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梅西蝉联世界足球先生，力压哈兰德第8次加冕，创造3大历史

官方！梅西蝉联世界足球先生，力压哈兰德第8次加冕，创造3大历史 北京时间1月16日凌晨，2023国际足联年度最佳颁奖典礼在伦敦举行。最终，梅西力压姆巴佩、哈兰德，蝉联世界足球先生，职业生涯第8次获奖，继续刷新历史纪录，因梅西未能来到现场领奖，由主持人亨利代领世界足球先生奖杯。 根据规则，男子最佳球员奖项的评选时间范围为2022年12月19日至2023年8月20日（不包括2022年世界杯），由各国家队队长、教练、媒体代表、球迷（世界各地球迷在FIFA官网完成注册后均可参与）投票决定，四个组别的投票权重均为四分之一，不论各群体实际票数是多少。 上一年度，梅西获得法甲冠军，入选联赛最佳阵容，同时成为欧洲五大联赛历史射手王，以及登陆美职联加盟迈阿密国际，获得北美联盟杯冠军，个人数据打进20球且20次助攻。 现在，梅西蝉联世界足球先生，也是书写了3项历史纪录： 1、成为足坛史上获得世界足球先生次数最多的球员； 2、以36岁的年龄，成为本世纪以来获得世界足球先生年纪最大的球员。 3、帮助阿根廷成为获得金球奖次数最多的国家。 除了年度最佳男足球员之外，其他奖项获奖者如下： 年度最佳女足球员：邦马蒂 最佳男足教练：瓜迪奥拉 最佳女足教练：魏格曼 年度最佳男足门将：埃德森 年度最佳女足门将：厄普斯 普斯卡什奖：马德鲁加 公平竞赛奖：巴西成年男足国家队

研究发现"性敲诈"比想象的更普遍 每七名成年人中就有一人受到过威胁

研究发现"性敲诈"比想象的更普遍 每七名成年人中就有一人受到过威胁 性敲诈，或称"sextortion"，是一种网络勒索形式，犯罪者胁迫或欺骗他人发送自己的性照片或视频，然后威胁说，除非满足他们对金钱、性好处或更多图像的要求，否则就会分享这些图像。研究人员、执法部门和网络安全机构对与儿童有关的色情信息的兴趣是可以理解的，但对其在成年人中的流行程度却鲜有研究。墨尔本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RMIT University）与Google合作开展的一项新的国际研究显示，这一问题比人们最初想象的更为普遍。"缺乏标准化的大规模数据会阻碍我们有效解决这一问题的能力，"该研究的共同通讯作者、Google员工用户体验研究员丽贝卡-乌姆巴赫（Rebecca Umbach）说。"即使假设存在一定程度的少报现象，我们的研究结果也表明，成人中的色情信息勒索实际上相对普遍，值得进行更多的研究并投入更多的资源。"研究人员对来自 10 个国家的 16,693 名 18 岁以上的成年人进行了调查：这些国家包括澳大利亚、比利时、丹麦、法国、墨西哥、荷兰、波兰、韩国、西班牙和美国。参与者的平均年龄为 46 岁，其中女性占 50.9%。研究人员发现，14.5% 的参与者（约七分之一）至少经历过一次私密图像被传播的威胁。约有 4.8%的人称自己是色情短信的实施者。在受害者和施害者方面，各国之间有明显的区别。墨西哥（17.3%）、美国（16%）、澳大利亚（15.9%）和韩国（14.3%）的受害者最为普遍，而与其他九个国家相比，韩国（11.4%）的施暴者更为普遍。美国和澳大利亚被报告的施暴者所占比例同为 7.1%，位居第二。性别也有差异。在这 10 个国家中，报告成为性勒索受害者的男性（15.7%）多于女性（13.4%）。约有 7.0% 的男性和 4.9% 的女性表示自己是犯罪者，男性的犯罪风险是女性的 1.43 倍。虽然总体模式显示男性更有可能成为性勒索的受害者和实施者，但韩国是一个明显的例外。在韩国，女性报告受害的可能性是男性的 2.06 倍，报告犯罪的可能性是男性的 2.58 倍。总共有 26.6% 的 LGBTQ+ 参与者表示至少有一次受到过威胁，而非 LGBTQ+ 参与者只有 12.8%，这使他们遭遇性敲诈的可能性增加了一倍多。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实施犯罪方面，12.1% 的 LGBTQ+ 受访者表示他们曾威胁过他人，而非 LGBTQ+ 受访者的这一比例仅为 4.8%，这使他们报告实施犯罪的可能性高出两倍半。年龄组与受害情况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关系，年轻的研究参与者更有可能报告自己是受害者，这也许不足为奇。18 至 24 岁年龄段的人是 35 至 49 岁年龄段的人的 1.95 倍，是 50 至 64 岁年龄段的人的 3.07 倍。研究还发现，35 岁以下的人比 35 岁以上的人更有可能实施色情勒索行为。18 至 24 岁人群报告威胁他人的可能性是 35 至 49 岁人群的 2.75 倍，是 50 至 64 岁人群的 8.17 倍。为了研究受害者和犯罪者之间的重叠情况，研究人员将参与者分为"只是犯罪者"、"只是受害者"、"两者都不是"或"其他"（例如，那些回答"不愿透露"的人）。大多数施暴者（85.2%）也表示他们曾经是受害者。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社会公平研究中心（RMIT Social Equity Research Center）教授、该研究的主要作者和共同通讯作者尼古拉-亨利（Nicola Henry）说："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私密图像可能被用于报复或'针锋相对'的情况，即威胁分享他人私密图像的人自己也会受到该人或其他人的威胁。"对于男女两性而言，无论伴侣的性别如何，现任和前任亲密伴侣都是最常报告的施害者。女性报告受到前伴侣伤害的可能性是男性的 1.52 倍；男性报告受到工作同事或照顾者伤害的可能性高于女性。研究人员表示，鉴于色情短信在全球的普遍性，打击色情短信的最佳途径是开展教育。亨利说："首先，学校、大学和社区层面的预防教育需要专门针对高危人群，尤其是男孩和年轻男性。我们需要更多的资金和资源来支持sextortion受害者-幸存者，包括心理咨询、法律建议和心理健康危机支持。还需要对一线工作人员进行培训，使他们能够识别sextortion的迹象，以创伤知情和文化适宜的方式应对披露，并提供适当的支持和转介。sextortion应该成为亲密伴侣暴力和约会虐待对话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在金融诈骗的背景下"。这项研究是亨利获得Google两项资助中的第一项。第二笔资助将重点研究人工智能生成的亲密图像。Google希望这项研究能扩大人们对图像虐待危害的了解，并支持旨在解决这一问题的创新。这项研究发表在《计算机在人类行为中的应用》（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杂志上。 ... PC版： 手机版：

新研究认为"发泄愤怒是有效的"说法并不成立

新研究认为"发泄愤怒是有效的"说法并不成立 新的研究表明，宣泄愤怒的根源可能会让人感觉良好，但这并不能有效地减少愤怒。相反，深呼吸、正念、冥想、瑜伽甚至数到 10 等常用于应对压力的技巧，已被证明能更有效地减少愤怒和攻击行为。研究人员分析了涉及 10000 多名参与者的 150 多项研究，发现真正能减少愤怒的方法是降低生理唤醒度换句话说，就是降低热度。总体来说，提高唤醒度的活动对愤怒没有影响，而有些活动会让愤怒变得更严重尤其是慢跑。资深作者、俄亥俄州立大学传播学教授布拉德-布什曼（Brad Bushman）说："我认为，打破'如果你生气，你就应该发泄把怒火发泄出来'的神话非常重要。"发泄愤怒听起来可能是个好主意，但没有一丝一毫的科学证据支持宣泄理论。布什曼说："要减少愤怒，最好是参加一些能降低唤醒水平的活动。"布什曼说："尽管流行智慧可能会建议，但即使是跑步也不是有效的策略，因为跑步会增加唤醒水平，最终适得其反。"这项研究由第一作者索菲-谢尔维克（Sophie Kjærvik）领导，她完成了俄亥俄州立大学论文的评审工作。该研究最近发表在《临床心理学评论》（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杂志上。谢尔维克现在是弗吉尼亚联邦大学的一名博士后研究员，他说，这项工作的部分灵感来自于日益流行的"愤怒室"，这种"愤怒室"提倡通过砸碎东西（如玻璃、盘子和电子产品）来排解愤怒情绪。她说："我想揭穿将表达愤怒作为应对方式的整个理论。我们想证明，减少唤醒，实际上是减少生理方面的唤醒，这真的很重要"。元分析综述基于 154 项研究，涉及 10189 名不同性别、种族、年龄和文化背景的参与者。研究的选择和分析以 Schachter-Singer 双因素理论为指导，该理论认为包括愤怒在内的所有情绪都由生理唤醒和心理含义组成。要消除愤怒，可以从这两个方面入手。之前的几项荟萃分析综述都侧重于使用认知行为疗法改变心理含义，这种疗法很有效。然而，Kjærvik 和 Bushman 说，关于唤醒作用的荟萃分析综述将填补在了解如何化解愤怒方面的一个重要空白。他们的分析侧重于研究增加唤醒的活动（如击打袋子、慢跑、骑自行车、游泳）和减少唤醒的活动（如深呼吸、正念、冥想、瑜伽）。结果表明，在实验室和实地环境中，在使用数字平台或面对面教学的情况下，在小组和个人课程中，在多种人群（大学生和非学生、有犯罪史者和无犯罪史者、有智力障碍者和无智力障碍者）中，降低唤醒活动都能有效抵御愤怒。能有效降低愤怒的唤醒活动包括深呼吸、放松、正念、冥想、慢瑜伽、渐进式肌肉放松、横膈膜呼吸和暂停。谢尔维克说："看到渐进式肌肉放松和一般的放松可能与正念和冥想等方法一样有效，这真的很有趣。瑜伽可能比冥想和正念更令人兴奋，但它仍然是一种平静和专注于呼吸的方法，在减少愤怒方面也有类似的效果。显然，在当今社会，我们都要面对很大的压力，我们也需要应对压力的方法。证明应对压力的策略实际上同样适用于愤怒，是有益的"。相比之下，增加唤醒的活动一般效果不佳，但也产生了一系列复杂的结果。慢跑最有可能增加愤怒，而体育课和球类运动则有降低兴奋的效果研究人员认为，在体育活动中引入游戏元素至少可以增加积极情绪或抵消消极情绪。研究发现，提高唤醒度并不能解决愤怒问题，这与布什曼之前领导的工作相吻合，后者将发泄愤怒与持续的攻击行为联系在一起。布什曼说："某些提高兴奋性的体育活动可能对你的心脏有好处，但绝对不是减少愤怒的最好方法。这确实是一场战斗，因为愤怒的人想要发泄，但我们的研究表明，我们从发泄中获得的任何良好感觉实际上都会加强攻击性。"在这种情况下，作者指出，许多被证明能降低愤怒热度的降低唤醒干预措施都是免费或廉价的，而且很容易获得。"不一定需要预约认知行为治疗师来处理愤怒问题。你可以在手机上免费下载一个应用程序，或者在YouTube上找到一段视频，如果你需要指导的话，"谢尔维克说。编译自:ScitechDaily ... PC版： 手机版：

作为美国顶尖研究化学家之一的查尔斯·利伯痛苦地坐在哈佛警察局的一张椅子上，试图向两名FBI特工解释，他为何同意与一所不太知名的中

作为美国顶尖研究化学家之一的查尔斯·利伯痛苦地坐在哈佛警察局的一张椅子上，试图向两名FBI特工解释，他为何同意与一所不太知名的中国大学合作，结果双方合作关系恶化，并让他被美国政府找上了麻烦。 法庭上播放的审讯片段显示，利伯说那所大学有经费“这是中国吸引人的手段之一。” 但他说，经费不是动机。通过培训年轻科学家，让他们掌握自己所开创的技术，他希望在评选最高科学荣誉的委员会面前提升自己的资历。 “这真是很丢脸，”他说道。“每个科学家都想获得诺贝尔奖。” 周二，经过两小时45分钟的审议，联邦陪审团裁定，利伯就是否参与“千人计划”向美国政府做出两项虚假陈述的罪名成立，中国政府策划的这个项目旨在吸引接受国外教育的科学家来到中国。陪审团还认定他未能申报在中国的收入，并瞒报了一个中国的银行账户。 尽管参与中国的人才项目并不违法，但科学家需要向美国政府披露他们参与的详情，因为同样为他们的研究提供资金的美国政府可能会认为此举存在利益冲突。 利伯的定罪是“中国计划”的胜利，这一计划在2018年由特朗普政府发起，目的是为了揪出涉嫌与中国分享敏感信息的科学家。 在对学术研究人员公开提起的数十起诉讼中，大多都和利伯案一样，并没有涉及间谍活动或知识产权窃取的指控，而是未能披露中国提供的资金，而这些诉讼也被外界批为公诉越权。 这一计划在今夏遭遇了一系列挫折，有六起案件被驳回，而首起进入审判阶段的胡安明案最终宣判无罪释放。科学界密切关注利伯案的审理，把这当作了司法部会否起诉其他研究人员的一个风向标。 华盛顿特区律师彼得·蔡登博格代理了十几位正在接受调查的研究人员的案子，他说利伯案之所以引人瞩目，是因为他特别被问到了参与中国项目的事，但他表示否认。 “像利伯这样的人会撒谎，是因为他们害怕，”他说。“这真让人难过。对于‘你是否参与了人才项目’这个问题，他们不敢诚实作答。我敢肯定，在‘红色恐慌’时期，人人都说他们不是共产党员。” 在周二的结案陈词中，利伯的律师马克·穆卡西表示，政府没有足够证据证明存在任何不当行为，此举可能会令一位研究先驱人物无法发声。 “在这个法庭上，没有人解释‘千人计划’是什么，参与者有哪些，这不会让人困扰吗？”他说。“利伯的研究成果为了全世界的利益而尽数公开，但他却因此面临刑事指控，这不会让人困扰吗？” 他还表示：“没有恶人，没有受害者，没有人被劫掠，没有人发横财，但在被特工穆苏称为雷达上的一个光点的短暂交谈之后，世界上最伟大的纳米科学家就面临着多项重罪指控。” 在迄今为止被“中国计划”起诉的所有研究人员中，利伯是成就最杰出的一位，他被选为哈佛大学化学和化学生物系主任，一些人认为他有潜力获得诺贝尔奖。 检方表示，自2008年以来，他在哈佛的实验室从美国国防部和国立卫生研究院获得了总计1800万美元的研究经费。 本案的争议点在于利伯在2011年联合武汉理工大学创立的一家合资企业，他以前的一名学生曾在这所大学任职。对高级研究人员来说，劳务派遣很常见，他们通常会在学年的一部分时间里与海外私营企业或大学签订合同。 检方向陪审团展示了2012年以电子邮件形式发给利伯的三年合约，合约中显示他是“千人计划高层次外国专家”，可以得到5万美元月薪，外加约15万美元的生活费和超过150万美元的实验室经费，该实验室被他们命名为“武汉理工大学–哈佛大学纳米联合重点实验室”。 2018年，随着“中国计划”的开展，国防部和国立卫生研究院的调查人员找到利伯，询问他是否参与了“千人计划”的项目。在为期一周的庭审中，陪审团从各色证人那里听到的说法是，利伯在两次审讯中都否认曾经参与。 他们还观看了FBI在2020年1月28日进行审讯的视频片段，当天早上6点30分，利伯在自己的哈佛办公室被捕。 利伯一开始要求有律师陪同，后来他接受了约三个小时的审讯，并几度承认自己曾经误导调查人员。 起初，他否认自己从武汉理工大学或是在参与中国人才项目时得到过报酬。随后特工们拿出了一系列文件，包括2011年和2012年的合约，利伯在检视一番后表示，“我应该在签约的时候多注意一下。” “这是对我相当不利的，”他说。“既然你们提起了，是的，我确实记得。” 然后他提供了自己与这所大学财务安排的细节：他的一部分薪水存放于中国的一个银行账户，其余他估计在5万到10万美元之间都以100美元的钞票支付，他把这些钱放在行李中带回了国。 “他们会给我一个棕色的包裹，上面有一些汉字，我就把它放进包里，”他表示。他说在回国之后，“我没有申报，这是违法行为。” 他还承认，2018年国防部调查人员找到他时，他“怎么说都算不上是完全坦诚”，他清楚自己可能受到指控。 “我害怕被捕，就和我现在一样，”他还说。 在陪审团准备审议之时，助理检察官杰森·凯西向他们强调了利伯在FBI审讯中的举止，并敦促他们“运用常理思考”。 “并不是说被告对2015年以前发生的事没有记忆，”他说。“而是他不愿记起来。他不愿记得自己参加过‘千人计划’项目。他不愿记得自己带了那么多现金上飞机，并且从未向国税局申报。” 利伯的被捕是显示联邦当局正在调查获中国资助的科学家的最早信号之一，引发了学术界的震动。 在那之后，麻省理工学院机械工程教授陈刚于2021年1月被捕，他涉嫌隐瞒与中国政府机构的关系，以获得1900万美元的美国联邦拨款。 布莱恩·蒂姆科曾是利伯手下的研究生，如今在塔夫茨大学领导自己的实验室，他说，他认为“中国计划”已经偏离了重点关注间谍活动的初衷，而转向了几年前“本可在学校层面处理”的披露违规行为。 “我认为这些案件是为了吓唬科学界，”他说。 蒂姆科出席了为期一周的部分庭审，他说自己对检方如此“歪曲”利伯的工作感到困扰。 他说，利伯发明的电子芯片是如此小巧灵活，它们可以被植入人体的某些部位，如大脑或视网膜。他说，这项技术最终可能为电子生物医学带来突破，让盲人恢复视力，或是让瘫痪的肢体重新活动起来。 “查理的整个科研生涯都是在努力帮助全世界的人，而那一小撮连科学原理都不懂的人却把他的一切都毁了，”他说。“这太不公平了。” 上周庭审的证人将利伯描述成一个要求严苛、有时缺乏耐心的学术名人，他难以处理好与武汉合作伙伴的关系，并抱怨哈佛没有积极为他辩护。 “我对中国的一些‘朋友’没有好感，”利伯在给另一家机构的中国同事的电子邮件中写道。“这些人想要利用我，所以我们不能让这种情况发生，而是我来利用他们。但同时我们也绝不能怠慢。” 2018年，当国防部和国立卫生研究院的调查人员开始询问他参与“千人计划”的情况时，他对此表示不安。 “他们不仅威胁要终止给我的资助（支撑了我的大部分研究），而且还强迫我偿还三年多以来他们对我大部分工作的资助。”他在给一位中国同事的消息中写道，并补充道，“或许是某个看不惯我的（中国）人把这件事捅给了国立卫生研究院？” 在被逮捕当日他与FBI的对话中，利伯对外国资助在研究人员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了一番反思，他说，与外国合作方的关系从来都不像乍看上去的那样简单。 “如果别人一开始说的是，‘我们会给你这个职位，为你支付往返旅费，’那你就不会有什么疑虑，”他解释道，“但合作方总会对你有所求。” “对很多国家来说，钱多得花不完，”他说。他还补充道，“这就是中国用来吸引人的手段之一。” 他试图让两位特工明白，是其他动机对荣誉的渴求让他与武汉理工大学合作，培训那里的科学家。 “我那时年轻而愚蠢，”他说。“我希望我的事业能够得到认可。每个人都想被认可。”他拿自己的儿子做了一个比较，后者是一名高中摔跤手。诺贝尔奖“有点像奥运金牌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他说。 他自嘲地笑着说，他最近拿的奖更像是一块铜牌。“这或许就是我这么做的根本原因，”他说。 （纽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