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拜华人医疗体系：药店行“医”

迪拜华人医疗体系：药店行“医” 90年代后期，随着改革开放的迈进，进出口权进一步下放到企业公司，国家允许私人企业开展进出口贸易，使得大量的私企在迪拜开设分公司，越来越多的华商开始登陆迪拜。另一方面，随着当时一并发生的国有企业改革和重组，在中国引发了下岗潮，许多下岗工人也开始来到迪拜谋生。2000年后，中国提出“走出去”战略，迪拜作为中东门户，吸引了更多的华人来此闯荡。这都使得迪拜华人在几年间完成了井喷式的发展。 华人一多，看病的需求便也多了。 可在当年，来迪拜的华人中有很大比例来自工人、下岗员工、工商个体户等群体，英文普及率远不如今，许多华人甚至完全不会说英文，几乎只在华人圈内自主谋生，不涉足外面的世界。还有很大一批华人，以旅游签和飞签的形式在迪拜生活，没有当地的工作签证和医疗卡，不具备合法身份。受限于语言和身份问题，有很大一批华人群体即便生病了也不会考虑去本地正规医院看病。而彼时有中国医生的中医诊所又偏向于针对外国市场的针灸治疗，并不具备综合医疗的能力。 不过，虽然当时华人社群里没有像样的综合型医院或诊所，但华人药店在90年代中期就已经出现了，主要分布在华人密集区Deira，这些华人药店面积往往不大，环境上也类似早期国内的乡镇药店。 华人药店不仅有中国籍药师，可以指导用药，而且大多数药品均来自国内，都是中文包装，华人熟悉的感冒药、消炎药等常规药物基本都可以买到，甚至还包含不少中国的中成药、保健品等。不过，严格说起来这些中国药品的引进并不合规，大多都是通过灰色清关途径进入迪拜。 对于一些小毛病，华人去华人药店买药自愈，已成为共识。很多华人企业如大型建筑公司，也会去华人药店采购中国药品，为员工的健康做保障。而中国建筑工人正是这些华人药店的重要客群之一，其中防暑药非常好卖。 然而真正让华人药店赚大钱的，不得不提到一个特殊的群体 “小姐”。在90年代末的下岗潮之后，一些下岗女性选择了“出海下海”。2000年后，藏匿于迪拜暗处的“按摩院”开始野蛮生长，“中国小姐”的数量激增，形成了一股庞大而又特殊的华人群体。 虽然她们在社会面带来了对华人社群的负面影响，但她们的消费力又在一定程度上刺激着华人经济中的各种业态，其中也包括华人药店。因为职业关系，“生病”在“小姐”群体里属于常态，大量的药物需求涌向华人药店。消炎药，妇科药均是华人药店里销量最高的药品。 还有一种药在华人药店的销量可以排入前列，那便是壮阳药。鉴于老外对中国壮阳药的迷之崇拜，该药九成以上的买家都是老外，成为华人药店里为数不多的“对外商品”。比如有一款名为“三便宝”（satibo）的药品，在当年极为火爆。 但卖药并不能完全满足华人群体的医疗需求，部分华人药店也开始涉足一些更深度的“医疗服务” 比如中国人熟悉的“挂盐水”。当时，一瓶“盐水”的进货成本大约只要10几块人民币，而在迪拜可以卖到50-100迪拉姆（约100-200人民币）一瓶，堪称暴利。 不少华人药店的结构分为“前厅”和“后室”，“前厅”负责卖药，“后室”有的作为仓库，有的也提供更复杂的医疗服务。除了药师，很多华人药店也配备了国内聘来的医生，一些胆大的华人药店甚至还能在“后室”里开展手术级操作。迪拜的华人药店逐渐开始承担起一个小诊所的功能，当然，药店从事这些医疗服务，已经属于严重违规。 这种药店的“诊所化”自然也会引发重大的安全的隐患，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两起死亡案例。一起是华人药店给糖尿病人挂葡萄糖吊水引起不良反应，导致死亡。一起是无证医师操作引产手术导致女方死亡。值得一提的是，阿联酋由于宗教原因严禁堕胎，像出售引产药和执行引产手术属于严重违法行为，但在早期一些华人药店里也有所涉及。 虽然早期的华人药店涉及大量灰色地带，甚至伴随诸多违法风险，但确实也为许多无法接受正规医院治疗的华人群体提供了基础的医疗支持。随着阿联酋医疗监管的加强，以及华人群体结构性的变化，华人药店的灰色操作也逐渐式微。

迪拜华人医疗体系：早期的中医服务

迪拜华人医疗体系：早期的中医服务 医疗是每一个人一生中甩不开的一座大山，每个国家都有适应本国生态的医疗体系，迪拜也不例外。基于迪拜的多元化、国际化和土豪化，迪拜的整体医疗体系也是和国际接轨，具备高度现代化且相对高规格。基于迪拜有大量与西方国家合营的私立医院，国际居民在迪拜看病，基本上与欧美无异。 然而，对于迪拜的华人来说，情况显得有所不同。一方面，许多华人英文能力欠佳，更何况医疗所涉及大量专业术语，沟通上的困难让很多华人无法独自前往国际医院问诊。另一方面，迪拜正规医院的医疗费用十分高昂，对于一些复杂的病症，若是医保不能覆盖（很多华人拿的是最低等级的强制医保，基本只能去一些小医院和小诊所），大多数人负担不起。再者，虽然迪拜的医疗硬件很出色，但医生的水平和经验则参差不齐，很多华人另可飞回国看病，也不愿意再迪拜本地医治，更别提很多华人信赖的中医疗法，在迪拜较难获得疗程既全面、价格又合理的服务。 总之，在种种需求下，迪拜催生出了一条另类发展的华人医疗体系，这个体系的发展以华人为主导，也主要以服务华人为主，不仅能获得全程的中文服务，往往价格也相对合理，而且包含诸多中医疗法。 相较于迪拜国际医院和诊所的正规化和流程化，华人医疗体系下的医疗服务常常很接地气，百花齐放，除了一些正规的华人诊所，也有不少华人医疗服务游走在灰色和地下渠道之间。本文就来聊一聊，迪拜华人医疗体系的发展历程。 1977年，在阿联酋沙迦就已经有中医诊所了，但创始人和医生是一位名叫萨利姆·马哈茂德（Salim Al Mahmoud）的阿联酋本地人。他于70年代在中国学习针灸，回国后创办了阿联酋第一家中医诊所。 1981年，由当时中国卫生部（现名中国卫生健康委员会）组建的援助阿联酋医疗队抵达阿联酋沙迦，这是国内中医首次成建制地进入阿联酋。这支医疗队主要以中医针灸师为主，与本地医院进行了多年的医疗合作，之后全部返回国内。 不过，由于当时阿联酋并没有多少华人，这些70-80年代的中医服务基本只面向阿联酋本地患者，重在中医尤其是针灸方面的普及。 真正面向阿联酋华人的中医服务，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国企建筑承包公司在阿布扎比有很多政府工程，当时有大量的中国工程师和建筑工人，公司为了保障员工的健康，克服语言障碍，所以中国公司成立了自己的中医诊所。1985年，阿布扎比的第一家私人中医诊所（Chinese Medical Center）由中国土木建筑公司阿布扎比分公司创办，选派的医生大多是具有西医背景的中医医生。只是，这家诊所的患者基本都来自公司内部，更像是公司的后勤保障部门。 直到1990年，迪拜才开设了第一家私人中医诊所（Chinese Medical Center）。随后在90年代中后期，迪拜和阿布扎比陆陆续续开出了多家中医诊所。不过，由于90年代的阿联酋华人还是以国内国企的外派为主，人数上并不成气候，因此不少中医诊所的客群主要还是外国人。

迪拜华人医疗体系：华人诊所和医院

迪拜华人医疗体系：华人诊所和医院 90年代的迪拜就已经有华人的中医诊所了，经过多年发展，迪拜的中医诊所数量也算是小有规模。尤其在2011年，中国中医第一品牌北京同仁堂在迪拜开设分店，带来了高品质的中药材，对迪拜良莠不齐的中药材市场起到了规范作用，也有不少华人慕名前往问诊抓药。但总体上，这些中医诊所的主要客群还是老外。而且中医作为现代医疗的一种替代型方案，并非什么病都能治疗，对于一些需要深度检查和化验的病情，还是需要依赖现代化的医疗机构。 2013年，迪拜的华人密集区国际城开设了一家名为“协和医院”的华人医院，不过此“协和”和“北京协和”没有任何关系， 充斥着浓浓的山寨味道。而且虽然名字里有“医院”，但按其营业执照上来看，实则属于诊所（Medical Center）。但无论如何，这确实是在阿联酋合法注册的首个华人综合医疗机构，可以提供中西医结合的医疗服务。 之后，还有一家自1996年就已经开业的迪拜上海诊所也在差不多时间开始转型，从纯中医诊所，发展出了中西医结合的分店，同样开在了国际城。这家诊所里中医团队用的是中国人，但西医团队用的主要还是印度医生，而且由于位置较偏，宣传较少，因此在华人间的知名度并没有“迪拜协和医院”大。 有中国医生、能做基础检查、还有中医门诊和药房……基于这种稀缺性，当时许多存在英文沟通困难的华人，都会选择去“迪拜协和医院”就医问诊。 但除了有中国医生和中文服务外，“迪拜协和医院”相对于其他国际诊所或医院来说，在软硬件上都并无优势。2019年，另一家国内来的医疗机构入主“迪拜协和医院”后更名，“迪拜协和”这个容易引起误会的名字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除了中医诊所和中西医诊所，迪拜后来也出现了华人创办的牙科诊所，华人医疗体系在牙科这个领域也有所覆盖。 直到2024年末，由本地大家族牵头，华人团体出资，直接收购了一家迪拜的印度医院，并更名为迪拜中华医院（Sino Hospital），这成为迪拜首家真正意义上的综合型华人医院。 中华医院面积达18000平米，包含上百个床位，配备救护车和急诊，科室全面，囊括内科、外科、儿科、产科、妇科、骨科和中医科等。同时中华医院与国内知名医疗机构和医疗专家合作，有经验丰富的中国医生坐诊，华人就诊也不存在语言障碍。中华医院几乎是迪拜华人医疗体系发展史上的最强存在。 但就在最近（2025年6月），有消息称迪拜中华医院因为不明原因暂时停业，具体恢复营业日期未知，这为华人医院在迪拜的生存发展蒙上了一层迷雾。

2024年，汽车人都在过苦日子

2024年，汽车人都在过苦日子 从2月18日-3月1日，比亚迪用12天的时间发布了8款主力车型的“荣耀版”，在配置调整不大的情况下将终端定价下调超过3万，这对8万-20万价格带的产品造成无差别打击。牌桌上的参与者也纷纷用降价策略应对，一场比亚迪卷起海风，引发了“国内全行业全系降价达1.5万”的海啸。当价格竞争变得更为直接，激烈的淘汰赛也正式在2024年打响。车企能否存活的指标简单明晰：一套能盈利的产品结构、健康的营收、坚固的技术护城墙，和充沛的资金储备。激烈的淘汰赛也让市场格局充满各种不确定性。小米汽车还未上市，到店预约人数便超10万；欧盟加征中国电动车关税，阻碍中国车企全球化征程；华为还在不断赋能部分参赛者，用“华为光环”改写细分市场的竞争格局；行业价格战也尚未停止，比亚迪依然还有打价格战的后手。没有一家车企安稳地站在安全区当中，稍有不慎依然会被竞争对手逼入悬崖之上。从一定程度上来讲，更高的资金储备和健康的营收体系拓宽了车企的生存空间。市场竞争带来的寒气肆虐，不论是组织架构调整，零部件供应、生产制造还是日常开支，车企的动作和目标都指向降本增效。36氪AUTO结合多方信源得知，头部车企们今年的普遍降本目标在15%以上，唇齿相依的供应商与经销商也要紧密配合车企的降本目标。供应商、主机厂、经销商，整个汽车链条自上而下过起了苦日子，置身事内的每一位汽车人均未免俗。“拧干毛巾最后一滴水”行业竞争刺刀见红，各家车企在参与价格战刺激销量的同时，也在内部将成本卷到极致。年终奖是公司的晴雨表，衡量着公司财务健康和市场竞争力。销量越高、账面资金越充足的车企总是愿意为员工开出更高的年终奖。理想汽车2023年交付了37.6万辆新车，2023年年底资金储备1036.7亿元，是现金储备第一的车企。粮草无虞的理想为员工开出了48个月工资作为年终奖，高于传统的“12薪+2个月年终奖”的标准结构。“不能只学华为的流程，而不学华为的利益分配。”理想汽车CEO李想说。去年销量不如意的哪吒，则将寒意传递到每一位员工身上，除了延发年终奖外，哪吒汽车的CEO张勇还表示要“下手整顿，精简机构和人员。”过去的一年，除去比亚迪、吉利与理想等车企外，上汽、蔚来、小鹏、哪吒等车企均未达成全年销量目标。包括造车新势力在内的更多新能源车企销量目标完成率，仅在七成左右。36氪AUTO梳理各方信源得知，车企的年终奖均为12个月的薪资水平，多数车企的年终奖都有缩水的现象。智联招聘数据显示，2023年汽车行业年终奖平均值为6617元，较2022年的8281元有所下滑。大到招聘规模，小到员工福利，车企的降本之路覆盖着方方面面。多位猎头告诉36氪AUTO，相比于以往的招聘规模，今年汽车市场给猎头端开放的HC（招聘人数）需求比去年下降了至少三成。“招聘门槛也变高了，一些职能岗位都要求是985或211。”多家新势力收紧了报销标准和出差标准，以前“拿着发票实报实销”，到现在“各种报销都要注明理由”。以往的太平日子不复存在，员工们被迫卷入内部淘汰制度。一位南方传统车企员工说，今年开始，该公司加紧了部门绩效考核，“每个部门强制背负固定数量的C、D评分，C扣绩效，两次D自动淘汰。”置身事内的每一家企业都勒紧裤腰带对抗严寒。36氪AUTO结合多方信源得知，今年以来，新能源车企们均制定了10%25%不等的降本计划，各个板块预算均有收缩。“宣传、营销等费用砍了50%，生产端计划降本15%。”汽车是规模化生产游戏，更高的产量可以最大程度分摊开模成本，这是车企生产端降本的主要方向。“规模成本下，少开发一套模具总是省钱的，反映到汽车上，就是减少零部件数量。”一位合资车企的研发人员说，现阶段车企们更愿意使用一体式的设计思路，“比如长安Uni系列的一体式保险杠，成本价要比‘一个保险杠+一个格栅’的方案省钱。再比如特斯拉的无前脸化设计，也直接将上格栅省略。”越来越多的车企也愿意在生产端采用车身一体化压铸，特斯拉、小米和小鹏汽车都在用一体化压铸实施降本，该技术大幅减少零部件数量，简化了生产工艺。在规模化生产情况下，成本显著下降。有业内人士告诉36氪AUTO，包括长安、长城都有在生产端采用车身一体化压铸的策略，“但改造初期投入大，车企们正就不同的车型，和不同的定位选择合适的技术路线，实现效益最大化。”智能驾驶汽车的渗透率也在逐年走高，华为预测，到2030年，中国自动驾驶新车渗透率达20%，整车算力将超过5000TOPS，C-V2X渗透率达60%。智驾方案尚不成熟时，车企们惯用硬件堆砌来提升智驾水平，更多的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高算力芯片等硬件配置，用冗余的硬件成本支撑城市高速NOA。但这对应着整车制造成本的提升。为了节约成本，大家都在尝试用尽可能少的激光雷达和算力，挑战高阶智驾。小鹏汽车试图用轻雷达策略提升智驾能力。比亚迪今年计划在12万级别的产品上均配备低线束激光雷达，以规模压缩成本。但对应着，轻硬件则需要用强大的软件算力去做弥补。“跑在头部的新能源车企，自动驾驶软件部门是目前最卷的部门。”车企内部人士说。降本贯穿到车企内部的每一条脉络，一些合资车企选择削减产能应对。日产计划削减30%的在华产能，本田也将削减20%的在华产能。作为参考，日产和本田在华销量分别下滑了24%和11%。供应商咬紧牙关一辆汽车拥有2万多个零部件，其中有六成零部件需要向上游供应商采购。价格战压缩一辆车的利润率，为了拓宽生存空间，车企将成本压缩向上游转接。今年年初，盖世汽车援引大和分析报告指出，特斯拉要求上游零部件供应商降价最多10%，其认为特斯拉的减价行动会令其他新能源车企利润率受压，同时对中国汽车行业整体气氛造成负面影响。彼时特斯拉所处的困境是，由于2023年的连续降价，特斯拉的毛利率已经从一季度的19.3%下跌至三季度的17.9%。按照行业惯例，供应商每年都会向车企提供3%5%的降幅，但依然由于价格战，博世2023年被要求降价15%，今年很多主机厂更是要求一级供应商在去年基础上降价20%。“我们关门不做了，可能比降20%更好。”博世中国总裁徐大全直言道。为了倒逼供应商降价，主机厂还会搅动供应商的内部竞争。根据供应比例的不同，零部件会有一供、二供和三供。“主机厂开年会让一供提供更高的降幅，如果一供不答应，那么主机厂会降低一供的订单，抬高二供和三供。”有主机厂人士告诉36氪AUTO。供应链企业的竞争依然激烈，曾经“电池价格高于行业水平10%”著称的宁德时代也在主动收缩价格，“前两年要想获得宁德时代的电池供应，需要满足一定的账款和采购量。”但现在，“如果采购量够大，宁德时代愿意提供给你低于行业水平的报价。”从原材料供应商，到二级供应商（Tier 2）、一级供应商（Tier 1）再到主机厂，这个链条自上而下构成了零部件的供应关系，也自下而上构建了寄生关系。主机厂为了缩减成本，会主动要求Tier 1降价，同时拉长回款周期。Tier 1则继续向上游转接成本和回款周期。“Tier 1收到10%的降价，Tier 2降价幅度会更高一些，以此类推，链条上每一环都要保证自己能够盈利。”有供应商人士说。上游的应付账款及下游的应收账款，往往影响到企业的现金流，需要进行融资来补充流动资金的正常周转。上述人士透露，近七成的供应链上下游中小型企... PC版： 手机版：

战争中除掉人以外，物资消耗最大的是食物还是武器？

战争中除掉人以外，物资消耗最大的是食物还是武器？ 古斯塔夫的回答 以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论，是食物甚至都不是人吃的食物。 利德尔·哈特在那本《第一次世界大战史》里说：战争爆发时，法国人、德国人、俄国人、奥地利人的确集结了史无前例的庞大骑兵力量。可开局阶段，这些骑兵给已方带来的困难，多于给敌人造成的麻烦。从1915年起,除了给本国的补给工作造成压力骑兵的影响力式微；尽管英国骑兵的规模相对较小，可马料成为运往海外的补给物资中最大的类别，甚至超过弹药，这就构成了加剧德国潜艇威胁的最危险因素；而权威部门得出结论，因为要供养大批骑兵马匹，马料运输造成的麻烦是导致俄国最终崩溃的重要因素。[1] 和利德尔·哈特的其他许多论断一样，他这里又是典型的以偏概全，马料固然运量极大，但其中仅有一部分是供给骑兵，大部分并非如此。 斯通的《东线：1914-1917》里也说过类似内容：对骑兵的依赖是全然错误的……第1、2集团军共有9个骑兵师，每个步兵师也配备了骑兵单位。让这些骑兵发挥效力需要牺牲很多，要是需要转移的骑兵更少一些，动员工作本可以快一些。用于运输和补给的车皮不成比例：1个拥有4000人、12门炮的骑兵师和1个拥有1.6万人、54门炮的步兵师所需车皮数量大体相当（都是40节）。对已然十分紧张的铁路系统而言，维系这些[前线]师也是沉重负担。哪怕只是工作几个小时，一匹马每天也需要12磅谷物，而谷物运输往往是铁路补给中的第一大项……骑兵既促进了军队的机动性，也制约了机动性。[2] 不过，对此分析相对透彻的反而是特兰的《白热：1914-18年的新战争》。堪称哈特死对头的特兰明确指出，马匹主要并非骑兵所用，而是涉及到前线方方面面的运输，与其说是乘马吃掉补给大头，不如说是挽马吃掉了大头：1个英国步兵师配备5592匹马，其中有3841匹属于炮兵（1914年的四旅制骑兵师拥有9815匹马，其中1576匹属于王家骑炮兵）。规模略小的德国步兵师拥有大约4000匹马，这意味着西线各个[步兵]师配备的马匹超过35万，此外骑兵师还有5.6万匹，而隶属于更高级编队军、集团军和最高统帅部的马还要多。我们决不能忘记，尽管身处工业革命带来的所有技术当中，人力和畜力依然是战区里的主要运输手段。[3] via 知乎热榜 (author: 古斯塔夫)

Open AI传奇研究员Andrej Karpathy的新课，教你理解和构建GPT Tokenizer。

Open AI传奇研究员Andrej Karpathy的新课，教你理解和构建GPT Tokenizer。 他可以把相当复杂的LLM概念用非常好理解的方式讲出来。希望了解LLM的强烈建议听一下他的课，包括一些历史课程。 用GPT-4翻译了一下这节课，感兴趣可以听一下。字幕文件下载和历史课程会放最后。 补充一下视频介绍： 分词器是大语言模型（LLM）处理流程中一个独立且关键的环节。它们有专属的训练数据集、采用特定的训练算法字节对编码（Byte Pair Encoding），训练完成后，分词器能够执行两个核心功能：encode() 函数将普通文本字符串转换为词元，而 decode() 函数则能将词元还原为原始文本字符串。在这场讲座中，我们将一步步揭开 OpenAI GPT 系列分词器的构建过程。 我们将发现，许多大语言模型(LLM)表现出的异常行为和问题，其实都源于标记化(tokenization)这一环节。我们会针对这些问题进行详细讨论，探究标记化为何成为问题的关键所在，以及为什么最理想的情况是有人能够找到办法，完全去除这一处理阶段。 字幕及视频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