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国发院对 2008 至 2018 年间教育减负政策进行跟踪研究发现：教育减负实行期间，收入处于下10%家庭的学生升入高中的概

北大国发院对2008至2018年间教育减负政策进行跟踪研究发现：教育减负实行期间，收入处于下10%家庭的学生升入高中的概率平均下降了9.3%，教育总开支平均下降了21%，每周学习时间平均下降了9.19个小时。而收入处于上10%家庭的学生升入高中的概率平均上升了5.3个百分点，教育总开支平均上升了67%，每周学习时间平均上升了10.37个小时。也就是说，减负政策总体上在减少学生学习负担和家庭教育支出方面效果不显著；反而带来了教育产出的分化，使高收入家庭的学生升入高中的概率上升，而低收入家庭的概率下降。*原文将“教育减负”视为双减，存在事实性错误，现已修改。via

有学者对双减政策进行跟踪研究发现：双减后，收入处于下10%家庭的学生升入高中的概率平均下降了9.3%，教育总开支平均下降了21%

有学者对双减政策进行跟踪研究发现：双减后，收入处于下10%家庭的学生升入高中的概率平均下降了9.3%，教育总开支平均下降了21%，每周学习时间平均下降了9.19个小时。而收入处于上10%家庭的学生升入高中的概率平均上升了5.3个百分点，教育总开支平均上升了67%，每周学习时间平均上升了10.37个小时。也就是说，减负政策总体上在减少学生学习负担和家庭教育支出方面效果不显著；反而带来了教育产出的分化，使高收入家庭的学生升入高中的概率上升，而低收入家庭的概率下降。【网评】论文可以在这里看到：

【404文库】时光我不语｜北大学者《经济学》发文，评估教育减负政策效果

总的来看，一方面，既往的减负政策没有使高收入家庭和学生“减负”，他们反而增加了各项教育投入，参与到基础教育的“内卷”当中；另一方面，减负政策却使得低收入家庭减少各项教育投入，导致这些家庭的学生在升学竞争中获取的机会越来越渺茫，被动从升学竞争中退出，不得不“躺平”。

研究问题：○ 龙年出生的娃成绩更好吗?

研究问题：○龙年出生的娃成绩更好吗?研究结论：○控制其他因素时，龙年出生比起其他生肖的出生的学生获得学士及以上学历的概率高出7%，且若考生父亲为学士及以上学历，龙娃比起其他生肖获得学士以上概率高出20%左右；○控制其他因素时，属龙比起其他生肖学生的高考成绩高出10分左右，若学生就读于精英学校、家庭收入高于平均值、父母受教育程度更高、是男生、汉族，则分数更高；○控制其他因素时，龙年出生比起其他生肖的中学生，语文和英文成绩更高，数学成绩差别不大但也更高，这与父母工作和家庭收入无关，而很可能与龙年的孩子自尊心更强有关；○龙宝宝更好的学业表现来自哪里？文章验证其与父母收入教育和职业无关，而可能由于龙宝宝的父母对其期望较大，并因此对其教育投资和食物投资更高（龙宝宝身高更高）有关，他们也不被要求帮父母做家务。

梁建章解读诺奖得主戈尔丁观点 呼吁女性生育减负

梁建章解读诺奖得主戈尔丁观点呼吁女性生育减负戈尔丁关于女性职业发展的代表作是《事业还是家庭？—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CareerandFamily:Women’sCentury-LongJourneyTowardEquity），在这本书中，她按照“家庭”和“事业”在女性生命周期中扮演的角色，把不同年代拥有本科学历的女性分为五组。最早的一组女性出生于十九世纪末，最晚的一组出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更年轻的一代还没过生育年龄），深入研究了她们在事业、婚姻、子女等方面的情况，以及代际的演变历程。具体分组如下：第一组女性最早追溯到一百年前，毕业于1900-1919（出生于1878-1897），她们在家庭和事业中二选一。在未生育的女性中，绝大部分曾经参加工作，而有生育的女性则很少就业。第二组女性在1920-1945间大学毕业（出生于1898-1923）。这一组女性很多是一开始会参加工作，但当组建了家庭后则会退出劳动力市场。第三组女性在1956-1965年间大学毕业（出生于1924-1943）。这一组女性是事业与家庭齐头并进，并且很多女性即使在养育孩子期间会暂停就业，但在子女长大之后，依然会重返就业市场。第四组女性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大学毕业（出生于1944-1957）。这一组女性的特点是对事业的重视程度超过家庭。第五组女性在20世纪80年代及之后大学毕业（出生于1958-1978）。这组女性汲取了第四组女性过于重视事业而错失家庭的教训，力求兼顾事业和家庭。戈尔丁在书中描述了100多年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从事业或家庭的二选一到两者兼顾的过程。其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导致的职业需求从体力到脑力劳动的过渡，以及避孕药的出现使得女性有了推迟婚姻和生育的选择。尽管高知女性兼顾事业和家庭的能力越来越强，她们的收入和事业成就仍然明显落后于男性。戈尔丁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贪婪的工作”（GreedyWork）安排，而非职场上的性别歧视。“贪婪的工作”描绘了这样一种现象：愿意全天候和在办公室随叫随到的员工会获得丰厚回报。这些回报往往与投入的时间不成比例。多投入一倍的时间，收益却远远超过一倍。而无法在工作上投入额外时间的人，其工资也会不成比例地缩水。如果一个人有孩子要照料或其他家庭责任要负担，就很难在工作上随叫随到。而有孩子的女性，就需要重新选择在时间上要求较低的职位，因此，即使按小时计算薪酬，所得的工资和那些“贪婪的工作”相比，也会更低。在这本书中，戈尔丁写道：“如果女性不为家庭随时待命，她们自然可以从事时间长、报酬高、时间安排不可预测、晚上随叫随到、周末偶尔加班的工作，事实上，很多女性已经身体力行。对于刚毕业的女性大学生和家庭负担较少的女性，选择时间长、要求高的工作未尝不可。可一旦宝宝降生，优先事项就会改变。基本的照护非常耗时，并且女性突然要为家庭随时待命了。为了给家人提供更多方便，她们必须减少对雇主和客户的服务。于是，她们往往减少工作时间，或者选择灵活性更高的工作，但收入要少得多。随着孩子长大和日益独立，这些责任会减少，而在这些时期，女性的收入相对于男性确实有所增长。但其他家庭需求往往会在以后的生活中出现，慢慢取代孩子减少的需求。”戈尔丁等经济学家的研究发现，女性未生育之前与男性的工资差距很小，但生育之后女性和男性的收入差距立即拉大。这通常被称为是“母职惩罚”。由于女性比男性承担更多照顾子女的责任，使得女性在生育后职业发展和收入增长都变得困难。中国也有类似的研究。2021年7月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发表于北大核心期刊《人口与经济》一项研究表明，对中等收入家庭来说，从就业情况来看，在控制个人人力资本特征、所在省份和家庭特征等变量后，在妻子一方，孩子数量与妻子就业几率存在负相关关系，而生育行为对丈夫就业几率的影响不显著。就妻子而言，与没有孩子相比，有一个孩子使得其就业几率下降约6.6%；而有两个孩子，其就业几率再次下降9.3%（与一孩状态相比）。具体到孩子数对母亲工资的影响，既往研究给出了数据。2014年发表的一项研究使用CHNS（中国家庭营养与健康调查）1993、1997、2000、2004、2006年的调查数据，发现与没有孩子的女性相比，一孩母亲的小时工资率下降7%，二孩母亲的小时工资率下降16.8%。此外，从家庭收入来看，该研究发现，有一孩的家庭劳动力市场总收入下降约5.6%，有二孩的家庭其劳动力市场总收入再次下降约7.1%。那么，如何缩小男女在职场上的收入差距？戈尔丁提出的解决办法是降低工作的“贪性”，如果贪婪的工作不那么贪婪，而灵活的工作更有效率，那么每一个人都可以同时兼顾家庭和工作。生活和工作会更加平衡，就业市场上也会有更好的性别平等。戈尔丁的研究还显示，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生育率越低。首先，受教育程度更高，结婚较晚，仅仅这一点就意味着这些女性生的孩子更少。一个简单的时间机会成本模型会告诉你，如果一个女性的单位时间价值很低，也就是说，她们在外部劳动力市场上找不到收入丰厚的工作，那么待在家里，照顾孩子，生更多的孩子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如果她有一份令人满意的高质量工作，那么她可能会尽量要更少的孩子。因此，仅女性受教育程度更高这一点，就会减少生育。抚养方面的情况也在强化这一点，因为在世界各地，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在孩子的教育上会给予的更多，这就意味着，养单个孩子要花更多的时间，孩子的数目就更少了。中国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也显示，按受教育程度区分的15-64岁妇女平均生育的孩子数如下：小学学历的女性平均生育1.97个孩子，初中学历的女性平均生育1.55个孩子，高中学历的女性平均生育0.94个孩子，专科学历的女性平均生育0.78个孩子，本科学历的女性平均生育0.63个孩子，硕士学历的女性平均生育0.57个孩子，博士学历的女性平均生育0.63个孩子。上述统计数据显示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会降低生育率。但也有一个例外，博士学历的女性平均生育的孩子数稍高于硕士，与本科学历的女性生育的孩子数持平。我在《人口战略》第22章《生育减负和女性平权》提出了女性生育减负的一些建议：一是普及托幼服务。对女性的职业生涯影响最大的是孩子的0~3岁时期，所以很多国家提供了普惠性的幼托服务，来缓解这方面的压力。根据OECDFamilyDatabase的数据，OECD成员中3岁（不含）以下儿童入托率平均值为35%。有11个国家3岁以下儿童入托率超过50%，其中最高的卢森堡是63.3%，冰岛达到了59.7%，荷兰、法国、挪威、比利时等国家超过了55%。在中国，严重缺乏针对未满3岁孩子的托儿服务。根据国家卫健委2021年的数据，0~3岁婴幼儿各类托幼机构的入托率仅为5.5%，远远低于OECD平均水平。现在很多家庭还是依靠老人来带孩子，未来的老人可能并不那么愿意带孩子，所以，大幅提高0~3岁孩子的入托率非常有必要。二是推广混合办公模式。随着互联网技术中远程会议、协同工作软件的成熟，远程办公在技术上已经趋向成熟。亚马逊、微软、Google和苹果都把远程工作的模式常态化了，推出了不同的混合办公的制度。2022年2月，携程中国公司宣布全公司近3万名员工将实行混合办公制，允许员工每周三和周五在家远程办公。这是中国首家大型公司推出“3+2”的混合工作制。以携程为代表的中国的高科技公司正在积极尝试混合办公模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即...PC版：https://www.cnbeta.com.tw/articles/soft/1390533.htm手机版：https://m.cnbeta.com.tw/view/1390533.htm

中大研究发现手术治疗睡眠窒息能显著降低严重患者血压

中大研究发现手术治疗睡眠窒息能显著降低严重患者血压中大医学院表示，本港约有5%小学生患有「阻塞性睡眠窒息症」，除了影响睡眠质素及日常生活，亦有机会令患者血压上升，同时增加他们将来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中大医学院进行全球首个随机对照研究，发现透过手术治疗睡眠窒息，能显著降低严重患者的血压，但若病人在手术后体重明显增加，会削弱降低血压的作用。中大表示，儿童睡眠窒息症常见成因主要包括腺样体或扁桃腺胀大，首选的治疗方案通常是腺样体扁桃体切除术。中大的研究，招募109名有睡眠窒息症征状的6至11岁儿童，在开始研究时及参与研究后9个月，为参加者纪录24小时的血压。结果显示，完成手术的病人能更有效改善病情，特别是严重患者接受手术后、睡眠时平均每小时阻塞性呼吸暂停次数，由平均23次减少至只有4次，大部分病情可以由严重转为轻微至中度。结果亦显示，严重患者在手术后的血压录得较大跌幅。另外，团队亦发现，完成手术的患者，可能因为呼吸畅顺了而减少能量消耗，以致体重相对较易增加，从而导致血压上升，建议家长留意子女手术后的体重，维持健康饮食及恒常运动。2023-10-0207:13: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