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研究所专家石正丽获选中科院院士候选人

武汉研究所专家石正丽获选中科院院士候选人 曾卷入冠病病毒源头风波的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员石正丽获选中科院院士有效候选人。 据澎湃新闻报道，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星期四（8月31日）宣布，2023年院士增选推荐工作已经结束，两院院士增选有效候选人合计1238人，其中知名结构生物学家，清华大学教授颜宁、石正丽等名列其中。 58岁的石正丽是现任中国科学院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副主任，中国科学院高致病性病原及生物安全重点实验室主任，专业医学期刊《中国病毒学》主编。 美国《纽约时报》2021年报道曾形容，石正丽是中国科学进步的象征，是处于新兴病毒研究前沿的“蝙蝠女侠”。她曾带领探险队进入洞穴，从蝙蝠和鸟粪中采集样本，以了解病毒如何从动物传染给人类。石正丽于2019年因在病毒研究领域的贡献，成为美国微生物学会109名科学家之一。 不过，冠病疫情2020年席卷全球后，石正丽所在的武汉病毒研究所被质疑是冠病病毒的来源地。对此，石正丽同年7月接受《科学》杂志采访时，称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应为他声称冠病病毒来自她的实验室道歉。 石正丽认为，将冠病疫情政治化耗尽了她对病毒起源调查的所有热情，她随后转而专注于冠病疫苗和新病毒的特征研究。 她2021年受访时说：“我不知道世界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向一个无辜的科学家持续泼脏水。”

唯一一位曾在武汉病毒研究所开展研究的外国科学家丹妮尔·安德森近日第一次分享了她在病毒研究所的BSL-4（即P4）实验室工作的

唯一一位曾在武汉病毒研究所开展研究的外国科学家丹妮尔·安德森近日第一次分享了她在武汉病毒研究所的BSL-4（即P4）实验室工作的细节。安德森是一名研究蝙蝠传播病毒的专家，在武汉出现首个新型肺炎病例的几周前，她就在那里工作。 现在就职于墨尔本彼得·多尔蒂感染与免疫研究所的安德森，从2016年开始与武汉的研究人员合作，当时她是杜克-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生物安全实验室的科学主任。她的研究聚焦于为什么像埃博拉和尼帕这样的致命病毒不会在蝙蝠身上引起疾病。这对武汉病毒所正在进行的研究是一个补充，武汉病毒所为她提供了资金鼓励国际合作。 安德森说，“这并不是说它（武汉病毒所BSL-4实验室）很无聊，而只是说它是一个常规实验室，与任何所有高防护实验室的工作方式一样。人们现在所说的并不是事实”。在专家们认为新型冠状病毒已开始传播的时候，安德森就在武汉。在2019年末一段时间里天天报到，使得她密切接触了在武汉病毒研究所工作的许多其他人。作为唯一的外国人，安德森很显眼，她说那里的其他研究人员很照顾她。“我们一起去吃饭，我们在实验室外面见过面”。 该实验室于2018年正式开始运转，从在那之前的第一次探访开始，安德森就对这个实验室印象深刻。这座地堡式混凝土建筑具有最高的生物安全等级，那里的空气、水和废物在过滤和消毒后才能排出。安德森说，该实验室对控制正在研究的病原体有严格的章程和要求，研究人员接受了45小时的培训才能获得在实验室独立工作的资格。进出实验室步骤严密。出去尤其复杂，既需要进行化学淋浴也需要进行个人淋浴。这些规定在P4实验室中是强制性的，不过安德森指出了与她工作过的欧洲、新加坡和澳大利亚的类似场所的区别。武汉实验室使用一种定制的方法每天制造和监测消毒剂。这是一个让安德森受到启发并在她自己实验室中也引入的系统。她通过耳机与实验室指挥中心的同事保持联系，以保证持续沟通和安全警惕这些步骤旨在确保一切正常。 此前《华尔街日报》披露的一份报告称，该实验室的三名研究人员于2019年11月入院，伴有类似流感的症状。不过安德森说，2019年底前，她在武汉研究所认识的人里没有谁生病。此外，该实验室有一个程序可以报告与所处理病原体相应的症状。她说，“如果有人病了，我想我会生病，但我没有。在接种疫苗之前，我在新加坡接受了新型冠状病毒检测，结果是从未感染过”。不仅如此，安德森在武汉的许多合作者也在12月底去了新加坡，参加一个尼帕病毒会议。她说，当时没有任何有关某种疾病席卷了实验室的传闻。“没有风言风语，科学家们是很八卦和感兴趣的。就我看来，当时并没有什么会让你觉得这里发生了一些事的异样”。 不过安德森也表示，这并不是说病毒不可能是从那泄漏的。她说，非典病毒（SARS）后来就曾几次“跑出”安全设施。如果说有证据表明这种事故产生了新型肺炎，那么她“可以预见可能发生什么事…我没有幼稚到会说出绝对没有这种可能性的话来”。然而，她仍然认为该病毒最可能来自大自然。鉴于研究人员花了近十年的时间才确定SARS病原体来自自然界的何处，安德森说，尚未发现造成了这次疫情的“证据确凿的”蝙蝠也不足为奇。 安德森说她不知道每个人在2019年底时都在做什么，因为武汉病毒研究所太大了。安德森相信没有病毒是被故意制造出来感染人并故意释放出来的。安德森称，理论上，在实验室里研究一种功能获得技术的科学家有可能不知不觉地被感染了，然后无意中感染了社区中的其他人。但没有证据表明这种情况发生了，安德森认为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获得以这种方式创造一种病毒的授权通常需要层层审批，并且这种工作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安德森说，就算这种功能获得研究工作获得了批准，实现也是很难的。该技术被称为反向遗传学。 安德森在新加坡的实验室是率先从中国境外新型肺炎患者中分离出新型冠状病毒然后进行培养的实验室之一。就算是对于一个习惯于研究冠状病毒、了解其生物学特征，包括它目标受体蛋白的团队来说，新型冠状病毒也是复杂而具有挑战性的。她说，试图制造一种新病毒的人不会知道这些关键的东西。而且研究人员研究的材料病毒的基本组成部分和基因指纹，最初并不具有传染性，因此需要大量培养才能感染人类。 不过，安德森确实认为需要展开调查、一劳永逸地解决该病毒的来源问题。 （彭博社）

中国病毒学家石正丽：未来极可能出现另一种冠状病毒

中国病毒学家石正丽：未来极可能出现另一种冠状病毒 中国知名病毒学家、武汉病毒研究所专家石正丽警告，未来极有可能出现另一种冠状病毒。 据《南华早报》星期天（9月24日）报道，石正丽在与同事撰写的一篇论文中警告说，世界必须为像冠病一样的疾病做好准备，“如果冠状病毒导致以前出现过疾病，那么有很大可能也会导致未来的病毒爆发。” 在这项研究中，石正丽及其团队评估了40个冠状病毒种类的人类溢出风险，并将其中一半评为“高风险”。有六种已被发现，会产生能传到人类的疾病。另有证据显示，另外三种也会引发疾病，或是传到其他动物物种。 研究警告说：“几乎可以肯定未来将会出现疾病，而且很可能再次出现（冠状病毒）疾病。” 这篇论文于今年7月发表在英文期刊《新兴微生物与感染》（Emerging Microbes & Infections）上，但本月才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引起关注。 《南华早报》分析，部分原因可能是这项研究不是用中文写的，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一名科学家表示，这也反映出在中国突然取消冠病“清零”政策后，人们希望摆脱这个话题。 今年58岁的石正丽是现任中国科学院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副主任，中国科学院高致病性病原及生物安全重点实验室主任，专业医学期刊《中国病毒学》主编。 美国《纽约时报》2021年报道曾形容，石正丽是中国科学进步的象征，是处于新兴病毒研究前沿的“蝙蝠女侠”。 石正丽所在的武汉病毒研究所也曾被质疑是冠病病毒的来源地，对此石正丽接受采访时曾说，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应为他声称冠病病毒来自她的实验室道歉。

港大教授袁国勇获聘上海传染病研究机构名誉院长

港大教授袁国勇获聘上海传染病研究机构名誉院长 香港流行病学专家袁国勇获聘上海市重大传染病和生物安全研究院名誉院长。 据澎湃新闻报道，在星期二（10月31日）举行的2023上海传染病论坛暨2023年上海医学论坛平行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教授袁国勇获聘上海市传研院名誉院长。 袁国勇在论坛上说，此次论坛见证了上海市传研院与香港大学微生物系深入合作的战略开端。他希望将来通过研究合作、联合项目申请、学者交流等方式，积极应对传染病带来的全球挑战。 公开资料显示，今年67岁的袁国勇出生于香港，籍贯广东广州。他是微生物学家、传染病专家和外科医生。袁国勇的研究在发现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SARS）冠状病毒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也使他摘得2021年未来科学大奖“生命科学奖”。 在冠病疫情期间，袁国勇等人于2020年1月在《柳叶刀》（The Lancet）发表关于“新冠病毒可以人传人”的论文。2020年8月，袁国勇与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黄建东教授共同发表论文，首次证实冠病病毒能够感染体外培养的人类神经祖细胞和大脑类器官。 据官网介绍，上海市重大传染病和生物安全研究院于2020年11月在复旦大学揭牌成立，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与复旦大学共同成立的上海市级公益性科研机构。该院研究方向包括重大传染病病原学和生物安全研究及技术转化、重大传染病与生物安全防控策略和政策研究等。 2023年11月2日 1:45 PM

2012年4月，中国云南墨江的六名矿工在进入深山中一个废弃铜矿清理蝙蝠粪便后患上了一种神秘的疾病。其中三人死亡。武汉病毒研究所的

2012年4月，中国云南墨江的六名矿工在进入深山中一个废弃铜矿清理蝙蝠粪便后患上了一种神秘的疾病。其中三人死亡。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中国科学家应要求前来调查，在从矿井里的蝙蝠身上提取样本后，确定了几种新型的冠状病毒。围绕着这些矿工所患疾病、在现场发现的病毒以及针对这些病毒进行的研究，诸多问题都未能得到解答。而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给出完整和及时的答案，而且他们发布的一些信息也有出入。这导致一些顶尖科学家要求对该武汉研究所进行更深入的调查，以及调查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是否曾存放在其实验室并被泄漏。 《华尔街日报》周日援引此前未披露的美国情报报告称，三名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人员2019年11月曾患病，并到当地医院就医，不过官员们对该证据充足性的看法意见不一。美国国务院今年1月曾表示，几名武汉病毒所研究人员曾在2019年秋季患病，“其症状与SARS-CoV-2感染和普通季节性疾病相符”。拜登政府已建议世界卫生组织（WHO）对实验室泄漏的可能性进行更全面的调查，支持WHO总干事谭德塞的呼吁，后者之前提议派出专家展开调查。中国外交部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说，美国不断捏造前后矛盾的说法，并要求调查武汉的实验室。声明称，这充分表明，美国的一些人并不关心事实和真相。声明援引WHO专家组关于实验室泄漏假说极不可能的结论，并敦促华盛顿邀请WHO调查美国的早期病例。 世界卫生大会于周一召开，此事可能会成为议题之一。这种调查很难获得外交支持。对于中国可以轻易否决的调查，很少有政府愿意去推动。中国政府也会抵制这方面的努力，并且迄今一直严格控制外部对信息的获取。中国有关部门阻挠了独立调查该矿的努力，并在附近设立了一个检查站，最近几周一些不愿透露身份的人在那里拦下了几名外国记者，还一度警告说路的前面有野象。《华尔街日报》的一名记者骑着山地车到达此处矿区，但后来被警察扣留并盘问了大约5个小时，警察还删除了手机拍摄的一张矿区照片。有村民告诉记者，当地官员曾警告他们不要与外人谈论这个矿的事。没有迹象表明附近的村庄被疏散，也没有迹象表明该矿近期有任何研究活动。矿区杂草丛生，似乎已经无法从入口进入。 越来越多的病毒学家、生物学家和其他知名科学家呼吁，对实验室泄漏这一假设进行更仔细地调查。5月11日，被问及是否认为SARS-CoV-2可能是从武汉的一个实验室流出时，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说：“这种可能性当然存在，我完全赞成对是否可能发生了这种情况进行全面调查”。去年，27名科学家签署了一封联名公开信，共同谴责认为新型肺炎疫情并非自然起源的“阴谋论”。如今其中三位科学家表示，经过进一步深思，SARS-CoV-2源自实验室事故貌似可信，值得予以考虑。其中，芝加哥大学病毒学家贝尔纳德·罗伊兹曼称，“我相信事实是，这种病毒被带进了一个实验室，工作人员开始对它进行研究…然后某个疏于防范的人把病毒带了出来…他们不能承认自己做了这么蠢的事。”其他科学家则依然认为这不太可能，不值得对此展开调查。 近几个月来，一小群学者和网络侦探共同行动，利用社交媒体整理和发布武汉病毒研究所活动的证据，特别是与前述矿井有关的活动。从3月份以来，他们在三封公开信中呼吁对实验室泄漏假设展开更全面调查。5月13日，来自哈佛、斯坦福和耶鲁等大学的18位科学家在学术期刊《科学》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呼吁认真考虑实验室泄漏假设，并敦促研究实验室公开自身记录。 WHO领导的团队在3月份与中国专家公布的联合报告中得出结论，实验室泄漏假设极不可能。但团队成员说，该团队在武汉病毒研究所停留了三个小时，除了研究所自己工作人员的保证外，几乎没有其他的依据。谭德塞在报告发布当天称，该团队没有充分研究实验室起源的可能。WHO领导的团队一直在试图调查有关SARS-CoV-2在其他国家起源的线索。一些科学家质疑，为什么WHO团队不能安排对这座杂草丛生的废弃铜矿周围的人和动物进行抗体测试和调查。科学家在这座铜矿检测到了与SARS-CoV-2关系最近的病毒。 主要科学家看法转变的部分原因是中国研究人员的说法相互矛盾。2020年2月，石正丽等人在《自然》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揭示了一种名为RaTG13的病毒的存在。基因测序显示它与SARS-CoV-2的相似度为96.2%，成为已知最接近的毒株。他们称这一病毒是在云南一只蝙蝠身上发现的。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中国以外的一些科学家注意到， RaTG13与石正丽团队在墨江矿山发现的名为RaBtCoV/4991的病毒，在采样日期和部分基因序列方面有惊人相似之处。科学家们一再要求澄清这个问题后，石正丽表示，这两个病毒是同一种。去年11月份她在《自然》上更新了自己的论文以反映这一点，而且包含了患病矿工的详细情况。石正丽表示，该病毒被重新命名，以反映蝙蝠的种类、发现的位置和采样年份。她还透露，武汉病毒研究所重新检测了从这些矿工身上取下的样本，确定他们没有感染SARS-CoV-2。石正丽称，她的团队后来在这个矿中发现了另外八种SARS类冠状病毒。在科学家多次要求共享这些病毒的基因序列后，石正丽及其同事上周五发表了一篇有待同行评审的论文。论文称，上述八种病毒几乎完全相同，与SARS-CoV-2的相似度只有77.6%，不过有一段基因序列匹配度达到97.2%。该论文称，虽然有猜测认为，有可能是实验室泄漏的RaTG13导致了SARS-CoV-2，但实验证据不能支持这一说法。许多科学家质疑，武汉病毒研究所为何没有早点披露存在这些病毒及其与前述矿井之间的联系，为何他们等了那么久才允许科学家查看其序列。一些科学家指出，石正丽已多次表示，墨江矿工疑似是真菌感染，并非感染病毒；这与当时的研究论文及石正丽在《自然》上的最新表述相矛盾，后面的观点称这些矿工被认为感染了一种病毒。 许多科学家迫切希望查看武汉病毒研究所曾经公开的包含约22,000个样本和病毒序列的数据库，其中有15,000个来自蝙蝠的样本和病毒序列。该数据库已于2019年9月份下线。石正丽今年2月份向WHO新冠溯源专家组表示，该数据库是在遭到3,000多次网络攻击后下线的。WHO专家组成员、纽约非营利组织生态健康联盟主席彼得·达萨克今年早些时候称，生态健康联盟与武汉病毒研究所有过合作，“因此我们基本上知道”这个数据库里有哪些病毒，没有一个病毒比RaTG13更接近SARS-CoV-2。另外，他和WHO专家组的其他科学家表示，RaTG13在基因上与SARS-CoV-2非常不同，而且从未在实验室成功培养过。WHO专家组负责人安巴雷克表示：“我们当然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说：“据我们所知，只存在一个序列。没有病毒。他们从未成功地从蝙蝠粪便样本中培养出病毒。”如果武汉病毒研究所只有基因序列，就不可能有具有感染性的RaTG13病毒从该实验室泄漏。只有基因序列也引发了人们的疑问，在以序列为基础生成人造病毒的实验中，序列究竟能起到多大作用。不过其他科学家表示，如果不查看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实验室日志、样本记录和病毒数据库，就无法独立核实这一点，而且研究论文显示，该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将其培养的一些蝙蝠冠状病毒与其他病毒的基因物质相结合。此外，达萨克与武汉病毒研究所关系密切，而且他在去年年初声明拒绝接受实验室泄漏假说。不过达萨克表示，在申请加入专家组时向WHO提交了利益冲突声明。WHO已表示，认为他的工作不构成冲突。 石正丽曾公开描述过包括在2018年和2019年的一些实验情况，目的是研究各种蝙蝠冠状病毒是否可以利用其表面的某种突刺蛋白与人类细胞中一种名为ACE2的酶结合。这就是SARS病毒和SARS-CoV-2感染人类的方式。这类实验有时被称为“功能获得性”研究。现在科学界存在意见分歧的一个问题是，这种实验是否可能有意或无意地造出SARS-CoV-2。许多知名科学家都说，RaTG13不可能做到这一点，SARS-CoV-2只能从一种基因上更接近它的病毒中产生。虽然武汉病毒研究所称RaTG13是该所掌握的与造成这次疫情的病毒最接近的近亲，但呼吁对实验室进行调查的科学家们希望获得该实验室的记录来加以证实。许多分子生物学家说，功能获得性实验会在病毒的序列中留下清晰的基因特征，表明其中一部分是在实验室中插入的。其他科学家则表示，更现代的技术可以不留任何痕迹。与中国研究伙伴有着密切合作的哥伦比亚大学传染病学专家伊恩·利普金去年与另外四名科学家共同撰写论文，驳斥SARS-CoV-2系实验室人为制造的观点。现在他表示，他担心武汉病毒研究所实验室的冠状病毒实验生物安全级别低于美国要求的标准。不过与石正丽合作的几名外国研究人员曾表示，他们认为石正丽的实验室和操作是安全的。 在WHO专家组到访武汉之前，该小组的一些成员表示，他们也对实验室泄漏假说持怀疑态度。他们称，与人与动物接触造成的传染事件数量相比，这种事故极为罕见，但他们对这种可能性持开放态度。最终，专家组未能查看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安全日志，以及该研究所工作人员的检测记录。专家组成员事后表示，他们仍认为这次考察是有用的。加尔维斯顿国家实验室已经退休的主任James Le Duc说：“我认为重要的是要仔细考察实验室的环境，探索在哪里做了些什么，进行认真的调查。”他表示，他认为实验室泄漏假说可能性较小，但“所有这些都是为了遵循科学”。 一些科学家说，另一个因素是最近几个月美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言论有所缓和。去年，美国时任总统特朗普开始散播实验室泄漏的说法，但特朗普政府没有披露任何相关证据。时任美国驻WHO大使布伦博格称，随着特朗普开始谈论这个问题，其他原本可能帮助推动实验室泄漏假说调查的政府都撇清了关系。“像是一夜之间就发生了转变…当特朗普首次谈及此事时，这些国家的政府就都闭口不谈。”拜登政府并未表示其相信发生了实验室泄漏，只是说需要更全面地调查这种可能性。（编者注：限于篇幅，文章内容仅转载了一部分。） （华尔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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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 #新型冠状病毒 来源于哪里？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SARS-CoV-2新冠病毒是在美国政府的财政资助下在中国武汉市的一个实验室研发的。 #石正丽 2018年#蝙蝠 #冠状病毒 及其 #夸种 #感染 研究 这个图我是真的第一次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