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汪曾祺笔下战争年代的大学生精神状态彻底震撼了。
被汪曾祺笔下战争年代的大学生精神状态彻底震撼了。
「日本人派飞机来轰炸了，我要去洗头。」
这是《跑警报》里写的西南联大的一位同学。每次日本飞机要来了，有防空警报了，她就直奔锅炉房洗头。因为大家都在逃命，热水没人用，她可以敞开来洗。
汪老自己的广东人室友呢，喜欢去用新校舍一座烧开水的炉子，趁大家都去跑警报了，没人用炉子的火口，他就用很大的白搪瓷漱口缸在那儿煮莲子，警报解除，莲子也煮好了。
这位朋友与死亡擦肩而过的经历更是炸裂：「一天，日本飞机在新校舍扔了一枚炸弹，离开水炉不远，就在郑智绵身边。然而郑智绵照样用汤匙搅他的冰糖莲子，神色不动。到他吃完了莲子，洗了漱口缸，才到弹坑旁边看了看，捡起一个弹片（弹片还烫手），骂了一声：“丢那妈！”」
防空警报哎，是有轰炸机直指昆明，荷枪实弹地从头顶飞过去的。汪曾祺写的跑警报，却都是这样令人哭笑不得的学生群像。
有一个姓马的同学最善于跑警报。他早起看天，只要是万里无云，不管有无警报，他就背了一壶水，带点吃的，夹着一卷温飞卿或李商隐的诗，向郊外走去。这画面感，汪老寥寥数笔就勾勒出来了。形单影只的读书人，怀揣一卷诗，奔逃于战火。
而对于有些男女同学来说，跑警报是绝好的谈恋爱的机会「成双作对的很多。空袭警报一响，男的就在新校舍的路边等着，有时还提着一袋点心吃食，宝珠梨、花生米……他等的女同学来了，“嗨！”于是欣然并肩走出新校舍的后门。跑警报说不上是同生死，共患难，但隐隐约约有那么一点危险感，和看电影、遛翠湖时不同。这一点危险感使两方的关系更加亲近了。」而且跑警报的“对儿”并非总是固定的，有时一方被另一方甩了，就要换人。现代的和平年代是饭搭子，旅游搭子，人家西南联大的前辈们，是跑警报搭子…… 还有些天才呢，在大家习惯躲的山沟里自己修私人专用防空洞，在防空洞里刻对联。比如一幅叫「人生几何 恋爱三角」，一副「见机而作 入土为安」。（哪有你们这样用入土为安的啊？）
而且，因为警报会有几轮，有时候也不一定往昆明飞，所以到了这里的人都不忙下沟，大都先在沟上看书、闲聊、打桥牌。「要一直等到看见飞机的影子了，这才一骨碌站起来，下沟，进洞。联大的学生，以及住在昆明的人，对跑警报太有经验了，从来不仓皇失措。」有点狼狈，有点滑稽，却又让人肃然起敬。谁又不知道这是苦中作乐呢，田间被炸死的尸体是真实的，身边的弹坑还冒着硝烟，谁会真的觉得那时的年轻人对战争不以为然？
战火纷飞中，或许此时欢声笑语中的警报，就昭示着下一刻的生离死别，但脚踩在土地上的年轻人们仍要选择生机勃勃。汪曾祺其实知道，日本人派飞机来轰炸昆明，没有什么实际的军事意义，用意不过是吓唬吓唬昆明人。他们不知道中国人的心理是有很大的弹性的，不那么容易被吓得魂不附体。他这样写：「我们这个民族，长期以来，生于忧患，已经很“皮实”了，对于任何猝然而来的灾难，都用一种“儒道互补”的精神对待之。这种“儒道互补”的真髓，即“不在乎”。这种“不在乎”精神，是永远征不服的。」
西南联大有一位历史系教授，雷海宗先生。有一天上课，他问班上最会记笔记的女同学：「我上一课最后说的是什么？」 这位女同学打开笔记来，看了看，说，您上次最后说：「现在已经有空袭警报，我们下课。」
时代的车轮重重地压在每个人的肩头，但无论是家国天下还是人生几何，我们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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