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在印度造出iPhone 富士康找了一群中国“老师傅”

为了在印度造出iPhone富士康找了一群中国“老师傅”仪式结束后，司机一脚油门踩下去，装饰着花环的卡车很快消失在公路的另一头。不久之后，满载的货物将会随着物流的进一步分发，由三轮车，摩托车，直至人力，送往遍布印度的手机店铺。这辆卡车装载的并不是什么等待开光的玉牌手镯，而是当地工厂中生产的 iPhone。对印度来说，这一天无疑值得纪念。毕竟从2013年布局 “ 果链 ” 以来，为了获得和中国同步生产iPhone的权利，印度已经等待了十年。而在同一时间里，泰米尔纳德邦富士康工厂的员工宿舍内，却有一群中国人也围在桌前，庆祝着属于他们的胜利。他们的身份，是中国富士康外派到印度的工程师，也是这次 “ 印度iPhone” 能够准时上线的幕后功臣。作为产业链的被转移方，他们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在他们的帮助下，印度制造的现状又如何了？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中国工程师是如何帮印度造出iPhone的？ 为什么印度自己造不好苹果  在刚刚过去的2023年，曾经嗷嗷冲进印度的资本，正在经历一场集体 “ 转进 ”。5月份，在印度开出第一家苹果代工厂的纬创集团把业务和设备打包卖给了印度本土塔塔集团，撤离了印度。再是曾高调计划投资200 亿美元，在印度 “ 把一个伟大的半导体构想 ” 变成现实的富士康，宣布退出了和本地韦丹塔集团的合资建厂。本来打算扩大在印投资的比亚迪，和印度政府扯皮不成，也取消了在印度建厂的计划。从宏观的角度来讲，印度没搞好制造业的原因有很多，基础建设、行政效率、乃至环境保护和劳工政策等等，从政治到经济的每一个热词都可以当作印度制造失败的归因。但如果让镜头远离这些宏大叙事，聚焦到生产一线，我们则能得到一个更简单直接的结论：印度的工厂的良率达不到制造业的需求，尤其是苹果这样口碑不容出错企业的需求。用人话说就是，光靠印度本土的金刚钻，确实不揽不动苹果的瓷器活。所以，中国工程师们给印度带去的开学第一课，回答的是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如何组装起一台合格的苹果手机。可能在有些差友眼中，组装一部手机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技术含量。其实，这某种程度上是一种 “ 见过世面 ” 之后产生的错觉。事实上，经过短暂培训就能让一张白纸的小镇青年迅速变成流水线小哥的能力，并不是出厂设置，而是中国经历工业洗礼多年后的结果。差评君的一位朋友，就曾经在富士康当小组长管理一个流水线小组，亲历过iPhone生产的一线。这个小组承担的是一份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工作——用橡皮擦擦拭天线条，去除上面的残留杂质，防止影响信号传输。但就是这个简单的工作，其实也有很多细节。比如用力不能太大，否则可能导致天线条损坏，再比如擦完之后还需要对天线条做清理，确保没有橡皮残留，否则会引起短路。合适的力度到底是多少，要怎么擦的更快，合格率更高，都是类似《 哈利波特 》里混血王子的教案，是属于熟练工人和成熟管理者的 “ 秘籍 ”。一个刚 “ 上线 ” 的工人，往往都得有流水线老人的 “ 传帮带 ”，才能赶上进度。要规模化制造一台合格的iPhone，则需要涉及到无数这样的零件和工序，这其中的人员调配，分工，质检要几个人，合格标准怎么定，在加上质检如何进行，不合格品怎么返工，废料怎么销毁，乃至于流水线开多快，怎么补上请假工人的产能等等等等都必须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虑。在这样一个高熵值系统中，难度是1+1远大于2的。如果把几千个1相加，得到的几乎是个天文数字。而泰米尔纳德邦iPhone组装工厂的员工，绝大部分是来自周边农村地区刚刚 “ 润 ” 到城市的女性，他们的上一份工作，大多都是第三产业或者干脆是全职主妇。别说是生产iPhone了，就连工厂都对他们是个陌生名词。工厂没有足够的生产经验速成，意味着要把她们培育成合格的流水线工人必须从零开始。而印度糟糕的教育，则进一步拉高了这些潜在劳动力成为合格流水线工人的门槛。《therestofworld》采访到的一位印度富士康女工Padmini就是个典型例子。这位26岁的 “ 厂妹 ”，拥有护理学学位，在进富士康打螺丝之前，还做过家庭护士，因为无法忍受随传随到的24小时工作而选择加入了富士康。但进厂之后，她发现自己连镊子都不知道怎么用，甚至在此之前都没有听说过镊子这个名字。emmmmm，学护理，当家庭护士，但不认识镊子，多少是有点离谱了。实际上，比起许多其他工友的学历，Padmini的学历都已经算得上遥遥领先了。在这种地狱开局下，让这群新打工人组装手机，是真的有难度。所以为了能尽快从零到一，富士康安排了一批印度员工来深圳富士康工厂 “ 留学 ”，参观中国同行们打螺丝的先进经验。并在印度工厂本土安排中国工程师们对员工进行了大规模的培训。去年年初，富士康就派遣了几百名中国工程师前往印度，为印度工人翻译并讲解富士康的标准装配流程和加工工艺。在4月份进行产能爬坡时，还有更多的中国工程师受命前往印度协助优化生产线。对中国工程师们来说，这活干的并不轻松。不仅Chiglish对上咖喱英语，时不时还得上手比划的交流异常惨烈。印度员工糟糕的基础，也让中国工程师们的耐心时常在暴走的边缘上游走。在外媒的报道里，就记录过一件这样的事情：一名来自中国的工程师在几次三番都教不会印度技术人员如何处理故障后，默默地自己修好了设备。在印度员工小声嘀咕，抱怨中国工程师没有教会他如何处理故障后，得到了中国工程师的怒吼：“ 我到底还要教你多少次？”可能有的差友就要问了，既然中国工程师的语言文化、工作节奏、生活习惯和当地工人的交流这么费劲，为什么要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这群 “ 洋和尚 ” 来念呢？为什么是中国工程师  其实，富士康和苹果之所以找中国工程师做这事儿，除了专业对口，更多是因为除了他们，已经没别人能做得到了。iPhone纪元初期，富士康们的武功，很多都是和苹果的工程师一起练出来的。比如业界曾经流传的那个经典笑话。在苹果的某家南方代工厂的仓库里，经常出现老鼠啃食双面胶的问题。苹果总部知道后，派人从美国过来，制定了一套仓库养猫方案，甚至给猫定了猫粮KPI。这个故事虽然更多是玩梗，但当时的苹果确实会在新品投产前，派出工程师入驻代工厂解决事无巨细的工艺问题。可以说，不论是 “ 果链 ” 这个概念，还是中国规模堪比小型城市的苹果工厂，都是和iPhone一同诞生的。在iPhone诞生的2007年，智能手机的制造和组装，不仅对富士康、对中国来是新鲜事物，对苹果来说也是史无前例的尝试。与其说是苹果在中国生产iPhone，不如说是中国产业链和苹果共同创造了iPhone。但对苹果来说，这套在中国的成功经验其实很难复制粘贴到印度。一方面，苹果在印度所做的事情，不再是创造，而是转移。从无到有可以不计代价，但从一到十必须精打细算。在当年，光一个触摸屏幕，就耗费了苹果两年时间和供应链企业一遍遍打磨。现如今苹果的供应体系早已成熟，不管是算时间成本还是经济利益，都不可能为了在印度建厂，把前些年在中国的 “ 苦难行军 ” 再来一遍。另一方面，从第一台iPhone在郑州富士康工厂总装下线，已经过去了15年。十五年的时间，能让NASA忘记怎么登月，也足以让任何一条生产线变成错综复杂的 “ 屎山 ”...PC版：https://www.cnbeta.com.tw/articles/soft/1416337.htm手机版：https://m.cnbeta.com.tw/view/141633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