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SJ周四重温 新一代缺乏经验的抗争者在反对严格防疫政策的示威后被捕。这些年轻女性出于对当局对自由和妇女权利的压制而奋起抗议

#CWSJ周四重温 新一代缺乏经验的抗争者在反对严格防疫政策的示威后被捕。这些年轻女性出于对当局对自由和妇女权利的压制而奋起抗议。 这些女性大多20多岁,出身中产家庭,名校毕业。这次的抗议活动后,中国政府转而对准这群真诚但缺乏经验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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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缺乏经验的抗争者在反对严格防疫政策的示威后被捕。这些年轻女性出于对当局对自由和妇女权利的压制而奋起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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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心卫生巾”:中国女性呼吁抵制劣质卫生巾 王月眉2024年11月29日北京一家7-Eleven便利店货架上的女性卫生用品。 Wendy Wu/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via Getty Images中国大学生萨布丽娜·王(音)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该帖称卫生巾制造商欺骗女性,卖给她们的卫生巾尺寸大大短于广告上宣传的尺寸。看到这篇帖子后,她决定自己测量一下。她震惊地发现,买回家的三个品牌的卫生巾都比包装上标示的短,最多短17%。“我原来会认为,如果我在使用时遇到问题,那是因为我太长时间没换卫生巾,”现年22岁的王女士说。“只是在大家都指出了问题后,我才意识到这是制造商的问题。”她在网上发帖,呼吁其他女性游说对卫生巾制造商加强监管。“制造商认为我们每天都需要它们的产品,所以它们敢如此傲慢,”她在一次采访中说。“这是缺乏尊重。”王女士正在加入到要求对卫生巾制造商和政府监管部门追究责任的呼声中来,这一呼声已在近几周变得越来越大,而且延伸到在其它事务上更多地将女性纳入考量这一更广泛的要求。对卫生巾长度的批评迅速扩大到对其质量和价格的审视。而且,有关的讨论已扩展到学校不提供足够的性教育、身体羞辱,以及缺乏女性企业领导人等话题上。女性呼吁抵制她们认为质量低劣的品牌,并分享了在家里制作可重复使用的卫生巾的指南。网上关于这个话题的数十个标签,例如“黑心卫生巾”、“卫生巾生产商满足女性需求真的这么难吗?”等标签被广泛传播。这种强烈反应已促使一家大型制造商从电子商务平台淘宝上下架了所有卫生巾产品,并承诺对产品进行改进。官媒谴责这个行业存在“根深蒂固的问题”。一个政府支持的行业协会承诺,对卫生用品制定新规则时,将征求公众意见。尽管执政的中共一直试图压制公民社会和独立言论,但在中国,这场轩然大波是性别不平等的讨论变得日益普遍的最新例证。虽然警方已在有目的地打击知名的女权主义活动人士和组织,但人们已萌发了一种对性别歧视的更普遍认识,警方更难消除这种通常由年轻女性在网上传播的意识。尤其是月经,它已成为一个让人们产生共鸣讨论的热门话题。新冠疫情期间,许多女性对医务人员得不到卫生巾补给的问题作出批评。中国高铁系统曾一直不在火车上销售卫生巾,直到2022年的一场网络施压运动,才促使一些高铁线路改变做法。最近这场运动始于本月,一些人在深受女性欢迎的小红书上发布了自测卫生巾的视频。她们敦促其他女性也这样做。在向制造商客服代表投诉后,女性得到的一些最初的反应是置之不理,这进一步激起了女性的愤怒。名为ABC的知名卫生巾品牌的代表对一名投诉的女性说,如果对产品不满意,没必要非买它们。另外的品牌则指出,中国的法规允许卫生巾长度在一定范围内与标示不同。很快,许多女性开始仔细审查她们卫生巾的其他细节,例如卫生巾的化学成分,或是她们认为带有性别歧视的广告。她们分享了因卫生巾渗漏而感到尴尬的故事。还有人说,政府应该允许女性用医保来报销卫生用品的费用。一些女性鼓励大家把意见反馈到负责起草卫生巾法规的行业联合会,甚至为大家起草了可供复制粘贴的建议,例如加强对制造商的抽查、进一步限制甲醛含量等。“我越读越生气,”现年20岁的学生叶柳(音)说,她参加了反馈意见的活动。“如果很多人提交意见的话,应该会有效果。”主要的卫生巾制造商很快开始道歉。ABC卫生巾的创始人分享了一段视频,他在视频中对着镜头鞠躬,并承诺严格遵守行业标准。尽管如此,虽然女性的抗议活动取得了明显的成功,但有迹象表明,官方对群众动员和女权主义持谨慎态度。虽然官媒也指责制造商生产低质量产品,但它们那样做主要是从保护消费者权益而非女性权益的角度出发。在小红书上分享了游说监管机构技巧的大学生王女士说,她的帖子​​似乎部分遭到了审查;别人看不到她对评论的回复,帖子的阅读率在一夜之间突然暴跌。一些公司曾用对女权主义者有吸引力的广告开展宣传活动,在遭到网上男性的批评后,这些公司已改变了做法。对于一些女性来说,即使这些公司确实有所改进,也为时已晚。现年23岁的张燕池(音)是中国中部的作家,她说,她想看到女性企业家成立自己的、尊重和赋予女性权力的公司。“我在等着买她们的卫生巾,”她说。Siyi Zhao自北京、Joy Dong自香港对本文有研究贡献。王月眉(Vivian Wang)是《纽约时报》驻华记者,常驻北京,撰写关于中国的崛起及雄心如何塑造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报道。点击查看更多关于她的信息。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点击查看本文英文版。 -电报频道- #娟姐新闻:@juanjie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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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语言和我们的行为之间的巨大距离是什么?宣扬女权正义的嘴,和遮掩性骚扰的手为什么能长在同一个身体上? 最近总在想这个问题。因为第一次身处一个巨大的利益共同体统治下,具体地看到了系统和系统里的人是如何维护上位者的。 系的一个男教授,性骚扰惯犯,被举报过起码三次,这学期我们进行了集体举报,大概有二十个人,包括他自己带的学生。性骚扰行为包括让女学生把自慰经历写成作业交给他看,让自己指导的学生在办公室里脱衣服,甚至还有诱奸。 三个月过去了,他依旧是论文委员会的主席,全系的论文开题(不论研究生还是博士生)都要被他审查。学期初的时候负责牵头组织举报的同学告诉我说,院长已经知道了这件事,也有了一个律师负责这个案子,据说他们都非常生气,再三保证说一定会做点什么。但结果自然是什么都没做的。 但最让我寒心的也许不是学院的不作为和系统的全面失能,而是全院的老师都知道他是这么个人,却没有任何人试图保护学生。从上至下的沉默就是帮凶,而这沉默的原因就是利益,甚至不是巨大的利益,只是系里的人情往来和“不愿意得罪同事”的利己谨慎而已。 我的二导和她的朋友们都是系里的“女权主义者”,我二导之前做女性写作,如今开始做关怀伦理,是张口照顾关怀闭口脆弱性的一个人,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在我跟她说我选了这个老师的课,他第一节课就要求我们所有人(几乎全是女孩)分享我们的私密创伤时,她也什么都没有说。 在好听的话和可怕的行为中间是一杆天平,上位者将名誉利益和下位者们的安全称量后,自然是觉得前者重于泰山后者轻若鸿毛。学生算什么呢,学生几年之后就会走,不像终身制教授是永远在那里。学生没有渠道,没有能量,学生试图在一个保护上位者的系统里得到公平简直是痴人说梦。所以在罪犯和帮凶眼里我们都是可以被牺牲的,我们的尊严,我们的心理健康,我们的安全感,我们的人格或身体都很轻。 说到底不过就是对于有些人来说别人的人格和尊严是不存在的东西,像史航他们那一代人认为女人的主体性也是不存在的东西。我十八岁的时候被带去文化圈的酒局饭局,常听见在座的三四十岁文化圈男说女人不可能成为好作家,文学史是男人的文学史,女人在其中只是点缀,尤物尤物,好看就好。这样的话被说出来很令人震惊,但在十年前这甚至是一种不用出口的男性共识。就像韦恩斯坦觉得女演员就是可以被制片人享用的,因为“向来如此”。对于文化圈来说,享用女读者和女观众也是“向来如此”。因为他们的影响力和权威,导致希望在这一行里求生存的人都要成为沉默的帮凶,否则就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在这样的代价和几个毫无能量的女孩中间,牺牲哪一边甚至都不是一个需要犹豫的选择。 但帮凶和罪犯都不可原谅,回护罪犯的人认为自己战役已经结束,确实如此,因为他们确实是站在了罪犯的那边替他将一切都打扫干净了;他们说自己只是缺乏判断或经验不足,但事实上他们的选择从来都很明晰在正确的事和容易的事之间选择了容易且带来利益的事。道歉也并非出于真心(但这不重要),而是对失去利益的恐惧。如今的揭发在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因为这些曾经不算事的事居然能确实地影响到他们的利益。 很难乐观地看这种事,因为见过太多失败。对犯罪的男的没什么好说的,但总想问问沉默地扶着墙站着的人你们是否知道自己的沉默和视而不见已经是一种选择?这种选择是否真的如你们表现出来的那么轻松? 累了,不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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