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现在新冠最大的副作用是药物过量，不少医院都开始收治因为药物过量，导致的肝损伤患者。

据说现在新冠最大的副作用是药物过量，不少医院都开始收治因为药物过量，导致的肝损伤患者。 千万注意：止疼药（比如布洛芬、双氯芬酸钠）、退烧药（比如扑热息痛）、感冒药（比如对乙酰氨基酚，感康，复方氨酚烷胺……），包括一系列中成药，因为中成药里会添加西药成分（比如感冒灵），都只能选一样吃！！！！ 因为这些有效成分是类似的，都是缓解症状的，只要一个药就够了，药物过量只能导致肝损伤。 奥司他韦只针对流感，没用，不需要买……（当然如果确诊是流感，那是见效相当快的，我本人的经验是当天有效）

何殷震在《女子解放问题》（1907）中对当时鼓吹的男性知识分子（“女权男”）的批判即使放在今时今日也是掷地有声的。

何殷震在《女子解放问题》（1907）中对当时鼓吹的男性知识分子（“女权男”）的批判即使放在今时今日也是掷地有声的。 在清末民初，很多自诩开明的男性知识分子纷纷号召女子走出家门，放足，参与劳动，接受教育，成为符合时代需求的“国民之母”，并认为女子素质与nation- state命运息息相关。 但何殷震却认为这些人的主张并非是女子本位的，她认为这些“女权男”： 一为求名，认为提倡女权是赶上欧美日本时代风潮，显示自己文明开化的表现，这种人“处礼法盛行之世，以防范女子得名；处欧化盛行之世，转以解放女子得名”； 二为求利，因为当时经济凋敝，社会生产力落后，只靠男的在外工作把女性关在家里撑不起营生。于是鼓吹女子教育、女子参与劳动，为了缓解男性的经济压力和解放社会生产力。 三为求自逸，男性重视并占有后嗣，nation-state重视社会下一代的生产力，但不希望承担治家教子的重担，于是强调母亲的素质决定了国民的素质，女子教育决定了家庭教育，这样女子成为好母亲才能为社会、为男子、为父系血统养育高素质后代。 何殷震的批判不应该从本质主义性别论的角度出发，即认为男性一定不可能成为女权主义者，而应该放在具体的语境下结合当时男性知识分子的观点来看。比如当时金天翮主张的“国民之母”论，就把女子素质的提高当作推动整个nation步入文明社会（or modernisation）的前提条件，女子文明程度与nation-state发展命运绑定，女子解放在nation- state的框架下实现。而梁启超支持的母权论（还有他女儿梁思顺也支持这一论点），受到日本“新贤妻良母论”影响，主张女性提高素质技能，更好地承担为nation-state培养高素质下一代的母职；他们的母权论与当时主张女子参政的女权派分庭抗礼。 而当下代表官方声音的“女子能顶半边天”和妇女通过参与劳动才能获得同男子一样的地位/权利，依旧是将女子解放置于nation-state发展框架下的功用论。女性要获得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和地位必须要满足某些额外的条件，这些条件是由消隐在官方权威背后的“男性”（含顺性别、异性恋、父系血缘、健全的、汉人等预设条件）主导的价值评价标准制定的，这一阶段的消除性别差异实则是要求所有个体都符合以模范男性为原型的预设值。 现代“女权男”的问题不在于其性别身份，而在于其鼓吹女性解放的目的，在他们的预设立场中，女性权益的获取是有条件的，她们要接受教育，要参与生产劳动，要承担nation-state发展壮大的责任，要承担现代化/文明开化的责任，要进入异性单偶制婚姻中承担母职和维系和谐家庭的责任…… 但他们自己获取这些权利，获得完整的citizenship，似乎是默认与生俱来的，除非暴露某种被视为不符合社会秩序的特征或行为（比如只进入同性伴侣关系而拒绝进入异性婚姻，但只是有同性绯闻不危及婚姻，只会被视为私人性癖）否则他们的权利和社会地位不会受到质疑。 而一个不处于劳动关系、不处于合法婚姻关系、不立志为nation-state献完青春献终身、不承担母职的独立存在的女性，她能获得的社会资源、社会权利、社会承认的身份都是有限的。她们在“女权男”的叙事中不是合格的权利主体，甚至不是值得解放的对象。

郑州地铁五号线确认了这次灾难中的遇难者名单，9名遇难者全都是女性。

郑州地铁五号线确认了这次灾难中的遇难者名单，9名遇难者全都是女性。 她们是女儿、妻子、母亲，但她们再也回不了家了。 为什么遇难者全是女性，微博评论区里有说法是女性个头比较小，在水淹的时候容易出现呼吸困难、容易更快被没过头顶。 这是可能的原因之一，但恕我不能完全同意这种说法，毕竟男性中亦不乏个头矮小者。 如果我们把遇难者全是女性都归因为女性的身体结构，那么我们可能会忽略更重要的原因，等到下一次灾难来的时候仍然有女性要遭遇不幸。 女性之所以遇难，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技能方面。 我们看一场更大的灾难2004年印度洋大海啸。在印度尼西亚和印度，女性的死亡人数不成比例地超过了男性。在印尼的一些村庄，男性幸存者数量几乎是女性的3倍；在受灾最严重的村庄Kuala Cangkoy，女性遇难者数量是男性的4倍。 这些差异，能简单的用「生理结构」解释吗？为什么海峡对女性的影响严重得多？ 因为在南亚和东南亚社会，女性掌握游泳、爬树这些技能的比例比男性小很多。在一些国家，这些技能几乎都由男性教给孩子，许多女孩子往往被认为「没有必要」学习这些技能。 事实上在许多灾难面前，女性的生存能力往往是更强的，比如在干旱和饥荒中女性就更有优势，因为女性所需的能量更少，体脂率更好。包括这次地铁进水事故，有人说女性遇难者更多是因为女性失温更快，纯属胡说八道，女性的抗寒能力比男性强得多。 所以在海啸、洪水这种灾难面前，不加批判地将女性遇难者更多归因于女性的「身体大小、力量、耐力」等原因，这是不负责任的，会造成误导。 在中国，成年男性掌握游泳技能的比例是女性的3倍以上，这个差异就不是身体结构决定的了，这跟传统的社会规范和认知有关，还有家长认为女孩子「乖乖在家就可以了」。 并非女性不适合游泳，而是一些观念导致会游泳的女性比男性少得多。在遇到洪水这类灾难时，你会游泳不代表一定不会死，但是你活下来的概率比不会游泳的那些人大得多。 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我们要教会我们的孩子这些必要的生存技能，游泳、爬树、急救、火灾逃生、地震逃生，等等等等，这是我们从这次悲剧中应当获得的重要教训。 洪水会消退，偏见也应当消退，女性并不脆弱。 【网评】因为意识到自己个头小绝对体力不行，这些年误打误撞学的技能都多少有求生作用，游泳攀岩潜水各种户外活动

【对话顺性别者】【跨性别男性自述】

【对话顺性别者】【跨性别男性自述】 这个帖子尝试帮助顺性别更好地理解跨性别的经历。您可能永远也不能完全了解我们，但我希望这个帖子能让您稍微多了解一点点。 很多顺性别在想象跨性别经历的时候，想象的方向不太对。比如顺性别女性可能会觉得「我不太能理解，我就是女的，我不会想变成男的」。 其实可以换一个方向想象。假设您是一位女性，您很明确这一点。但每个人都以为您是男的，当您想要纠正别人的时候，大家觉得您疯了。 更糟糕的是，您的身体也是男性的身体。您声音粗重，喉结明显，肩膀宽阔，有一根阴茎。您知道您不应该有这些特征，但您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有时候这样的比喻也很难让顺性别者完全理解，TA们可能会说「我不在意别人怎么看，有那么一次别人把我的性别搞错了，我也没觉得什么大不了的」。 那请接着想象一下，这种别人把性别搞错的事情，并不是偶然一次两次，而是每一次。每个人都和你说你糊涂了。您的青春期发育过程和你想要的完全不一样。您去女厕所会被人打出来。您被迫以一个男性的身份生活。 这样想象，是不是稍微清楚一点了呢。

终于有了Kristen Schilt这篇打破沉默的文章的中译，Schilt谈的不仅是社会学内部对性别研究的抵制、贬斥、嘲讽，还有

终于有了Kristen Schilt这篇打破沉默的文章的中译，Schilt谈的不仅是社会学内部对性别研究的抵制、贬斥、嘲讽，还有建制化的女性与性别研究对跨儿研究的抵制、贬斥、嘲讽。初读时还在国内，疑惑一切是否真的如此糟糕，如今亲身体验其中种种，再读唯有感叹字字肯綮： “我在报告里提到了跨性别男性在职场遭遇了歧视，而听众中的女权者反驳了这些说法，并问我能否提供关于‘跨性别男性能够如何帮助顺性别女性’的建议这个问题向我表明了一种观点，即有些人认为顺性别女性应当一直处于性别不平等研究的中心。我还从那些比较年长的女权学者那里听到一个普遍的假设，他们认为跨性别男性不过就是有内在的厌女症而已，因此才想改变自己的生理性别。第二波女权者在各种正式、非正式的场合问我：为什么‘那些可怜的女人’（即我研究里的跨性别男性）觉得她们需要用手术和激素来‘摧残’自己的身体呢？” “从那以后，我经常听到第二波女权学者这样评论我的研究。在那些场合，我常常有种很疑惑的的感觉，因为通常是一个发型考究、戴着很抓人眼球的珠宝或围巾、穿着高跟鞋、涂着金属光口红的顺性别女性，告诉我这个长期避穿裤子而穿裙子的顺性别女性说：跨性别者不过是在强化二元性别论罢了。” “对跨性别者的这种反应凸显了女性主义研究中长久存在的一种思路（Connell 2012；Serano 2007），按照这一思路，女权的身体研究鼓励的是一种‘接受自我’的身体观（比如，爱自己的身体），同时在理论上（而非在具身的实践上）试图打破传统的性别规范期待。按照这种逻辑，对身体进行改造的跨性别者是因循二元性别论文化、而憎恨自我的‘愚人’(cultural dupes)，而那些觉得自己‘天生就在正确的身体里’的顺性别女性，在性别表达和对待女权与性别平等的态度上却被允许有相当大的自由度。” “曾有社会学者漫不经心地对我说，我只是致力于研究美国人口中的一小撮人。这再次表明，数字比例似乎决定了我们把哪些人视为具有社会学研究价值的，一个群体的占比太小好像就不配被认真对待其被歧视和不平等的经历。” “对于任何边缘性的研究领域来说，哪怕是稍微向学科的主流中心移动，都会开辟出新的机会，为该领域的学者带来更大的合法性。然而，随着更多研究的出现，人们反而有了更多的权力来排除那些可能试着建立、或者挑战曾经被边缘化的这些领域的学科假设的新声音。因此，我们必须仔细思考这些排斥的力量。当我们遇到新一代的学生，要准备告诉他们一个我们不熟悉、甚至感到不舒服的新研究或理论体系‘不是社会学’时，我们应该停下来，借用Marjorie DeVault（1999，15）的话说：‘嗯，只是现在还没有’。”

Meta的AI图像生成器无法想象亚洲男子与白人女子在一起的场景

Meta的AI图像生成器无法想象亚洲男子与白人女子在一起的场景 调整文字提示似乎也无济于事。当我要求"亚洲男人和白人女人带着一只狗微笑"时，Instagram 上的 Meta 文本生成器给了我三张两个亚洲人背对背的照片。当我把"白人"改为"高加索人"时，它也给出了同样的结果。"婚礼上的亚洲男人和高加索女人"给我的是一个穿着西装的亚洲男人和一个穿着传统服装的亚洲女人......但进一步观察，这似乎是旗袍和和服的混合体。多元文化真奇妙。当我要求生成朋友关系的图像时，图像生成器也不喜欢，比如"亚裔男子与高加索朋友"和"亚裔女子与白人朋友"。每次，它都返回两个亚洲人的图片。当我要求"亚洲女性与黑人朋友"的图片时，人工智能生成的图片显示的是两个亚洲女性。将其调整为"亚洲女性与非裔美国朋友"后，结果更加准确。有趣的是，当我指定南亚人时，该工具的表现稍好一些。它在使用"南亚男子与高加索妻子"的提示成功创建了一张图片后，又立即使用相同的提示创建了两张南亚人的图片。该系统还在很大程度上利用了刻板印象，比如在我没有提出要求的情况下，为它创建的南亚女性添加了类似宾迪（bindi）和纱丽（sari）的元素。图像生成器无法想象亚洲人与白人站在一起，这是非常严重的。但在系统自动返回的结果中，还有一些更微妙的偏见迹象。例如，我注意到 Meta 的工具始终将"亚洲女性"表现为肤色浅的东亚人，尽管印度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即使在没有提示的情况下，它也会添加特定文化的服饰。它生成了几个年长的亚洲男性，但亚洲女性总是很年轻。它成功生成的一张图片使用的提示是"亚裔女性与高加索丈夫"，图片中出现了一个明显年长的男性与一个年轻、浅色皮肤的亚裔女性这很奇怪，因为我并不想涉足年龄差距的讨论。紧接着，我又用同样的提示生成了另一张图片，结果又变回了亚裔男子（同样年纪较大）与亚裔女子的画面。Meta 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Meta 去年推出了人工智能图像生成工具，其贴纸制作工具很快就出了问题，人们制作出了裸体图像和带枪的任天堂角色。人工智能系统反映了其创造者、训练者和所使用数据集的偏见。在美国媒体中，"亚洲人"通常是指东亚人，，而非来自亚洲大陆其他地区的人也许 Meta 的系统假定所有"亚洲人"都长得一样并不奇怪，但事实上，我们是一个多元化的集合体，除了在同一个人口普查框中打勾之外，他们往往没有什么共同点。不符合这种单一文化的亚洲人基本上被从文化意识中抹去，即使是符合这种文化的亚洲人，在主流媒体中的代表性也不足。亚洲人被同质化、异国化，沦为"永远的外国人"。打破类型在现实生活中很容易，但在 Meta 的人工智能系统中却不可能。再一次，生成式人工智能不是让想象力飞扬，而是将其禁锢在社会愚蠢冲动的形式化之中。作者/Mia Sato ... PC版： 手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