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里追》完美的女低音杨建生女士是名列全球七大女低音的唯一中国人，美国神韵艺术团在世界各地的巡回演出中，她在《慈悲》中唱道：

《云里追》完美的女低音杨建生女士是名列全球七大女低音的唯一中国人，美国神韵艺术团在世界各地的巡回演出中，她在《慈悲》中唱道：就像歌词里所言，法轮功学员讲真相，是在兑现著曾经的承诺，并不是叫你与他们一样，更不想改变你的信仰。慈悲是神永恒的状态，他们也不会因为人们的态度不好或不接受而不慈悲。这首歌是为大法献身的王丽萱母子而作。2000年10月21日，王丽萱怀抱着八个月的儿子孟昊进京为法轮功上访。2000年11月7日上午，在天安门广场被警察非法抓扣，后被烟台开发区公安局姓牟的警察带押到该驻京办事处(华澳中心十八层)，继续由牟姓警察看押。下午四时左右，王丽萱母子自华澳中心十八层天井坠下，当时死亡，惨不忍睹。

世界各地的 #轮友 #法轮功 #合集

世界各地的#轮友#法轮功#合集虽然#法轮功在中国大陆因移动支付广泛使用，宣传渠道被严重破坏，但是这并不影响法轮大法洪传世界。今天我们一起看看世界各地的轮友。No.1乌克兰乌克兰的女性轮友在服装上是最下功夫的，我似乎看到了菩萨、嫦娥的造型。No.2美国美国休斯敦轮友相比乌克兰轮友就比较朴实，他们穿着统一的制服，脸上都是一样的淡定。No.3日本清水敏子可不得了，她练习大法后，不仅仅治好了灰指甲，甚至被汽车碾压了手掌和胳膊都毫发无伤这样的铁臂樱花妹，你爱了吗？樱花妹继续长谷川、水田薰、西村三位樱花妹畅谈大法。话说，日本是女性修炼者比较多吗？No.4瑞典下面出场的是来自瑞典的武术爱好者。法轮大法治愈了他的腰间盘突出。那一天夜晚，他独自练功，突然“咯噔”一下，他感觉脊柱有暖流上下流过……从此他就好了。看到这里，很多推友应该能够发现，很多男性轮友都秃了。其实这符合“我秃了，也变强了”的普世价值。No.5英国不得不说下面出场的英国轮友是最清新文艺的。尤利娅和帕特里克这对小夫妻自弹自唱，虽然听不出调调，但是原创作品比隔壁疆独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No.6法国法国轮友不仅普遍比较年轻，学术氛围也十分浓厚。

【六四34｜天安门母亲万安公墓悼念死难者】　【祭文：不会忘记那个黑暗的夜晚】八九年六四34周年日，北京「天安门母亲」多名成

【六四34天安门母亲万安公墓悼念死难者】【祭文：不会忘记那个黑暗的夜晚】八九年六四34周年日，北京「天安门母亲」多名成员在公安的监视下，到北京万安公墓悼念遇难者。天安门母亲表示，作为亡者的亲属，他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个黑暗的夜晚。于六四34周年正日，北京天安门广场和周边戒备森严，军警和便衣三步一岗，禁止路人聚集、停留。警察还检查路人的身份证。上午，一位经过天安门广场的外省人李先生告诉本台：「我在北京，天安门周边全都是人脸识别的摄像头，你路过，就有警察在喊，前面的人拦截下来，要查身份证、登记，便衣特别多。只要你犯一点事就直接刑事拘留。」在微信、QQ等聊天工具上，今年的六四周年日未见到有人纪念六四死难者的白菊花、蜡烛。而「天安门母亲」发言人尤维洁、成员黄金平、袁刃、郝建、段昌琪等人，在北京警方的「护送」下，前往万安公墓祭奠他们在六四事件中失去的亲人。86岁高龄的张先玲近期因身体不适，未能到场。在影片中可见，6位难属身穿黑色衣服，向逝者鞠躬默哀。六四遇难者杨燕声的妻子黄金平在致辞中说：「六四34周年过去了，在这个刻骨铭心的日子，我们都聚集在西郊的万安公墓祭奠我们在1989年6月4日惨遭屠杀遇难的亲人⋯」祭文写道：三十四年前的今天，当时的政府动用野战军使用机枪、坦克和装甲车，在首都长安街以及其他重要街道上，无视马路上众多的民众，横行霸道、真枪实弹地向人群开枪，用坦克碾压，残暴地镇压了学生和市民们。我们的亲人，他们就是在那个血腥的夜晚倒在罪恶的枪弹下，为了心中的理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还称，作为亡者的亲属，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个黑暗的夜晚，永远记得。#六四34#天安门母亲

左起：学生领袖柴玲、王丹、冯聪德和李发誓要在整个1989年6月留在天安门广场©路透社

左起：学生领袖柴玲、王丹、冯聪德和李发誓要在整个1989年6月留在天安门广场©路透社当抗议者的士气开始低落时，李宣布他和他的女朋友将在一个象征性的公开仪式上结婚。在那天的照片中，李穿着一件邋遢的背心和方方正的飞行员，脖子上挂着一个革命性的横幅。朋友们用廉价的酒和无伴奏的婚礼歌曲为这对幸福的夫妇欢呼，特技的喜悦和希望的暗示让人群重新充满活力。到5月下旬，广场上聚集了100万人。随着他们周围的警察和军队的加强，一些学生担心军队正准备搬进去腾出广场。Chai和Li的营地想留下来。然后，在6月4日凌晨，部队进军，向活动家开火。坦克用里面熟睡的抗议者压碎了帐篷，并封锁了出口路线，而士兵们逮捕了那些试图逃离的人。官员们声称有200名平民被杀；学生领袖估计这一数字高达3400人大屠杀发生后，政府任命了21名被通缉领导起义的学生。李，他毛茸茸的黑发拖把和超大的太阳镜贴在国家媒体上，躲起来了。他利用从当时仍然是英国殖民地的香港运送西方违禁品的走私路线，设法逃脱了。王丹和王俊涛没那么幸运。虽然李有自由，但他是个通缉犯。几十年后，当他终于回来时，他与中国国家的关系更加复杂，数亿美元在他的指挥下。1989年底，李在美国获得庇护。对于一个从未离开过共产主义中国的人来说，纽约很艰难。没有钱，没有英语，李依靠人权界人士的慷慨解囊，他们钦佩他和其他学生的立场。著名的人权活动家、出版巨头兰登书屋的首席执行官罗伯特·伯恩斯坦帮助他安顿下来。另一位竞选者TrudieStyler给了他一袋二手衣服。它们属于她的丈夫，摇滚明星斯汀。Styler后来根据Li的生活故事制作了一部纪录片。李拒绝接受这篇文章的采访。他的公司喜马拉雅资本（HimalayaCapital）让一些高管了解他多年来思想的演变。李1990年的回忆录《MovingtheMountain》描述了他早年在中国生活的动荡事件。在几年后的一次采访中，他总结了他们是如何塑造他的观点的：“我试图认同任何接约我的家庭，并学会适应我找到的任何环境，”他说。在纽约，他也处于类似的情况。他在一个夏天学习了英语，然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在那里他最终成为第一批同时获得经济学本科学位和商业和法律研究生学位的学生之一。在课堂上，他安静的权威和探询性问题给其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位前教师说：“他没有像许多其他学生那样受到对教授的尊重的阻碍。”“你感觉到他要搬到某个地方了。”

很多讨论的层次都是由从未直接参与过他们所讨论的东西的人所决定的。其中一些人对经济斗争的表述出于他们自己的一知半解或偏见，尤其是，

转载【3】——《》我参加过雪饼的支持活动。也关注了这场天安门起义的研讨。我觉得大家都说到了很多关键问题，每个问题都值得展开、深化、更加详细地讨论。借这个评论征集的机会，我想要补充一个议题。关于这些年来基层工作的经济主义特征。虽然我太年轻，不了解这种倾向的发展过程，但相关争议让我感觉困惑。我围观过很多讨论，但真正参与其中的并不多。因为我发现，不论主办方是谁、主张什么战略，很多讨论的层次都是由从未直接参与过他们所讨论的东西的人所决定的。其中一些人对经济斗争的表述出于他们自己的一知半解或偏见，尤其是，某种阶级地位的优越感。在不熟悉反对意见的情况下宣称其论点自信。围观者被迷惑在其中。越迷糊就越迷信，就离现实越远。就如这本书中描述的知识分子网红化（另一边是网红的伪知识分子化，是不是太客气了没好意思提？）。就是这类人主张的等待“群众崛起”，然后再引导群众进行政治斗争。现在也是他们在抱怨“群众为什么总硬不起来”。经济主义的表面可能有点迷惑性。比如被欠薪的工人想要拿回自己的钱，流民的孩子想要读书，如果能帮忙把钱要回来、帮孩子入学，哪怕只要回一部分薪水，哪怕只有一部分孩子有学上，也应该被视为“做了实事”。尽管（在很多这类案例中）劳资剥削和户籍制的阶级压榨都被保留了下来。“维权”和维稳的界限一再模糊化。但认为“经济主义不提出政治要求”，那是刻板印象。经济主义被孤立于政治要求之外了。而政治要求来自于经济斗争。顺便说，经济要求与政治要求是相辅相成的，不可分割。（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我认为其实有两种经济主义。其一是，有一个大目标，比如通过工会斗争实现工人自治——换句话说“经济主义”作为过渡阶段。另一种则是相反的，缺乏工人自身思想内核的经济主义，其“斗争”过程只是成为了事实上的雇主霸权合法性的保护罩。通过让工人“得到”面包屑，从而熄灭了抵抗运动的潜力。我称其为短视的经济主义。并非所有人都能知道，“经济主义”作为训练项目也可以是建立社会力量的众多方法之一。，通过工会运动、公用事业基础设施、地区委员会、自卫队……等等方式，学习自治。所有这些都可以形成。如果无政府主义者把这一斗争工具的能力拱手让给短视的经济主义，像“前辈”那样退回到慈善事业中，满足于讨薪维权，退出争取工人权力的政治斗争，那么我们的位置就毫无疑问会所取代。目前整个社会倒退的步伐众所周知，已经是保守派占据上风的表现。战线割让越多，挽回损失就越难。保罗尤里奇曾经描述过一种"信条式无政府主义者"，其特点是：没有基本技能、没有基层支持、没有相关经验……在目前的局势下，新生力量和不思进取的老一代同道都最容易跌入这样的状态中。这是对这本书所提醒的革命形势的严重浪费。这套政策的本质就是通过经济手段影响民众。什么“疯狂独裁者”和个人崇拜的宣传都是次要的，经济胁迫及其后果才是统治阶级的主要工具。我理解很多同道对左派内容的偏见（这本书中也讲述了“左派”定义的模糊性，这是重要的议题），但仅因此而对关键战线视而不见，甚至主动剥夺这一工具的价值，那就太傻了。每当交往新朋友时我总是问对方同样的问题；“你最想要什么？列出一个优先事项一二三”。如果你发现自己很难回答这个问题，或者更糟糕的是，你能给出的答案几乎完全是口号——是“别人”期待看到的你的人设，而不是你的意志所在，那我们需要先停下手头工作了，进行一场反思更切实际。#天安门广场起义#革命#无政府主义#中国#反抗#新秩序#国家资本主义#白纸抗议#TiananmenSquareUprising#Revolution#Anarchism#China#Resistance#NewOrder#StateCapitalism#WhitePaperProtests#Strategy#Tactics

——论中国人的丑陋致柏杨

——论中国人的丑陋致柏杨⊙执笔者柏仁先生。⊙文载一九八五年四月一日香港《百姓》半月刊。柏杨先生：为什么中国人能忍受暴君暴官的统治？就因为中国人奴性十足。鲁迅在他的杂文《灯下漫笔》中，认为全部中国历史只能分为两个时代，一个叫做“欲做奴隶而不可得的时代”，另一个叫做“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鲁迅的剖析，何等深刻！中国人从来不知道自己是这块土地上的主人，只知道做奴隶。因为“酱缸文化”告诉他：江山属于帝王将相、英雄豪杰，人民只有做奴隶的份儿。中国人的希望，也就是在“太平盛世”做奴隶，甘心纳粮服役。因为这样的机会，都并非容易得到，所以一旦得到，自然是拱手相庆，感谢上苍，保证做顺民到底。中国人的奴性有十大表现：一、中国人有“万岁癖”。自古喊惯了“万岁”，所以患有遗传性的“万岁癖”，称皇帝为“万岁爷”。无论他是谁，那怕是流氓、恶棍、强盗，只要得了天下，坐上金銮殿，人民就会三呼万岁，顶礼膜拜。到了二十世纪中期，这种“万岁癖”更有恶性发展。新皇帝尚未进京，已经遍地呼“万岁”了。当他进入中南海，登上天安门时，万岁声响彻云霄，达于沸腾，喊得热泪满面。我自己就是其中的一个，当年当日，站在天安门广场，远眺龙颜，激动得泪如泉涌，喊“万岁”喊哑了喉咙。此后是年年喊，最后是天天喊，似乎不喊太阳就不会升起，地球就不会转动。二、中国人有迷信症。这也是遗传性的，生来就迷信皇帝，把皇帝捧到天上，把自己贬入地下，从来不敢说自己和皇帝一样，而是迷信皇帝是天神降世，真龙下凡。对于当代皇帝，更是如此。明明知道他是个普通人，曾在北京工作，是北京的普通市民。但是，一旦他进入中南海，就把他奉若神明，开始崇拜他、迷信他，把一切交给他，包括肉体和灵魂。家家把灶君撕下来，贴上他的“标准像”。最后在灾难中还要唱“语录歌”、跳“忠字舞”。三、中国人对于暴君暴官，从来就奉行“忍”字哲学。无论是抓丁拉夫，还是横征暴敛，乃至大开杀戒，中国人都是忍！忍！忍！对于当代皇帝，“忍”字哲学更是空前盛行，谁不懂得忍，谁就不识时务。对于“改造”，忍！对于“帽子”，忍！对于饥寒，忍！对于一切天灾、人祸，乃至十年浩劫，同样是忍！能忍者自安——传统的人生哲学，无师自通！四、中国人不懂得真正的民主，却奉行“奴性民主”——“少数必须服从多数”，多数人都愿意做奴隶，就不准少数人不愿做奴隶。关于这一点，鲁迅早已谈得十分深刻而生动。他说，既然猴子可以变人，为什么现在的猴子不想变人呢？并非都不想变人，也有少数猴子想变人，他们曾经两条腿站起来，学人走路，并且说他们想做人。然而他们的同类不允许，说他违背了猴子的本性，把他们咬死了！中国人也并非都愿意做奴隶，也有少数人不愿意，他们要做主人，但是同胞们不允许，揭发他们，密告他们，于是他们被抓、被关、被砍头。当代的许多“反革命”“右派”，就是这样产生的。五、中国人惯于同类相残——这大概是“窝里斗”的一种表现形式吧。面对暴君暴官的欺压和杀戮，中国人的反应不是团结一致，起来反抗，反而是同类相残、官府一旦指某人为“贼”为“匪”，人们就会随之骂“贼”骂“匪”，并协助官府一起捉之。这一点同样相传至今，并且恶性发展。一旦运动到来，人们明明知道是制造灾难，但却不敢反对、不敢反抗，恰恰相反，还要为此而歌颂“伟大领袖”英明伟大，并且积极参加，和“敌人”坚决斗争。可是这“敌人”是必须从自己人当中抓出来的。抓谁？谁愿意被抓？谁愿意遭难？没人愿意。但这是“最高指示”，必须照办！于是便揭发、检举、批判、争斗，你揭我，我检你，你批我，我斗你，愈演愈烈，最后按“最高指示”的要求，抓出几个倒霉鬼来，或送公安局，或送“学习班”，或戴上“帽子”交“群众监督改造”。这样，一场运动才算过去。下次运动，仍然是这个程序，仍然是这样制造“敌人”。永远同类相残、相残同类，胜利者永远是暴君暴官。六、中国人崇尚明哲保身。什么叫明哲保身？在大陆有两条解释：一是绝不触犯“天条”，二是在灾难中绝不同情任何人。说穿了就是做一个聪明的奴隶。诚然，他们不陷害无辜，但也绝不反抗邪恶，他们只求苟安、苟活。为了苟安，墙倒众人推时，他们跟着推；破鼓万人捶时，他们跟着捶。这就是所谓的明哲。我有一位老同学来到香港以后，还对我说：“如果五十七年我们在一起，我也会批判你。”因为只有这样才算明哲。您说：“暴君暴官最喜欢的就是人民明哲保身。”不错，因为就这就是奴性。七、中国人靠希望过日子。因为中国人的命运不是掌握在自己手里，而是交给了暴君暴官，所以他们从来不去想如何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去开发自己的未来，而是寄希望于暴君暴官，希望暴君变成“明君”，暴官变成“青天大老爷”，如此他们才可以获得温饱。这同样是中国人的传统。历代帝王无不利用这个传统，推行愚民政策。当代帝王更是如此，他给人民以无限希望：共产主义是天堂。一九四九年，我还是个高中生，听过哲学家孙定国演讲，他说：“什么是共产主义？那就是喝牛奶、吃面包！”当时我们的伙食是玉米窝头、白菜汤。喝牛奶、吃面包，该是多么美好的希望啊！但是十年过去，不仅没喝上牛奶、吃上面包，连当年的玉米窝头和白菜汤也都限量而不管饱了！然而这时依然抱着希望，希望有一天窝头不限量，白菜汤管够喝。可是这个希望也没实现，而是灾难连绵，越来越糟，直至文化大革命爆发，许多人遭难，终于彻底失望而自杀。但这也不会影响活着的大多数人，使他们放弃“希望哲学”，大多数人仍然是抱着希望过日子。因为他们不知道反抗，不知道自己是一个有智慧、有力量的独立的人。八、中国人的确有神经质的恐惧症。这一点您提得完全正确，这同样是遗传性的，因为世世代代受暴君暴官的欺压，总感到随时都会大祸从天降。一旦大祸临头，不但自己掉头，还会满门抄斩。这种神经质的恐惧症，到二十世纪中期之后，更加严重，达到惶惶不可终日的地步。一位朋友在一九五七年被定为“中右”，这只是一种警告，表示已经到“右派”的边缘，但并未戴“帽子”。可是这位朋友从此精神恍惚，一听有“中央文件”下达，便坐立不安。到文化大革命，一听到“十六条”，第二天就入院了，医生的诊断是：严重的神经官能症——正是您所说的神经质恐惧。这种病的患者，至今数不胜数。不久前一位老朋友由大陆来港探亲，还正颜厉色地警告我：“老兄，写东西不要太自由了，一九九七年很快就到了！”九、中国人喜欢框框。这同样是自古传来，您谈到东汉的知识分子写文章讲究“师承”，必须按照老师指定的范围写，否则就是违反法条：这是古代的框框。当代的框框，大大超越了古代，不单是写文章、讲话、教书，要遵照框框，就是婚丧嫁娶，以及拍拖恋爱，都不可以超出框框。这个框框是什么？就是“伟大领袖”的“伟大思想”。这框框是无形的，但是绝不可超出！多少作家、文人、学者，由于超出框框而身陷囹圄，乃至丧命！为什么大多数中国人喜欢框框呢？因为喜欢它，就不会超越它，这样就安全得多。所以许多人习惯成自然，真的爱上了框框！不仅自己不超越，也不准别人超越。十、中国人是变色龙。杰出的俄国作家契可夫，有一篇名作，就叫《变色龙》。他嘲笑俄国人的变色龙性格。其实中国人的变色龙性格，不亚于俄国人。这也是暴君暴官最喜欢的，所以三十多年来，大陆的变色龙越来越多，其性格也越来越升级，变色之快，令人慨叹！曹操——历来认为白脸，但伟大领袖一说：“不是白脸，这是冤案！”立刻就有人给曹操翻案；秦始皇——历来认为是暴君，但伟大领袖一说：“劝君少骂秦始皇！”于是有人给秦始皇画一张笑脸仁君的肖像。伟大领袖说，林彪是副统帅。于是齐声祝他：“永远健康”；后来他摔死在温都尔汗，便立刻齐声高呼：“打倒林贼！”更有趣者，某某前天是书记，见面顶礼膜拜；昨天他成了“走资派”，批斗会上拳击加脚踹；今天他复职了，急忙给他红花戴。谁见过变色如此之快的变色龙？柏杨先生，以上所谈，仅仅是个人所看到、所感到的，远非全部。但您总能看出一个大概吧？多少年来，每谈到中国人的丑陋，就认为是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三十年的历史证明，不是帝国主义造成的，而是我们的“酱缸文化”造成的，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假如不是“酱缸文化”造成中国人丑陋，帝国主义岂敢侵略？正是“酱缸文化”造成暴君暴官，教他们无法无天；又造就了黎民百姓，教他们奴性十足。两者共同制造灾难，也共同在灾难之中，表演丑态。三十年来是一场大表演、大暴露！怎么办？这是最令人头痛的问题。您说只有中国人才能改造中国人，我同意。可是我们从来不自省，从来没有发现自己是何等丑陋。近年来，大陆的大门逐渐敞开，许多人来到海外，尤其是大批青年到海外去求学，看一看洞外世界，对比自己，或许能发现自己丑陋，而决心改正。这似乎算是一点希望。——但这是否又在靠希望过日子呢？八五年的文章，时至今日看来，仍能解释许多社会事件。By:匿名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