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语言和我们的行为之间的巨大距离是什么？宣扬女权正义的嘴，和遮掩性骚扰的手为什么能长在同一个身体上？
我们的语言和我们的行为之间的巨大距离是什么？宣扬女权正义的嘴，和遮掩性骚扰的手为什么能长在同一个身体上？
最近总在想这个问题。因为第一次身处一个巨大的利益共同体统治下，具体地看到了系统和系统里的人是如何维护上位者的。
系的一个男教授，性骚扰惯犯，被举报过起码三次，这学期我们进行了集体举报，大概有二十个人，包括他自己带的学生。性骚扰行为包括让女学生把自慰经历写成作业交给他看，让自己指导的学生在办公室里脱衣服，甚至还有诱奸。
三个月过去了，他依旧是论文委员会的主席，全系的论文开题（不论研究生还是博士生）都要被他审查。学期初的时候负责牵头组织举报的同学告诉我说，院长已经知道了这件事，也有了一个律师负责这个案子，据说他们都非常生气，再三保证说一定会做点什么。但结果自然是什么都没做的。
但最让我寒心的也许不是学院的不作为和系统的全面失能，而是全院的老师都知道他是这么个人，却没有任何人试图保护学生。从上至下的沉默就是帮凶，而这沉默的原因就是利益，甚至不是巨大的利益，只是系里的人情往来和“不愿意得罪同事”的利己谨慎而已。
我的二导和她的朋友们都是系里的“女权主义者”，我二导之前做女性写作，如今开始做关怀伦理，是张口照顾关怀闭口脆弱性的一个人，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在我跟她说我选了这个老师的课，他第一节课就要求我们所有人（几乎全是女孩）分享我们的私密创伤时，她也什么都没有说。
在好听的话和可怕的行为中间是一杆天平，上位者将名誉利益和下位者们的安全称量后，自然是觉得前者重于泰山后者轻若鸿毛。学生算什么呢，学生几年之后就会走，不像终身制教授是永远在那里。学生没有渠道，没有能量，学生试图在一个保护上位者的系统里得到公平简直是痴人说梦。所以在罪犯和帮凶眼里我们都是可以被牺牲的，我们的尊严，我们的心理健康，我们的安全感，我们的人格或身体都很轻。
说到底不过就是对于有些人来说别人的人格和尊严是不存在的东西，像史航他们那一代人认为女人的主体性也是不存在的东西。我十八岁的时候被带去文化圈的酒局饭局，常听见在座的三四十岁文化圈男说女人不可能成为好作家，文学史是男人的文学史，女人在其中只是点缀，尤物尤物，好看就好。这样的话被说出来很令人震惊，但在十年前这甚至是一种不用出口的男性共识。就像韦恩斯坦觉得女演员就是可以被制片人享用的，因为“向来如此”。对于文化圈来说，享用女读者和女观众也是“向来如此”。因为他们的影响力和权威，导致希望在这一行里求生存的人都要成为沉默的帮凶，否则就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在这样的代价和几个毫无能量的女孩中间，牺牲哪一边甚至都不是一个需要犹豫的选择。
但帮凶和罪犯都不可原谅，回护罪犯的人认为自己战役已经结束，确实如此，因为他们确实是站在了罪犯的那边替他将一切都打扫干净了；他们说自己只是缺乏判断或经验不足，但事实上他们的选择从来都很明晰在正确的事和容易的事之间选择了容易且带来利益的事。道歉也并非出于真心（但这不重要），而是对失去利益的恐惧。如今的揭发在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因为这些曾经不算事的事居然能确实地影响到他们的利益。
很难乐观地看这种事，因为见过太多失败。对犯罪的男的没什么好说的，但总想问问沉默地扶着墙站着的人你们是否知道自己的沉默和视而不见已经是一种选择？这种选择是否真的如你们表现出来的那么轻松？
累了，不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