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变（3）普里戈津的兵变已经并将继续产生严重的后果，不仅对政权来说，而且对来说也是如此。局势在自由派知识分子面前提出了一系列问题

兵变（3） 普里戈津的兵变已经并将继续产生严重的后果，不仅对政权来说，而且对来说也是如此。局势在自由派知识分子面前提出了一系列问题，现在要逃避回答这些问题将难得多了。 俄罗斯自由派知识分子关于权力和平过渡的自然且总体上高度人性化的永恒梦想本身并不伤害任何人。做梦没有什么危害。但是，如果放在真正的政治斗争的背景下，它就会成为为政权辩护和打击民间社会的重要工具。 不幸的是，只有在你能指望政治斗争中的一方可以在没有任何激烈武装抵抗的情况下放弃其权力地位，提供对自由、财产或至少生命的保障，“和平移交权力”才有可能在实践中实现。 不幸的是，在需要交出全部或部分权力地位的一方是以恐怖手段发动全面战争的侵略者的情况下，这种保障是无法提供的，即使提供了也不会被执行。而执政党也很清楚这一点。 对普京政权来说，与民间社会对抗的和平即妥协的结果，只是一种乌托邦。普里戈津的反叛只是说明了这些人在涉及到个人利益时能够做些什么（毕竟，很明显，反叛的直接原因是对预算资金的争夺）。甚至很难想象，当涉及到他们的集体生存时，他们会准备做什么。 在目前的情况下，自由派知识分子怀着和平过渡的梦想，正在火车头前奔跑，而该火车头的熔炉里燃烧着数以百万吨的暴力。问题不在于火车头会否碾压这个梦想，甚至无所谓有没有注意到铁轨铺向哪里，而在于，这个梦想使那些可以抵抗这辆邪恶列车的人的意志陷入了瘫痪。对这个政权来说，没有任何非暴力的转化途径。它在与乌克兰开战的那一刻就切断了所有这些途径。在这一点上，妥协的退出策略是无效的。这是关于未来俄罗斯的残酷事实。 暴力政变将很可能不可避免，所以自由派知识分子将不得不确定自己对此的态度。但这只是关于未来的俄罗斯的一半真相。事实是，它很可能是一场‘十分邪恶’对‘八分邪恶’的政变。在这种情况下，民主派可能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站队 站在八分邪恶一边，“因为他们比十分邪恶更好些”。不幸的是，人们不得不习惯于这样的想法：没有什么能比现在的八分邪恶更糟糕的了，而在战争中击败现政权作为“唯一的可能性”的口号仍然是拯救俄罗斯的实用方案，即使这场战争是 。 我们在3月初的布良斯克事件中 ，在很大程度上，发起乌克兰战争就是为转移国内矛盾的，而现在，毫无疑问，这股冲突能量再次转回了国内。。没有人应该支持‘十分邪恶’，但如果内战不可避免，革命者·必·需·充·分·利·用·这一机会，尽可能将能量导向解放的方向。 对中国来说也是如此。我们一直在谈论俄罗斯并不是因为该国有多么抢镜头，而是因为，如果你想要给中国找一个参照的话，这里最合适。中国人理应在围观俄罗斯时学到更多，以便将来可以做得更好，至少对中国来说，很多事情尚未开始。 #Russia #兵变 #China

转帖，以及对该帖的两部分回复。希望能由此将这一问题引入讨论（鉴于近日一位网络名人的死亡引起的关于厌食症等心理健康问题的话题）

转帖，以及对该帖的两部分回复。希望能由此将这一问题引入讨论（鉴于近日一位网络名人的死亡引起的关于厌食症等心理健康问题的话题） 人们对焦虑抑郁的刻板印象可能是这样的：“那些人”有足够的财富甚至可以逃避工作，但却没有足够的尊重或期望来对自己“应该做什么”有一个明确的概念，比如最典型的，珀西雪莱、拜伦勋爵、索伦克尔凯郭尔，等等。 亨利·列斐伏尔在《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中特别指出，克尔凯郭尔是资产阶级异化的典型例子，其结果是创造了存在主义哲学 我们必须通过意志力和信仰的飞跃来为自己创造意义。列斐伏尔认为，存在主义的焦虑总是某种异化的结果。当马克思将异化表述为 “我们与自己、彼此、劳动产品和自然分离时所经历的心理痛苦” 时，他所思考的是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下受苦受难的方式，但列斐伏尔将这一理论扩展到了更广的范围。最重要的是，当我们脱离了我们依赖他人生存的事实时，我们就被异化了 这是所有资产阶级的共同点。 承认这种依赖性会让我们意识到这些责任分配的不公正（根据阶级、性别、种族等进行的分配），而摆脱这种异化，则需要彻底改变生活方式，包括摒弃资产阶级道德中不可或缺的为个人自我服务的做法。这可能是非常难的。我认为，如果我们想让更多的人支持 ，认识到/理解到这种异化、特别是资产阶级的异化，是很重要的。 当人们与他人分离时，当他们的物质生活感到如此孤立和渺小时，他们就会感到痛苦，以至于不得不依靠精神信仰来给“自己”构建任何立足点，但又无法对自己的信仰充满信心，因此只能通过焦虑来与建立联系。无神论者会对类似的东西 。说真的，每位读过克尔凯郭尔的书的人都会知道他不是个快乐的人。他写过《焦虑的概念》、《恐惧与颤栗》。不过，他如果不那么自我迷恋，如果能承认主体间性的价值而不是纯粹的责任，而不是担心自己的所谓的独立道德（其实只是傲慢），也许就会好起来。 这就是为什么也许可以说西蒙娜德波伏娃算是存在主义典范中的佼佼者了，因为她认识到了即使是强者也需要认同和联系。她在《模糊性的道德》中写道，在等级森严的社会中，即使是暴君也会受到伤害，因为他们永远无法体会到真正的尊重，因为人们看到的总是他们的权力以及权力中隐含的威胁，而不是他们的整个人性。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应该暴力反抗暴政，因为个人主义是难以克服的，即使它是自我毁灭，但意识到这一点可以让更多人站在平等的一边。理查德-威尔金森（Richard Wilkinson）和凯特-皮克特（Kate Pickett）合著的《精神层面》（The Spirit Level）一书从经验角度支持了这一观点。我喜欢用斯宾诺莎的说法来表述：当一种欲望的满足蒙蔽了我们的其他需求，使我们无法感受到其他形式的快乐时，这种欲望的满足就会过度。 #厌食症 #抑郁症 #Mentalhealth #wellbeing #Philosophy 回复 1 我想谈谈治疗、自我疗愈/克服这种状况的可能性。 我认为朱迪斯巴特勒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思考框架。虽然最著名的作品可能是关于性别的社会建构，但是我更喜欢《自我陈述》一书。 书中写道：我们的精神生活是我们之前所有经历的产物，尤其是与其他人相关的经历。这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但它确实破坏了个人主义。尤其是，它解构了攻击自己和攻击他人之间的区别。如果我们的内部和外部生活是如此相互关联，那么攻击自己会使我们孤立，这难道有任何令人惊讶的吗？认识到他人在某种意义上存在于我们的内心，，尽管如果我们不喜欢他人的一部分，这可能会让我们感到不舒服，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真实，认识到这一点可以让我们对内心的一切更有同情心。自我憎恨和对他人的憎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们彼此相互促进。 抑郁和焦虑都来自于某种憎恨，通过自虐/攻击自己“合理化”孤立和异化，进食障碍只是所有形式中的一种。 我喜欢从德勒兹和瓜塔里的机械无意识的角度来思考自己不同部分之间的关系，即我们的思想是由更大的社会环境中相互交错的部分组成的。不过，我认为不同的是，我希望在它们之间进行协商并找到平衡，而不是通过让某些部分走向极端来进行“实验”从而做出改变。 我喜欢雅克·德里达在《友谊的政治学》（The Politics of Friendship）一书中对此的论述，要认识到自身中的 “他人”，从而认识到自身内部的错位，就要求我们成为自己的朋友，这使得友谊如此重要，以至于它削弱了任何潜在的自恋，因为通过把“自己”当作“他人”来爱，我们学会了更好地爱他人（以及我们自己）。 但这并没有解决具体的政治问题 缺失的方面是，我们必须把自己视为与我们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密不可分的一部分、是历史进程的一部分，而我们对这些制度的*感受是这一进程中非常真实的那部分，如果我们想忠于*自己，就必须对这些感受采取行动，而不是压抑它们。我仍在思考这对我自己意味着什么，正如列斐伏尔所指出的，这是大多数人都会失败的最后一关，但我们都可以尝试。 回复 2 我也希望能从疗愈角度思考这个问题。我始终强调，以角色标签如新移民、自媒体从业人员、独身者、甚至川粉等等的角度尝试评说这场死亡事件的方法，都在削弱此事当有的社会性意义。 其意义应该在于(再一次)提醒所有人，关于疗愈方法的选择如何至关重要。 传统的方法倾向于将心理问题视为疾病，将被心理困境所折磨的人视为病患。于是大量资金和精力投向对病理、病状的分析和研究，同时却受困于与“病患”的连接性不足。从共情层面就很容易失败。 为什么？因为这些方法建立于结构上的不平等。就如原帖所言之，异化是症结；于是疗愈需要反其道而行，抚平等级，重新创造连接。 我建议换一种方法。尝试退一步，以避免他者化为战略。也就是说不首先将这些心理问题定义为疾病，而是将他们视为对现实压力/现实问题的“反应” 视为当事人所寻求的 “解决方案” 的一种。 当然，结果已经证明这是 “最糟糕的解决方案”。但我们现在不去辩论它有多糟糕，而是退回到营造它的层面上 是什么样的压力状态/变故/影响，导致 “需要” 去寻求解决方案。 如果医学角度上让人感觉陌生，那我用政治环境来做个比喻。 奥匈帝国经济史学家卡尔·波兰尼在1944年出版的著名的《大转型》中，分析了各国如何应对“美好时代国际经济体系”的内爆。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仍在肆虐。在1929年华尔街崩盘之后，全世界的社会都在疯狂地试图克服失业率飙升和货币不稳定造成的混乱。波兰尼把这描述为一场 "双重运动"  推动社会再平衡和均衡，摆脱高度国际化的资本主义的自由放任经济，转向国家干预主义。这就是动因的层面。 从这个层面上，布尔什维克主义、法西斯主义、纳粹以及罗斯福和莱昂布鲁姆的社会民主主义，都是对 “解决方案” 的尝试，是对这同一困境的不同回应。在此它们具有同等的属性。（注：相关解释推荐“白纸”第8集） 而当前，全球正在面对一个新的 "波兰尼时刻" ： 导致了各种保护主义情绪的兴起。伴随着大流行病而来的对流动性的日益限制和对供应链的担忧，只会加速2010年代开始的政治调整。 的经济停滞已经严重削弱了方案的可信度。 之间以及英国和欧盟之间出现了不断加深的商业竞争和地缘政治紧张。左派和右派的民粹主义运动现在都在对的一些方面提出质疑。 在所有这些领域，人们都呼吁保护自己免受带来的 。现在，“保护” 被广泛引用 - 不仅仅是在贸易保护主义的意义上，而且是在从和关于如何适应的讨论到关于产业政策和福利规定的必要性的辩论的方方面面。 换句话说，我们再一次到了“需求解决方案” 的时刻。2020年代初我们面对的困境看起来与波兰尼一个世纪前所研究的困境相似  政治风险也同样高。 而我们要想避免再一次落入纳粹和布尔什维克，就需要更高明的策略。 关键在于需要认识到，如果不能通过民主手段来约束资本主义，民粹主义的保守派思维在不满的工人中就无疑会变得更有吸引力，而专制的解决方案也会变得更有可能。换言，我们的工作重点应该是提升让解决方案的选择更多导向民主的外部条件，而不是专注于论述和宣传为什么专制手段是错误的。后者的效率相比下更低，源于它忽略了选取任何一种“解决方案”的结果都将由所有人共同承担和享用，通过立场的对立分裂人们的结果只是更加速推动了极端化的选择。就如将心理健康问题视为疾病那样，通过从根本上分裂了医与患，令施助者(医生)从 “承担决策带来的最大风险” 的位置上脱离出去，置身事外了，从而只是加深了异化。 再比如戒断互助组。组织者经常错误的认为亲和力、凝聚力、心理互助/心理按摩，可能更有效，于是他们倾向于安排参与者讲述自己的成功经验和心理挑战，互相鼓励，“加油”。然后就是，其他人要么出于礼貌鼓掌，要么早就走神了。因为什么？因为组织方将难以戒断视为“病态”，从一开始就将参与者他者化了，从根本上把参与者隔离出去了。事实上对每一种对成瘾物品的依赖，都是有原因的，由某种环境压力促成。戒断者必需能找到依赖的原因，拔除它，才能实现戒断成功。而互助组的最佳“疗效”应该来源于参与者彼此打开内心的那一瞬间的“连接”，即德里达所描述的，「认识到自身中的 “他人”，从而认识到自身内部的错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