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民议】八成大学生想年薪百万,八成生被学校威胁

1月15日,在北京两会召开期间,北京商报报道称,有专家介绍了一组针对大学生群体的生育意愿调研数据,其结果显示“八成大学生想生二胎”,专家认为“新一代年轻人的生育观念正在发生转变”,然而这组数据与结论与网民的真实体验严重不符,遭到了强烈质疑与嘲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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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民议】专家:要警惕终身不婚不育这个情况

近日,“中国总和生育率从2019年的1.52下降至2022年的1.07,一孩生育率从0.7跌至0.5”的新闻引发网络关注,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姜全保表示,要“警惕终身不婚不育这个情况”,评论区有大量网民发布了嘲讽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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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美妆品牌悦诗风吟据报缩减八成中国门店

韩美妆品牌悦诗风吟据报缩减八成中国门店韩国化妆品巨头爱茉莉太平洋(AmorepacificCorporation)旗下化妆品品牌悦诗风吟(innisfree)据报将大幅缩减中国市场门店,从巅峰时期的800多家关闭到仅剩140家,撤店率约80%。据《21世纪经济报道》、《北京商报》等媒体报道,对于此番关店传闻,爱茉莉太平洋相关负责人称,集团正对悦诗风吟品牌进行渠道优化,这样的门店调整在今年仍将持续。该负责人还说,集团将针对中国市场进行新一轮策略调整,不过仅对悦诗风吟门店进行优化缩减,不涉及其他品牌。爱茉莉太平洋集团还称,未来在中国市场将着重发力中高端及线上领域。公开资料显示,爱茉莉太平洋集团是韩国最大的专业从事化妆品开发、生产和销售的国际性集团之一,旗下品牌还包括雪花秀、兰芝、后、吕、赫拉等。据了解,悦诗风吟的定位是20~26岁的学生和年轻女性可以使用的平价护肤彩妆,2012年正式进入中国市场,从2014年起以每年新开100家门店的速度进入中国二三线城市,巅峰时期在中国拥有超过800家门店。不过,悦诗风吟在2019年就关闭了40家亏损门店,2020年关店速度明显加快,关闭至少90家亏损门店。去年5月又传出要关闭约170家中国市场门店。营收方面,悦诗风吟2020年营收同比减少37%至3486亿韩元(约3.95亿新元),不及2016年巅峰时期的一半。对于闭店原因,爱茉莉太平洋称,除了冠病疫情影响,该护肤品牌在中国市场的受欢迎程度也在下降。中国消费者开始转向追求奢侈品牌或高性价比品牌,并开始避开中等价位产品。报道还称,悦诗风吟并不是爱茉莉太平洋旗下第一个在中国市场大量关店的品牌。集团旗下品牌之一伊蒂之屋(EtudeHouse)去年3月就关闭了中国市场所有线下门店,仅保留线下美妆集合点“调色师”渠道,其他都转为线上经营。据其官网数据,伊蒂之屋于2013年进入中国市场,巅峰时期也曾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25个城市开设58家品牌直营店。发布:2022年1月3日11:31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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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建章:人口减少能缓解“鸡娃”吗?

梁建章:人口减少能缓解“鸡娃”吗?出生人口下降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孩子的养育成本和教育成本过高,严重压抑了年轻人的生育意愿。而教育成本过高,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鸡娃”现象越来越普遍。所谓是“鸡娃”,是指父母给孩子“打鸡血”,为了孩子能考上好的学校,不断给孩子安排补课,不停地让孩子去努力拼搏。教育专家储殷表示,鸡娃现象的本质是60后、70后这代通过考试读书改变自己命运的人,希望在自己孩子的身上复制。他认为,十年之内,“鸡娃”现象基本教会消失。他说,一个正常和健康的社会应该是人们减少对成功迫切的渴望,能接受不成功的生活。也有人认为,随着中国出生人口不断减少,每个人能够享受到的教育资源变得更多了,上大学更容易了,所以“鸡娃”现象也会减少。这种观点错在哪里呢?首先,鸡娃现象不是因为教育资源不够而是对于重点高中和重点大学的竞争。2023年我国高校毕业生达到1158万人,而2022年我国出生人口只有956万人,2023年我国出生人口很可能跌破900万人。也就是说,现在高校毕业生人数已经超过出生人口,将来大学教育资源必然是过剩。现在上大学已经不是竞争目标,上名牌大学才是竞争目标。人口减少,导致创新机会也会减少,排名的竞争会更加激烈。其次,这种观点以为教育资源是固定不变的。但事实上,随着出生人口的减少,先是幼儿园,接着是小学和中学,然后是大学也会逐步减少或撤并。农村人口的减少就能说明这个问题。2012年11月20日《光明日报》报道:21世纪教育研究院发布的《农村教育布局调整十年评价报告》显示,在2000年到2010年十年间中国农村平均每一天就要消失63所小学、30个教学点、3所初中,几乎每过1小时,就要消失4所农村学校。过度的学校撤并导致学生上学远、上学贵、上学难。据21世纪教育研究院在10省农村中小学的抽样调查,农村小学生学校离家的平均距离为10.83里,农村初中生离家的平均距离为34.93里,流失辍学及隐性流失辍学率提高。人口减少,找工作也不会更容易。因为就业机会都是人创造出来的,人口减少了,就业机会和晋升机会也会减少,好的就业机会和晋升机会,就只能会更加竞争激烈,教育也会更加内卷,鸡娃会更严重。一个家庭的孩子越少,每个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和教育成本越高。少子化也会降低家庭风险承受度,窄化职业选择范围,让家庭越来越集中选择那些所谓“铁饭碗”的职业(例如报考公务员),在一些发展空间有限或提升意义不大的职位上高度竞争。少子化与鸡娃是共生现象。2022年韩国生育率只有0.78,全球最低,而鸡娃最严重的国家也是韩国。韩国近年来出生人口不断减少,总人口也已进入负增长,但韩国的鸡娃现象却越来越严重。今年6月18日韩国儿童保育与教育研究所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近年来,本着让孩子“不输给同龄人”的想法,学龄前儿童的家长中,选择让孩子在私营教育机构接受培训者占比快速增长。中国也是如此,孩子少了,但是对于名牌大学的竞争愈演愈烈。独生子女承载着父母对孩子的全部希望,他们从小就面临着不要输在起跑线的压力,鸡娃会更厉害。另一方面,鸡娃越严重,养娃压力越大,生育率也会越低,造成恶性循环。鸡娃和教育内卷的根源,是高考和中考的压力,使得家长承受巨大的孩子升学压力,不得不花大量的时间和金钱给孩子补课。中国学生的学习时间几乎是世界上最长的,2018年在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的调查统计中得出,中国(不含港澳台)15岁学生平均每周的学习时间将近60个小时。教育内卷给学生和家长造成金钱和时间的负担是拉低生育率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下图分析比较了世界上不同国家学生的学习时间和生育率的关系,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东亚国家的作业时间比较长,生育率则相对低,而欧美国家的学习时间比较短,生育率相对高。学生的学习时间和生育率呈现负相关的关系。2018年每周学生学习时间和生育率的关系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18,PISA数据库,OECD数据库。要减少鸡娃现象,关键还是要进行教育改革。首先从取消中考和缩短学制开始。如果没有中考的择校压力,那么鸡娃现象就会减少,整个教育的效率也可以大幅度提高。因为在互联网的大环境下,现在很多知识不需要死记硬背。现在的人工智能和在线技术可以帮助教学。在20世纪80年代,很多小学是五年制的,我的建议是小学阶段提速一年。20世纪80年代,很多中学也是五年制的。现在的中考和高考浪费了大量的时间用于复习、应付中考和高考。建议中学阶段可以缩短一年时间。基础教育阶段缩短两年以后,可以实行10年义务教育。其次,大学教育通识化和普及化。大学教育主要培养学习能力和生活在复杂社会的各种技能,所以不分专业和文理都应该学习大量的基础必修课,即实现所谓通识化。普及大学教育,让绝大部分中学生上大学,就没有必要通过“普职分流”来筛掉一部分学生,这样就可以取消中考,为中学的教育提速创造条件。当然更重要的是,当大学教育通识化以后,我们可以把本科教育去名牌化,从而解决高考内卷的问题。用大学生毕业能力考来取代高考,作为择业和研究生院录取的主要依据后,名牌大学研究生院的入学竞争预计还是会很激烈,大学生也会更努力学习,这正好解决了当前大学生不努力学习的问题。虽然也不可避免有刷题的低效的学习,但至少把考试的压力延缓几年,就可以延缓整个基础教育阶段的考试压力。从考试的时间点选择来讲,大学生毕业考试比高考更能反映大学生当时的能力,考核的科目也更会匹配工作岗位的实际需求。总之,人口减少不会导致鸡娃现象减少,因为鸡娃是对于排名的竞争。人口再少,也会有第一名第二名的竞争。要减少鸡娃现象,关键是要进行教育改革。取消中考和缩短中小学学制以后,家长不用为孩子的中考和高考那么操心,压力也会小很多,鸡娃现象会减少,养育成本和教育成本会降低,生育意愿也会提高。...PC版:https://www.cnbeta.com.tw/articles/soft/1376821.htm手机版:https://m.cnbeta.com.tw/view/137682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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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朱令案受害人处在病危中,已经深度昏迷20多天

清华大学朱令案受害人处在病危中,已经深度昏迷20多天据凤凰周刊报道,50岁的朱令在今年年中确诊脑瘤,处在病危中,已经深度昏迷20多天。朱令铊中毒事件是指中国北京清华大学1992级化学系女生朱令在1994年11月底出现铊中毒症状,最后得助于互联网才得到确诊和救治的事件。这是中国首次利用互联网进行国际远程医疗的尝试。1995年5月北京警方立案调查,1998年8月无果结案,至今真凶仍未归案,此案引发媒体与网络的报道和外界的关注与讨论。1995年4月10日,朱令的高中同学、北京大学力学系92级学生贝志诚、蔡全清等人将朱令的病史,相关各项检查,协和医院医生的诊断和治疗措施翻译成英文,通过在北京大学的互联网向Usenet的sci.med及其他有关新闻组和Bitnet发出求救电子邮件。在发出求救邮件的18天里,有84位医学专家提出“铊中毒”的诊断。铊是一种剧毒化学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剧毒物品品名表(GA58-93)》(1993年10月1日执行)中铊与氰化物同为A类(氰化物属于第一类A级,铊盐属于第二类B级。)。当朱令父母请求医生考虑电子邮件提出的意见时,协和医生表示:“我们有能力查阅国际医学数据库。”“北大学生带来很多问题。”贝志诚多年以后仍旧愤懑不平,在2005年网上激辩孙维时,他写道“协和当年的ICU主任,是他拒绝进行进一步的重金属中毒检查,甚至在发现协和误诊之后,毫无内疚之感,居然在医院会议上说:‘这件事是西方反华势力企图利用此事搞臭中国医疗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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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英国BBC刊登了一篇有关香港各大学的专题报导,于2021/22年度,香港八间已有超过360名学者离开,流动率达到7.4%

近日英国BBC刊登了一篇有关香港各大学的专题报导,于2021/22年度,香港八间大学已有超过360名学者离开,流动率达到7.4%,是97年香港回归中国以来的最高水平。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家StephanOrtmann表示:「曾经存在的自由氛围已经消失,所有人都感到担忧。」许多同事已经离开,留下的人很警惕,他听说有些老师索性从课程中删除所有与香港和中国相关的题材。自我审查的气氛是在2020年《国安法》生效后开始的,国安法针对任何被视为分裂或颠覆性的行为,使香港当局能够针对社运人士,以至一般市民。公共图书馆里宣扬所谓「不良意识形态」的书籍已被清空,电影因国家安全原因而受到审查。亲民主的社运人士被禁止参加刚举行的「仅限爱国者」的区议会选举。社会比较知名的人士及学者,不是入狱,就是流亡。香港一位30多岁的人文学科教授表示,「香港不再有『红线』,如果他们想对付你,甚么事都能成为入罪的借口。」他不想透露自己的名字,因为可能会有后果。他的噩梦是受到北京支持的媒体的点名和攻击,这可能会让他失去工作,或者更恶劣的是,失去自由。在香港中文大学广阔的丘陵校园入口,多达七名保安人员守卫一个岗亭,教师、学生和访客必须表明自己的身分。2019年的中大是一个战场,黑衣抗争者和警察互掷汽油弹、砖头、催泪弹和橡胶子弹。昔日贴满民主海报和memo纸的民主墙已全被移除,更用铁栏包围。中大的民主女神像是为了纪念1989年北京天安门,被镇压中丧生的数千人而建造的,现在消失了,它于2021年平安夜凌晨被移除。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大学生说:「我选择学习社会科学,部分原因是社会运动..我想学更多,贡献更多,但现在能做的事情越来越少了。」一位2020年后离开香港的中国问题专家表示:「香港本处于上升轨道,正成为西方以外的卓越学术研究中心。令人心碎的是,香港20年的进步被国安法一手摧毁。」报导:石鸣新闻社ROCK&ROAR#国安法#学术自由无价#中文大学#离职潮#逃亡潮#红线#焚书坑儒#抹杀历史#自我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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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建章解读诺奖得主戈尔丁观点 呼吁女性生育减负

梁建章解读诺奖得主戈尔丁观点呼吁女性生育减负戈尔丁关于女性职业发展的代表作是《事业还是家庭?—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CareerandFamily:Women’sCentury-LongJourneyTowardEquity),在这本书中,她按照“家庭”和“事业”在女性生命周期中扮演的角色,把不同年代拥有本科学历的女性分为五组。最早的一组女性出生于十九世纪末,最晚的一组出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更年轻的一代还没过生育年龄),深入研究了她们在事业、婚姻、子女等方面的情况,以及代际的演变历程。具体分组如下:第一组女性最早追溯到一百年前,毕业于1900-1919(出生于1878-1897),她们在家庭和事业中二选一。在未生育的女性中,绝大部分曾经参加工作,而有生育的女性则很少就业。第二组女性在1920-1945间大学毕业(出生于1898-1923)。这一组女性很多是一开始会参加工作,但当组建了家庭后则会退出劳动力市场。第三组女性在1956-1965年间大学毕业(出生于1924-1943)。这一组女性是事业与家庭齐头并进,并且很多女性即使在养育孩子期间会暂停就业,但在子女长大之后,依然会重返就业市场。第四组女性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大学毕业(出生于1944-1957)。这一组女性的特点是对事业的重视程度超过家庭。第五组女性在20世纪80年代及之后大学毕业(出生于1958-1978)。这组女性汲取了第四组女性过于重视事业而错失家庭的教训,力求兼顾事业和家庭。戈尔丁在书中描述了100多年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从事业或家庭的二选一到两者兼顾的过程。其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导致的职业需求从体力到脑力劳动的过渡,以及避孕药的出现使得女性有了推迟婚姻和生育的选择。尽管高知女性兼顾事业和家庭的能力越来越强,她们的收入和事业成就仍然明显落后于男性。戈尔丁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贪婪的工作”(GreedyWork)安排,而非职场上的性别歧视。“贪婪的工作”描绘了这样一种现象:愿意全天候和在办公室随叫随到的员工会获得丰厚回报。这些回报往往与投入的时间不成比例。多投入一倍的时间,收益却远远超过一倍。而无法在工作上投入额外时间的人,其工资也会不成比例地缩水。如果一个人有孩子要照料或其他家庭责任要负担,就很难在工作上随叫随到。而有孩子的女性,就需要重新选择在时间上要求较低的职位,因此,即使按小时计算薪酬,所得的工资和那些“贪婪的工作”相比,也会更低。在这本书中,戈尔丁写道:“如果女性不为家庭随时待命,她们自然可以从事时间长、报酬高、时间安排不可预测、晚上随叫随到、周末偶尔加班的工作,事实上,很多女性已经身体力行。对于刚毕业的女性大学生和家庭负担较少的女性,选择时间长、要求高的工作未尝不可。可一旦宝宝降生,优先事项就会改变。基本的照护非常耗时,并且女性突然要为家庭随时待命了。为了给家人提供更多方便,她们必须减少对雇主和客户的服务。于是,她们往往减少工作时间,或者选择灵活性更高的工作,但收入要少得多。随着孩子长大和日益独立,这些责任会减少,而在这些时期,女性的收入相对于男性确实有所增长。但其他家庭需求往往会在以后的生活中出现,慢慢取代孩子减少的需求。”戈尔丁等经济学家的研究发现,女性未生育之前与男性的工资差距很小,但生育之后女性和男性的收入差距立即拉大。这通常被称为是“母职惩罚”。由于女性比男性承担更多照顾子女的责任,使得女性在生育后职业发展和收入增长都变得困难。中国也有类似的研究。2021年7月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发表于北大核心期刊《人口与经济》一项研究表明,对中等收入家庭来说,从就业情况来看,在控制个人人力资本特征、所在省份和家庭特征等变量后,在妻子一方,孩子数量与妻子就业几率存在负相关关系,而生育行为对丈夫就业几率的影响不显著。就妻子而言,与没有孩子相比,有一个孩子使得其就业几率下降约6.6%;而有两个孩子,其就业几率再次下降9.3%(与一孩状态相比)。具体到孩子数对母亲工资的影响,既往研究给出了数据。2014年发表的一项研究使用CHNS(中国家庭营养与健康调查)1993、1997、2000、2004、2006年的调查数据,发现与没有孩子的女性相比,一孩母亲的小时工资率下降7%,二孩母亲的小时工资率下降16.8%。此外,从家庭收入来看,该研究发现,有一孩的家庭劳动力市场总收入下降约5.6%,有二孩的家庭其劳动力市场总收入再次下降约7.1%。那么,如何缩小男女在职场上的收入差距?戈尔丁提出的解决办法是降低工作的“贪性”,如果贪婪的工作不那么贪婪,而灵活的工作更有效率,那么每一个人都可以同时兼顾家庭和工作。生活和工作会更加平衡,就业市场上也会有更好的性别平等。戈尔丁的研究还显示,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生育率越低。首先,受教育程度更高,结婚较晚,仅仅这一点就意味着这些女性生的孩子更少。一个简单的时间机会成本模型会告诉你,如果一个女性的单位时间价值很低,也就是说,她们在外部劳动力市场上找不到收入丰厚的工作,那么待在家里,照顾孩子,生更多的孩子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如果她有一份令人满意的高质量工作,那么她可能会尽量要更少的孩子。因此,仅女性受教育程度更高这一点,就会减少生育。抚养方面的情况也在强化这一点,因为在世界各地,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在孩子的教育上会给予的更多,这就意味着,养单个孩子要花更多的时间,孩子的数目就更少了。中国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也显示,按受教育程度区分的15-64岁妇女平均生育的孩子数如下:小学学历的女性平均生育1.97个孩子,初中学历的女性平均生育1.55个孩子,高中学历的女性平均生育0.94个孩子,专科学历的女性平均生育0.78个孩子,本科学历的女性平均生育0.63个孩子,硕士学历的女性平均生育0.57个孩子,博士学历的女性平均生育0.63个孩子。上述统计数据显示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会降低生育率。但也有一个例外,博士学历的女性平均生育的孩子数稍高于硕士,与本科学历的女性生育的孩子数持平。我在《人口战略》第22章《生育减负和女性平权》提出了女性生育减负的一些建议:一是普及托幼服务。对女性的职业生涯影响最大的是孩子的0~3岁时期,所以很多国家提供了普惠性的幼托服务,来缓解这方面的压力。根据OECDFamilyDatabase的数据,OECD成员中3岁(不含)以下儿童入托率平均值为35%。有11个国家3岁以下儿童入托率超过50%,其中最高的卢森堡是63.3%,冰岛达到了59.7%,荷兰、法国、挪威、比利时等国家超过了55%。在中国,严重缺乏针对未满3岁孩子的托儿服务。根据国家卫健委2021年的数据,0~3岁婴幼儿各类托幼机构的入托率仅为5.5%,远远低于OECD平均水平。现在很多家庭还是依靠老人来带孩子,未来的老人可能并不那么愿意带孩子,所以,大幅提高0~3岁孩子的入托率非常有必要。二是推广混合办公模式。随着互联网技术中远程会议、协同工作软件的成熟,远程办公在技术上已经趋向成熟。亚马逊、微软、Google和苹果都把远程工作的模式常态化了,推出了不同的混合办公的制度。2022年2月,携程中国公司宣布全公司近3万名员工将实行混合办公制,允许员工每周三和周五在家远程办公。这是中国首家大型公司推出“3+2”的混合工作制。以携程为代表的中国的高科技公司正在积极尝试混合办公模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即...PC版:https://www.cnbeta.com.tw/articles/soft/1390533.htm手机版:https://m.cnbeta.com.tw/view/139053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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