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有了Kristen Schilt这篇打破沉默的文章的中译，Schilt谈的不仅是社会学内部对性别研究的抵制、贬斥、嘲讽，还有
终于有了Kristen Schilt这篇打破沉默的文章的中译，Schilt谈的不仅是社会学内部对性别研究的抵制、贬斥、嘲讽，还有建制化的女性与性别研究对跨儿研究的抵制、贬斥、嘲讽。初读时还在国内，疑惑一切是否真的如此糟糕，如今亲身体验其中种种，再读唯有感叹字字肯綮：
“我在报告里提到了跨性别男性在职场遭遇了歧视，而听众中的女权者反驳了这些说法，并问我能否提供关于‘跨性别男性能够如何帮助顺性别女性’的建议这个问题向我表明了一种观点，即有些人认为顺性别女性应当一直处于性别不平等研究的中心。我还从那些比较年长的女权学者那里听到一个普遍的假设，他们认为跨性别男性不过就是有内在的厌女症而已，因此才想改变自己的生理性别。第二波女权者在各种正式、非正式的场合问我：为什么‘那些可怜的女人’（即我研究里的跨性别男性）觉得她们需要用手术和激素来‘摧残’自己的身体呢？”
“从那以后，我经常听到第二波女权学者这样评论我的研究。在那些场合，我常常有种很疑惑的的感觉，因为通常是一个发型考究、戴着很抓人眼球的珠宝或围巾、穿着高跟鞋、涂着金属光口红的顺性别女性，告诉我这个长期避穿裤子而穿裙子的顺性别女性说：跨性别者不过是在强化二元性别论罢了。”
“对跨性别者的这种反应凸显了女性主义研究中长久存在的一种思路（Connell 2012；Serano 2007），按照这一思路，女权的身体研究鼓励的是一种‘接受自我’的身体观（比如，爱自己的身体），同时在理论上（而非在具身的实践上）试图打破传统的性别规范期待。按照这种逻辑，对身体进行改造的跨性别者是因循二元性别论文化、而憎恨自我的‘愚人’(cultural dupes)，而那些觉得自己‘天生就在正确的身体里’的顺性别女性，在性别表达和对待女权与性别平等的态度上却被允许有相当大的自由度。”
“曾有社会学者漫不经心地对我说，我只是致力于研究美国人口中的一小撮人。这再次表明，数字比例似乎决定了我们把哪些人视为具有社会学研究价值的，一个群体的占比太小好像就不配被认真对待其被歧视和不平等的经历。”
“对于任何边缘性的研究领域来说，哪怕是稍微向学科的主流中心移动，都会开辟出新的机会，为该领域的学者带来更大的合法性。然而，随着更多研究的出现，人们反而有了更多的权力来排除那些可能试着建立、或者挑战曾经被边缘化的这些领域的学科假设的新声音。因此，我们必须仔细思考这些排斥的力量。当我们遇到新一代的学生，要准备告诉他们一个我们不熟悉、甚至感到不舒服的新研究或理论体系‘不是社会学’时，我们应该停下来，借用Marjorie DeVault（1999，15）的话说：‘嗯，只是现在还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