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芯片奠基人退休：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
华为芯片奠基人退休：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
1963年9月，徐文伟出生于江苏常州。1980年，徐文伟考入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自动控制系，“一个书包，两个碗，教室宿舍图书馆”，这是他日后回忆自己的大学生活。东南大学是民国时期中央大学工程类学科衣钵的正宗传人，在集成电路领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它是曾经的建筑老八校、四大工学院之一，是非常有名的工科强校，在1962到2022年这60年时间里面，除了培养出刘盛纲院士、韦钰院士、黄如院士等一批科学家，还有华为、中兴、微软等全球知名企业有超过30名高管也出自其中。除了徐文伟，艾为电子创始人孙洪军，芯朋微创始人张立新，中兴通讯的陆平（副总裁、南京研究院院长）、力芯微联合创始人袁敏民，中微半导创始人杨勇等也都出自这所学校。1990年徐文伟硕士毕业，他的职场第一站，选择了深圳，公司是港资企业亿利达，这是当时在内地非常有名的科技公司，徐文伟在公司从事高速激光打印机的开发，徐文伟在电路设计和汇编语言方面表现非常出色，入职半年就成为了骨干。在这里我想说一段当时的历史和产业背景，二十世纪70年代中期，林文震（开始的身份是马来归侨，于1956年从南京工学院毕业分配到中科院自动化所。16年后的1972年，因马来归侨的身份，他一家人不得已移居到了香港），于1976年创立香港赛霸创力有限公司，生产电话机，通过对产品的创新和竞争力在国际站稳脚跟，甚至超越日美同行，香港的电话机产业开始崛起。改革开放后，在邓公的指示下，深圳开始逐步对外开放，首先就承接香港的产业转移，八十年代开始，时达和亿利达等有电话机业务的公司纷纷来到刚开放的深圳设立研发和生产。可以不夸张的说，电话机产业孵化了深圳的科技产业。1985年，中兴半导体成立，这是中兴通讯的前身，其最早的业务是电话机的来料加工，另外TCL、德赛、侨兴、步步高等企业也是在此后从电话机产业开始做起来的。在业内人士看来，一条细细的电话线，一头连着电话机，一头连着电信局的程控交换机，技术上是有类似之处的，从这个角度来看，电话机产业的成功，使得延伸配套的电话程控交换机有了技术和物质基础。在这个关键节点，另外一个关键的企业出现了：香港鸿年电子。当时的总经理是1966年毕业于南京工学院（东南大学的前身）无线电系的王美岳，他于1984年从北京加入这个巨亏了3000万港币的公司，并于1986-1993年担任鸿年电子董事长兼总经理。王美岳提出了“科技兴业，敢为人先”的口号，力推技术含量高的程控交换机的开发，并且借助于内地廉价的劳动力和优惠的产业政策，开始在惠州等地设厂制造，并大力发展代理商，至1993年，“鸿年”以及合资公司的营业额已达10亿港元，盈利超过7800万港元，已经足以是一个大集团。鸿年开放代理商的政策也影响了日后的通讯巨头：华为。1987年，任正非创办华为，他认识了辽宁农话处的一个处长，经过转介绍，结识了香港鸿年，并成为代理商之一。创业初期的华为一穷二白，要钱没钱要人没人要市场没市场。这时候，王美岳执掌的香港鸿年却给予华为很大额度的授信（据说在当时都是超亿元人民币）。华为可以在鸿年电子先提货，卖出去拿到货款之后再付款。在1988-1990的两年时间里，华为通过代理鸿年电子业务，获得了第一桶金，更重要的是，华为因此构筑了全国的销售平台。经典的华为语录便是诞生在哪个年代：“到农村去，到农村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凡购买华为产品，可以无条件退货，退货的客人和购货的客人一样受欢迎。”九十年代初正是全球电子行业的黄金时期，正如1990年黄沾写的那首传唱至今的《沧海一声笑》所言：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浮沉随浪，只记今朝。苍天笑，纷纷世上潮，谁负谁胜出，天知晓。在这个黄金时期，清北复交这些一流学校毕业生无论是出国还是到体制内捧金饭碗都占绝对优势。而来深圳闯荡的更多的是“胸有大志而身无分文”的二流重点大学的毕业生，尤以东大、华科、西电、成电、西工大为多。比如首家“909”工程集成电路设计公司国微电子的创始人祝昌华和黄学良分别是东大和西电的，做指纹识别的汇顶科技创始人张帆是成电的。而当时留美大军中，也有一些选择回国创业，比如格科微的创始人赵立新和高端交换机芯片盛科网络创始人孙剑勇。国内通信江湖中不得不提的，除了任正非，还有侯为贵。侯为贵是南京人，1988年到1989年，为了弥补中兴自身研发力量的不足，他利用乡情和国企背景找到了南京邮电学院的陈锡生教授和糜正琨教授，两位教授是中国程控交换技术的领军人物，侯为贵希望他们可以帮助中兴开发数字程控交换机。陈锡生教授和糜正琨教授对此给与了大力支持，派出教研室里三位年轻老师来到大梅沙，为中兴半导体开发出了500门程控交换机，后来两位老师因为家眷都在南京因此回去了，单身汉殷一民留了下来，后来他成了中兴通讯的董事长。回到华为，1991年，任正非决定华为接下来需要从代理转向开发，首款就是研发用户交换机HJD48，而郑宝用负责整个系统的开发。华为铁了心要正向开发PCB和芯片，最核心的原因就是要确保价格的竞争力。90年代的交换机上数量最大的器件是用户板,一块板接8或16对用户线，接口控制和音频编解码（CODEC）芯片用量很大，如果外采通用芯片，产品就会陷入价格战的汪洋大海中，想挑战大厂几乎不可能，要甩开竞争对手，只能开发自己的芯片，把整体价格压低。自研交换机仍急需 “大牛”解决芯片等问题，他经人介绍，发现大牛就在华为当时办公楼深意工业大厦的隔壁，亿利达，徐文伟就在那里。任正非亲自去与徐文伟沟通，那时候的任正非连一条品牌皮带都买不起，就拿大街上三块两块一条地凑合着用，但是几轮“玫瑰般梦想的画饼”下来，直接把徐文伟从一个科技巨头挖到了当时连工资都有可能要打白条的“华为”，气得亿利达直接起诉华为。其实任正非同时还跟亿利达的另一位硬件大牛也进行了沟通，但对方认为任正非是大忽悠，直接谢绝了。徐文伟入职华为后，建立了器件室，从事印刷电路板（PCB）设计和芯片设计，一段时间内，器件室由2台示波器，4只万用表和6个开发人员组成。徐文伟的策略是求稳，循序渐进。他先在PAL16可编程器件上设计自己的电路，在芯片开发阶段或者芯片用量小的时候使用进行验证，期间遇到问题还有空间可以修改，等到这类的产品验证成熟之后，再将可编程器件上的方案，委托一家拥有EDA能力的香港公司设计成ASIC芯片，最后让德州仪器（TI）进行流片和生产。每一次工程试验费用需要花费数万美金，90年代当时外汇管制非常严格，并且华为丢失代理权之后资金链非常紧张，任正非不得不考虑借高利贷来支持研发。他曾站在六楼办公室的窗边，说过这样一段话：“新产品研发不成功，你们可以换个工作，我只能从这里跳下去了！”就这几万美金，当时搞EDA的李征说，如果失败，可能连华为公司都没了，创业真的是九死一生的旅程。徐文伟也不负众望，1992年，华为首颗具备自有知识产权的ASIC SD502诞生了，这个是华为芯片设计的起点。1993年，徐文伟给华为挖来了另外一个大牛，无锡华晶电子从事芯片设计的李征。华晶是国家集成电路908工程中最重要的项目，培养了不少人才，20世纪80年代末，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西方对我国进行了科技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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