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社会的基本含义就是人们不需要为自己的基本生活需求辩护,而且基本生活要求会越来越高。抗疫,是为了保卫我们的生活,而不是保证我们都勉强活着。
从逻辑上来讲,西方不可能在逻辑学上对我们“卡脖子”吧,不让我们学亚里士多德、罗素、黑格尔、维特根斯坦?谁能垄断他们呢?怎么垄断呢?硬科技卡脖子容易理解,别人的技术不给你用。逻辑学卡脖子,我怎么都理解不了。
恐惧不是在危险消失的时候消失的,而是在危险加身的时候消失的。我们注定要无知而危险地活着,否则便是彻底的死寂。
一个群体急于把未知的风险转化成熟悉的形象,把严肃的事情萌宠化、幼稚化、游戏化,这种事反复发生,一定不是偶然。这背后有一个集体心理密码。当我们说“大白”而不说“防疫工作者”,当我们说“杨过”而不说“感染过”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得到了一种隐秘的抚慰,世界似乎变得温柔了一些。
在现代社会里,个人与社会的边界原本是由法律界定的,要修改必须走法定程序。但是在我们这里,一纸通告、几句口号就让法律暂停了。这既说明别人不把我们的法定权利当回事,更说明我们自己不把法定权利当回事。
若非疫情,泗县只是一个没什么知名度的小地方。但我们和泗县的人们都生活在同一套政策体系之下。如果大家默认有疫情的地方可以无视规则、“重拳出击”,却希望自己生活的地方可以永远安全无虞,等到有了疫情也不会加码不会一刀切,那这个愿望注定是会破灭的。
总的来说,主办方存在严重的侥幸心理,完全没有意识到小概率事件的致命风险。当地在举办这次赛事,或者说没有及时叫停赛事的决策过程中,把安全放在了极其次要的位置。从最本原的意义上讲,这次事故表明,长期在人工环境中生活的现代人,是多么容易忽略大自然的「残酷无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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