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贸易组织秘书长: 美中关税战可能导致全球GDP长期下降7%

世界贸易组织秘书长: 美中关税战可能导致全球GDP长期下降7% 世界贸易组织秘书长伊卫拉今天表示，美国与中国的关税之战，可能导致这两大经济体之间产品贸易大减80%，进而拖累世界其他地区经济。她表示：尤其令人担忧的是，全球贸易可能因地缘政治因素而化为碎片。世界经济分裂成两大阵营，可能导致全球的实质国内生产毛额（GDP）长期下降近7%。

自20世纪以来，还从未有哪两个国家能像中美两国那样，对带动全球经济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但自20世纪70年代起，中美两大经济体就陷

自20世纪以来，还从未有哪两个国家能像中美两国那样，对带动全球经济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但自20世纪70年代起，中美两大经济体就陷入了一种尴尬的相互依赖关系。随著中美面临各自经济结构化转型过程中的各种风险和挑战，这种相互依赖的平衡关系正在经受考验，而全球也在等待这一转型的结果。 身为摩根士丹利前首席经济学家兼亚洲区主席，本书作者史蒂芬·罗奇曾亲历亚洲金融风暴，对中美两大经济体之间的关系有著更加深刻的理解。 罗奇深入提炼和分析了中美经贸关系的热点和焦点问题，包括贸易摩擦、知识产权保护、高层领导决策风格、互联网发展等。并对重点问题进行了详尽分析，给出了极具前瞻性和指导性的意见。

中美关系紧张，iPhone 制造商富士康计划转产电动汽车

中美关系紧张，iPhone 制造商富士康计划转产电动汽车 在一次独家专访中，董事长兼老板刘扬伟告诉 BBC，这家台湾公司的未来可能会怎样。 他表示，即使富士康将部分供应链从中国转移出去，电动汽车 (EV) 仍将推动其未来几十年的增长。 富士康以制造 Apple 一半以上的产品（从 iPhone 到 iMac）而闻名，但它的客户也包括微软、索尼、戴尔和亚马逊。 几十年来，它一直依靠跨国公司完善的体系蓬勃发展他们在美国设计产品，在中国制造，然后销往世界各地。这就是它如何从一家小型零部件制造企业成长为今天的消费电子巨头。 但随着全球供应链适应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关系的恶化，富士康发现自己处于一个令人尴尬的境地夹在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而这两个国家正是迄今为止推动其增长的国家。 刘先生希望为富士康的下一个大赌注提供动力的东西：电动汽车。 “看看这个 - 这是一部大 iPhone，所以我们对此非常熟悉，”他说，指着一个控制他带我们开车去的汽车的面板。 他补充说，对于像富士康这样的科技公司来说，这是一种熟悉的语言。 富士康希望在未来几年占据全球电动汽车市场约 5% 的份额。 节选

华尔街顶级机构警告：金融业同仁注意了 AI时代咱们是“高危人群”

华尔街顶级机构警告：金融业同仁注意了 AI时代咱们是“高危人群” 你的岗位有很高的自动化潜力作为这份报告最引人注目的结论，花旗援引世界经济论坛、埃森哲的多项数据和研究称，人工智能对金融业就业岗位的颠覆程度，将会显著高于其他行业。银行、保险和资本市场（行业）中，分别有54%、48%和40%的就业岗位存在“非常高的自动化潜力”。换句话说，就是这些工作可能会被某个程序员敲出来的代码代替。与此同时，传媒、零售、公共服务行业的“失业潜力”大概在3成左右，接近整个就业市场的平均水平。而在表格的另一头，自然资源、化工、计算机商品&服务行业的岗位则相对不太容易受到AI冲击。报告援引IMF总裁格奥尔基耶娃上个月在苏黎世大学发表的讲话称，人工智能正“像海啸一样”冲击全球就业市场，我们几乎没有时间让人们和企业为此做好准备。岗位替代≠失业当然，类似的事情在人类攀登生产力科技树的历史中并不罕见。花旗表示，在过去的技术转型时期，许多传统工作岗位会被新兴工作淘汰，许多公司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人工智能也有可能重复这样的循环，甚至加速这一过程。在上世纪50年代，美国制造业吸纳了30%的就业，这个比例在2020年降至8%。但与此同时，金融业打工人的比例则从4.1%升至5.8%，足足提升了40%。在过去20年里，美国劳动部门官方统计里增速最快的岗位，除了美甲师、人力资源经理、策展人外，合规相关的岗位也翻了3倍。花旗表示，即便人工智能在整个行业里取代了一些角色，这项技术可能并不会导致就业总人数的减少。金融公司可能需要雇佣大量的人工智能经理、人工智能合规官员，来确保他们对技术的使用符合法规。在由人工智能推动发展的工作环境中，每位员工在使用人工智能工具时都不可避免地会承担管理“AI代理”的职责。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生产力的进步与裁员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举例而言，美国银行业在1960年代引入了ATM机，但人类柜员的数量在之后的40年里大致处于快速增长的状态，背后的原因是整个美国经济和金融行业保持快速增长。类似的案例还有电子表格对簿记、会计行业的影响。这些新工具不但没有造成就业岗位的下降，反倒使得从业人员能够聚焦在分析、预测和策略方面的增值服务。这些电子工具也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创造出了一系列金融管理经理的岗位。（ATM机、电子表格案例研究，来源：花旗）盈利能力重大利好虽然对金融业打工人而言，生产力腾飞的时代充满着不确定性，但对金融机构来说，新技术将会是提高盈利能力的强力催化剂。花旗集团的首席技术官大卫·格里菲斯表示，生成式人工智能“有潜力彻底改变银行业并提高盈利能力”。报告指出，根据近期的客户调查，在AI技术的影响下，全球银行业2028年的利润总额，有望从线性增长的预测值1.8万亿美元，提升至接近2万亿美元，里面有接近1700亿美元的增量。（来源：花旗）眼下一些顶级大行已经“初尝”AI的滋味。花旗集团曾表示已经为4万名编程人员配备了不同的AI。同时，这家银行也已经开始用AI来快速浏览监管提案。与此同时，美国最大银行摩根大通则是华尔街最卖力招募人工智能专家的银行，CEO戴蒙曾表示技术能够让每周的工作时间缩短至3.5天。德意志银行正在使用AI检视财富管理客户的投资组合，而荷兰国际集团则在用AI识别潜在的不良贷款。 ... PC版： 手机版：

欧洲或可免于电动车引发的全球贸易战

欧洲或可免于电动车引发的全球贸易战 与美国从中国购买的电动汽车数量较少不同，欧洲是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的主要出口市场。华盛顿采取的重大行动引发了欧洲的担忧。欧洲汽车制造商无疑将面临来自中国方面更为激烈的竞争，也增加了欧盟保护其汽车制造商的压力，加剧了欧洲与中国之间的紧张气氛。布鲁塞尔怀疑中国的补贴可能正在扭曲欧洲汽车制造商的竞争，欧盟目前正在展开相关调查，如果被确认有人为压低售价，欧盟或将在7月初引入额外的进口税。在中国看来，出口电动车的竞争优势来自其国内市场的激烈的竞争，并非得益于补贴，且出口规模并不大，售价也不低于国内。即便如此，美国提高对中国电动汽车的关税可能会使欧盟“更容易”将其关税提高到30%，比目前的水平高出三倍。无论如何，布鲁塞尔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关税必须符合其相关调查结论，无法径直紧随美国对华关税的政治性步伐。尽管对华电动车征收关税会给欧洲制造商本身带来挑战，欧盟仍正准备采取行动。2023年，欧盟国家共注册上路了240万辆新电动汽车，其中约20%或近50万辆汽车直接来自中国。据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T&E）称，2024年在欧盟销售的每四辆电动汽车中就有一辆是中国产的。此外，中国电动汽车在欧洲市场的直接份额预计将达到11%。欧盟当局或对此感到担忧，并计划对中国汽车进口征收额外关税，以保护市场免受进口中国电动汽车的冲击。然而，欧洲汽车制造商认为，这种保护主义措施可能会产生负面影响。此外，限制进口中国电动汽车或阻碍欧洲绿色协议的实现，该协议旨在到2035年禁止销售新的内燃机（ICE）汽车，并实现汽车行业的全面电气化。瑞典总理乌尔夫•克里斯特森和德国总理奥拉夫•朔尔茨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被问及他们是否支持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关税，两国领导人对此表示担忧。朔尔茨指出，西方制造商对从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应负对半责任。他强调，欧洲和北美的汽车制造商在中国市场所取得的成功，以及西方对华贸易的重要性。舒尔茨认为，欧盟不太可能对华征收类似美国的电动车关税，因其遵循世界贸易组织所制定的规则。欧盟内部的法德联盟也因此正面临挑战。巴黎希望自身从对华汽车贸易中获得更多的政策保护，而柏林则担心其汽车制造商将因此难以进入中国市场。美欧都在竭力保护自身的市场，诱使中国公司考虑在关税边界内设厂。在美国，其主要汽车行业供应商经由墨西哥来绕过拜登的关税。在欧洲，比亚迪和宁德时代等中国公司正在匈牙利建立制造基地，长城汽车公司也正在寻求在欧洲建造一家新工厂。欧盟去年启动的调查即将完成，预计将在7月4日之前或更早出台政策措施。欧洲对华电动汽车加征关税旨在保护欧洲业者，不致于效仿美国，令关税加征到更具政治性的水平。即便如此，为达目的，欧盟亦需对华加征至50%的电动汽车进口关税。如对华汽车贸易打响关税战，将带来怎样的后续冲击呢？这或将改变全球贸易体系，扰乱供应链，并影响全球电动汽车市场的未来。随着美国提高关税，中国制造商可能会将焦点转移到欧洲。失去美国电动汽车市场是中国业者的一大挫折，而欧洲增加需求有助于缓解这种情况。随着中国公司试图获得市场份额，或令中国电动车在欧洲市场上降价销售，从而加剧欧洲的市场竞争，对企业与消费者产生重大影响。如果欧洲汽车制造商为了保住其市场份额而跟进价格竞争，则会减少其利润。目前看来，欧盟选择以贸易战替代价格战，将代价转移给欧洲的消费者，令消费者承担高车价。当欧洲汽车制造商保有并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当地电动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可能会受益。问题在于，汽车贸易保护政策将使欧洲汽车制造商失掉部分国际市场，特别是作为全球最大乘用车市场的中国市场份额。加征电动汽车关税的动作或将遭致报复。贸易紧张局势及关税高企将扰乱全球供应链，导致更高的生产成本及工期延误。贸易壁垒或令电动汽车更趋昂贵，拖拽全球向电动汽车转变的步伐，冲击并减损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为了规避关税，中国电动汽车公司或将在欧增建工厂，使一些欧洲经济体受益，但也会引起关于过度依赖中国投资的担忧。欧盟与美国正在考虑成立一个联合工作组，想通过谈判和协议来处理与中国的贸易问题，尽可能避免使用关税，确保美欧汽车制造商不会遭受来自中国从业者的过度竞争，令所有汽车制造商有望公平竞争。诚然，美欧汽贸政策的焦点是公平竞争，而非自由竞争，政策目标旨在汽贸平衡，而非自由贸易。这就意味着，美欧汽车业者并不想失去中国市场，也不愿完全交由市场自由竞争来决定市场份额，相反，美欧工作组将动用政策力量来消除所谓的规则障碍，谋求进入中国市场的规则便利。在市场准入之外，美欧还将寻找合作开发和共享生产电动汽车技术的方法，分享知识和资源，创造合作环境。欧盟应尝试就公平竞争和平等的市场准入达成一致，双边合作项目和共享技术可助双方实现创新和增长，而非迅速使用关税。如此，贸易将更加稳定，有助于全球电动汽车市场的增长。毫无疑问，美欧都无法仿效或加入高度竞争的中国汽车市场模式，也不愿在自由竞争与自由贸易中失去市场，其更强调所谓公平竞争与贸易平衡。比起美国在大选之年更具政治动机的关税行动，欧洲更倾向于管控对华汽车贸易关系，如此，或将避免汽贸关税战引发的贸易冲突。 ... PC版： 手机版：

美国、中国和21世纪之战

美国、中国和21世纪之战 这是今年3月上架的新书，听说在中国也有很多朋友在互相推荐。但是这本书并不那么好，它犯了一个几乎所有只盯着特朗普的人都会犯的错误：缺少历史眼光和前瞻性。 这本书从2003年开始，当时作者乔什·罗金作为律师助理正在进行一个项目，他看到了国务院的文件，其中显示中国正在支持苏丹政府在达尔富尔的种族灭绝。这些文件称，中国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支持喀土穆政权，以维持苏丹的石油供应，中国迅速扩张的经济需要这些石油。 在这本书中罗金将他发现的这个宝库描述为他对中国的 “醒悟”。他说，他为这本书采访的几乎每个人都有类似的醒悟，“在他们个人或职业生活中的某个时刻，他们意识到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大战略竞争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外交政策问题”。 冷战时期对共产主义在亚洲蔓延的恐惧从未远离美国人的意识。这些恐惧产生了阴谋论式的警告，如克莱恩·斯库森（W. Cleon Skousen）的《赤裸裸的共产党人》（1958年）和理查德·康顿（Richard Condon）的《谍网迷魂》（1959年）等小说所表达的那样，这些小说描述了亲北京的 “潜伏特工” 渗透到了美国政治的最高层中。 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一个短暂的插曲，当时邓小平似乎可能会把国家推向一个更加务实，甚至可能是自由的方向。但是，1989年6月初，中国各地的和平示威遭到暴力镇压，加上邓小平在1990年代初对国家资本主义的支持，使人们重新担心中国对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的挑战越来越大。偏执狂的书籍再次发出了警报。理查德·伯恩斯坦和罗斯·H·门罗的《与中国即将发生的冲突》（1997年）警告中国的侵略及其对美中关系的危险；《死于中国：面对巨龙 - 全球行动呼吁”（2011年），指控中国正在迅速成为 “地球上最有效的杀手”，生产的致命产品被出口到世界各地；迈克尔·皮尔斯伯里的《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超级大国的秘密战略》（2015）描述了北京超越美国的多代人的努力。 2016年12月，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对特朗普团队就 “中国政府的一连串法令、不满和要求” 进行了至少两个小时的演讲。罗金写道，曾宣布自己是中共敌人的史蒂夫·班农 “很挑衅”，“称杨洁篪是个破坏者，‘一切都显而易见’，而且在对美国的中国政策做出全面检查之前，特朗普政府不会做出任何承诺。” 这本书有价值的部分在于它揭示了最近解密的 “美国印太战略框架” 的由来，该框架本应是特朗普亚洲政策的指南。最终成为国家安全副顾问的马修·波廷杰(Matthew Pottinger)领导了该框架的制定，其目的是 “加强美国在其所认为的前线国家的参与 这些国家在地理上最接近中国，因此受中国崛起的影响最大”。 这本书还叙述了政府内部各派别之间的争斗，他们都在争夺总统的祝福。这些相互竞争的利益有助于解释特朗普与中国交往的跷跷板性质。用罗金的话说就是，有 “超级鹰派”（班农、彼得·纳瓦罗和斯蒂芬·米勒）、“强硬派”（波廷杰）、“华尔街集团”（史蒂夫·姆努钦和拉里·库德洛）和 “成人轴心”（约翰·凯利、H.R. 麦克马斯特、和吉姆·马蒂斯）。鉴于特朗普的注意力有限且游移不定，正是这些人之间的相互作用确定了政府的对华战略，并给拜登政府留下了 “复杂的遗产”，正如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斯科特·肯尼迪所说。由于罗金的报道，我们现在可以更详细地了解这场肥皂剧。 然而，如果能对特朗普之前的双边关系进行更全面的分析，罗金对特朗普政府内部的争吵所作出的描述将会更加有力。对前总统的强烈关注产生了一个相当历史性的中美关系画像。 罗金在这本书的开头部分宣称特朗普政府在双边紧张关系中 “玩了第一轮新游戏”，表明了他的狭隘视野。复杂的美中关系远非第一轮游戏。自毛泽东掌权以来，两国一直在对峙，并在朝鲜战争中发生了直接的军事冲突，在越南战争中也有代理人参与。当前这种大国竞争的游戏也并不是新的。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北京一直将美国视为其主要的地缘政治对手。如果说有什么是新的，那就是随着中国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增长以及华盛顿对美国如何保持全球领导地位的焦虑升级而演变出来的战略。即使在中国的改开时期，公开冲突的可能性也一直存在。在1995-1996年的台海危机中，比尔·克林顿派遣两个航母战斗群进入台湾附近的国际水域，以回应北京对该岛的剑拔弩张。在另一起紧张事件中，2001年一架美国海军情报飞机在中国海南岛附近与一架解放军海军战斗机相撞。 在罗金的书中，奥巴马政府时期双边关系的复杂性只做了相对肤浅的处理，罗金声称白宫对一个日益自信的中国表现出 “故意视而不见”。当然，有一个合理的论点是，奥巴马应该更加强硬，但更细致的看法是，在奥巴马的第一个任期内，存在着对中美冷战的公开担忧，正如亨利·基辛格在2011年的邮报上写道的，美国和中国越来越多的精英共识 “强调的是冲突而不是合作”。 北京和华盛顿之间关系的漫长、混乱和复杂的历史对于理解其未来至关重要。虽然一些读者可能会从这本书中认识到习的中国对于华盛顿利益的威胁，但是，如果您想要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情况有一个深刻的历史观，这本书并没有提供。 大国之争是利益之争，包括人权在内的一切都是工具，这本书至少能够一定程度上体现这一如今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到的常识。 **如果您错过了《中国的银河帝国，和高堡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