机制，但需要一定的时间”。至于谁有权决定是否停运，“地铁集团可能都没有权力，要报到上级部门审批才行，停运是个社会事件”。 另一位不愿具名的地铁设计专家也向南方周末记者表达了这一猜想，“有信息差，前面水进来得太快了”。 郑玉堂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为了应对这场暴雨，地铁公司已经开了两次副科级以上级别的部署会议。早在19日22点，他就已经赶到了地铁站备勤，连续工作了五十多个小时，“其间就吃了两个馍”。 21号凌晨，不少地铁站停电，导致沿线的水泵无法工作。这些地铁站只能静静地等待着洪水自己退去，有电的地铁站也正在开足马力抽水，可是这水实在太大了，“已经远远超出我们水泵的设计能力”。 防汛是地铁设计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内容，隧道给排水从业者刘奇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地铁本身不是通过排水来解决的，是通过挡水的方法来解决的，就是要防止水进入车站”。 对于郑州此次暴雨，他认为地铁工程设计方面出问题的可能性不大，“车站的出入口，包括地铁站露出地面上的风亭，都有一个安全高度，一般是比周边路面高45~60公分。如果达不到这要求，或是要考虑到一些暴雨的情况，会加闸板，暴雨时会把水挡在外面，但是这些设计的雨量最多应该也只能按‘百年一遇’来做。郑州的暴雨达到所谓‘千年一遇’，正常情况下，肯定不会存在这个情况”。 设计时一味地提高标准也不合理，“从工程成本上来考虑，应该也不会存在过高的要求。市政平时标准是说车行道至少有一个车道，水面高度不高于15公分，这样就可以保证车不熄火。内涝标准只是15公分，郑州这次已经是洪水的标准了。地铁按照规范来说，不会因为极端情况把要求提得过高，导致造价过高”。 一位隧道设计专业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地铁防洪分为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在他看来，此次事故的原因更可能出现在非工程措施，“类似这种情况，主要还是通过疏散或停运的方法来解决。建立应急预案，当出现事故征兆或事故发生后，用最快方式救援和降低损失”。 文中部分人物姓名是化名。 （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