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一下心理学专业的友邻曾经提供的厌食症数据。

转一下心理学专业的友邻曾经提供的厌食症数据。 我们可以不认同任何人的观念和立场，但不能调侃贬低侮辱一整类病患的疾病，不能用政治立场为疾病归因，不能为了立场去传播关于疾病的错误信息。 过去几年，科学政治化、疾病政治化、预防和治疗政治化，造成的恶果还不够多吗？ 我们用了20年时间，才初步把抑郁症从被无视、被讽刺、被荒诞归因的深渊里拉出来。 很多人把抑郁症当作一个严肃的科学话题讨论是从张国荣去世才开始的。 此前要么觉得抑郁症不算病，纯属矫情脆弱；要么觉得抑郁症只是性格问题，坚强一点就好了；还有去抑郁症患者那里晒美食晒各种人间美好图片的“善意挽救”。 而我们对厌食症的认知更落后更稀薄，厌食症患者整个群体更不可能光明正大出现在公共场域得到公正的讨论与社群支持。 它的成因与抑郁症同样复杂，它的致死率更高，它的治疗方案更不成熟，它的相关误解与歧视更多。 但至少有两点，任何人都可以做到，停止对疾病的政治化利用，停止非专业人士对疾病的妄自揣测。

加拿大允许因精神疾病而实施安乐死。

加拿大允许因精神疾病而实施安乐死。 该国早在2016年就将绝症患者的安乐死合法化。五年后，疾病无法治愈但尚未达到危重阶段的患者可以选择通过医疗手段死亡。 患者现在可以根据精神疾病选择医学死亡：抑郁症、创伤后应激障碍、双相情感障碍、精神分裂症等

您有没想过，当一个社会出现抑郁症/精神类疾病爆发时，这种现象究竟意味着什么？

您有没想过，当一个社会出现抑郁症/精神类疾病爆发时，这种现象究竟意味着什么？ 十年前的2012年，上海市卫生局曾经颁布了一份《精神疾病防治服务规范 (2012版)》，规定将开展 “疑似精神病患调查”。对于所谓的有过自杀或者自残、经常胡言乱语、无故不上学、不上班、不出家门、不和任何人接触等 “行为异常” 的人员，将作为疑似精神病患者的调查线索。 一时舆论大哗。在过去的十年，这则消息每次被翻出来都能重新引发一轮议论。公众很难相信这样一个随意、泛化的精神病标准竟然是认真的。尤其是，随着上海新冠疫情下的强制封城和反复筛查，后疫情时代的上海俨然呈现一幅全民精神病态的城市面貌。 本文将要介绍的这两本新书所论述就是临床意义上的精神疾病，也就是您说了解的 “确诊” 患者，他们的痛苦真正曝光的东西是什么。 记得IYP的 列表-5 在简介中写到的那句话？ “直接行动是最好的疗愈”。 新《别再吃药了，精神疾病的病根并不在你的头脑中》

研究人员解码DNA 将神经退行性疾病追溯到史前牧民

研究人员解码DNA 将神经退行性疾病追溯到史前牧民 新研究发现，能显著增加多发性硬化症（MS）患病风险的基因是大约 5000 年前由从东方迁徙而来的牛羊牧民引入欧洲西北部的。图片来源：SayoStudio通过对古人类DNA进行测序并将其与现代样本进行比较，国际专家小组绘制出了基因和疾病随着人口迁徙而传播的历史图谱。《自然》杂志上发表的四篇开拓性研究论文揭示了这一"令人震惊"的结果，为人们从生物学角度认识衰弱性疾病提供了新的思路。由剑桥大学和哥本哈根大学的 Eske Willerslev 教授、哥本哈根大学的 Thomas Werge 教授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 Rasmus Nielsen 教授领导的大型国际团队参与了这项非凡的研究，来自全球的 175 名研究人员为研究做出了贡献。科学家们有了以下发现：多发性硬化症等神经退行性疾病的惊人起源为什么今天的北欧人比南欧人高？5000 年前的大迁徙是如何将风险基因引入欧洲西北部人口的？携带 MS 基因在当时是一种优势，因为它可以保护古代农民免受牛羊传染病的侵害已知会增加阿尔茨海默氏症和 2 型糖尿病等疾病风险的基因可追溯到狩猎采集者身上希望未来的分析能揭示更多有关自闭症、多动症、精神分裂症、躁郁症和抑郁症的遗传标记北欧是世界上多发性硬化症发病率最高的地区。一项新研究发现，能显著增加多发性硬化症（MS）患病风险的基因是大约 5000 年前由从东方迁徙而来的牛羊牧民引入欧洲西北部的。通过分析在欧亚大陆有记载的地点发现的古人类骨骼和牙齿的 DNA，研究人员追溯了多发性硬化症从波罗的海草原（横跨现在的乌克兰、俄罗斯西南部和西哈萨克斯坦地区的部分地区）起源的地理分布。他们发现，与多发性硬化症患病风险相关的基因变异与亚姆纳亚人一起"旅行"他们是穿过庞迪草原迁徙到欧洲西北部的畜牧者。这些基因变异为亚姆纳亚人提供了生存优势，很可能是通过保护他们免受牛羊的感染。但它们也增加了患多发性硬化症的风险。剑桥大学和哥本哈根大学联合教授、圣约翰学院研究员、古代 DNA 分析专家兼项目主任埃斯克-威勒斯列夫（Eske Willerslev）教授说："对于亚姆纳亚人来说，携带多发性硬化症风险基因肯定是一个明显的优势，即使他们来到欧洲之后也是如此，尽管这些基因不可否认地增加了他们患多发性硬化症的风险。这些结果改变了我们对多发性硬化症病因的看法，并对治疗方法产生了影响。"标本的年代从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铁器时代和维京时期，直至中世纪。数据集中最古老的基因组来自大约 3.4 万年前的一个人。这些发现为"南北梯度"提供了一种解释，即现代多发性硬化症的病例中，北欧是南欧的两倍。从遗传学的角度来看，亚姆纳亚人被认为是今天西北欧大部分地区居民的祖先。他们对今天南欧人口的遗传影响要弱得多。先前的研究已经确定了 233 个可增加多发性硬化症患病风险的基因变异。这些变异也受环境和生活方式因素的影响，会使患病风险增加约 30%。新研究发现，这种现代多发性硬化症遗传风险特征也存在于数千年前的骨骼和牙齿中。"这些结果让我们所有人都感到震惊。它们为我们了解多发性硬化症和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的进化提供了一个巨大的飞跃。"剑桥大学动物学系博士后、论文合著者威廉-巴里（William Barrie）博士说："显示我们祖先的生活方式是如何影响现代疾病风险的，恰恰凸显了我们是现代世界中古老免疫系统的接受者。"多发性硬化症是一种神经退行性疾病，人体的免疫系统会错误地攻击大脑和脊髓神经纤维周围的"绝缘体"。这会导致症状复发和长期退化，即所谓的"进展"。多发性硬化症研究报告的共同作者、牛津大学约翰-拉德克利夫医院顾问医生拉尔斯-福格教授说："这意味着我们现在可以了解并寻求治疗多发性硬化症的真正原因：这是早在史前发生的基因适应某些环境条件的结果。"另一位合著者、牛津大学的 Astrid Iversen 教授说："在卫生、饮食和医疗选择方面，我们现在的生活与祖先截然不同，再加上我们的进化史，这意味着我们可能比祖先更容易患上某些疾病，包括多发性硬化症等自身免疫性疾病。"研究人员利用灵北基金会提供的资金，在过去五年中建立了一个独特的古代DNA基因库，并对该基因库中的数据进行了分析。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同类基因库，它已经在远古人类迁徙、脑部疾病发病基因决定的风险特征等领域提供了令人着迷的新见解。研究人员通过分析欧洲和西亚博物馆收藏的近 5000 名古人类的骨骼和牙齿，生成了从中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铁器时代、维京时期再到中世纪的 DNA 图谱。他们将古人类 DNA 数据与英国生物库（UK Biobank）中 40 万英国居民的现代 DNA 数据进行了比较。威勒斯列夫说："建立欧亚大陆过去人类居民的古代 DNA 基因库是一项浩大的工程，需要与整个地区的博物馆合作。我们已经证明，我们的基因库是一个精确的工具，结合对当今人类 DNA 数据的分析和其他几个研究领域的投入，可以让我们对人类疾病有新的认识。这本身就很了不起，毫无疑问，它在多发性硬化症研究之外还有很多应用。"研究小组现在计划研究其他神经系统疾病，包括帕金森病和阿尔茨海默病，以及精神疾病，包括多动症和精神分裂症。他们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疾病研究人员的请求，希望获得这些古老的 DNA 资料，并最终打算开放基因库。这项研究得到了灵北基金会 800 万欧元的资助，并在哥本哈根大学灵北基金会地质学中心进行。灵北基金会研究总监扬-埃格比约格（Jan Egebjerg）说："灵北基金会早在 2018 年就向该项目提供了如此巨额的研究基金，其理由是，如果一切顺利，这将是深入了解脑部疾病遗传结构如何随时间演变的开创性手段。而脑部疾病正是我们特别关注的领域。"编译来源：ScitechDaily ... PC版： 手机版：

「唯一的政治立场、我们社会中唯一真正的活动家、唯一的反抗运动（字面意思） 是反对塔​​利班的 “妇女运动”。

「唯一的政治立场、我们社会中唯一真正的活动家、唯一的反抗运动（字面意思） 是反对塔​​利班的 “妇女运动”。 现在，抗议和社会运动，纯粹是女性化的。 这是野蛮与人性之间的斗争。 你可以沉默和野蛮，在野蛮下表现出被动的忍耐；或者，以最小的力量支持这些反抗者，让自己远离这种野蛮。 今天的女性处于一个非常敏感的边界点；她们站在社会的临界点上。这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女性，更为他人作为一个人的真实存在，奠定了基础。 阿富汗妇女运动打破了男性的普遍观念 那个篡夺了自由、正义、勇气、和平等重要价值的概念、并且根深蒂固、甚至将大自然的强大甚至野蛮的象征联系在一起的，像狮子一样的特征。 现在，阿富汗女性正在清洗女性的所有男性特征，当然还有那些诱人和夸张的特征。在这个场域中，与所有波斯父权文学不同，它的斗士是女性。」 تنها موضع سیاسی، تنها کنشگری واقعی دراجتماع ما و تنها جنبش( به معنای لغوی و اصطلاحی آن)، «جنبش زنانه» علیه طالبان است. اکنون، اعتراض و حرکت، جنبندگی در جامعه، صرفا یک امر زنانه است. این جنبش مرزی بین توحش و انسانیت است. می‌توانی سکوت کنی و توحش‌طلبی؛ شدت انفعالت را تحت توحش، نشان بدهی یا در کنار آن با کمترین توان خود بایستی و از این توحش فاصله بگیری. زنان، امروز در یک نقطه مرزی خیلی حساس قرار گرفته‌اند؛ آنان در نقطه انتقادی جامعه شان ایستاده‌اند. نقطه‌ای که هم خودشان را زن می‌سازد و هم زمینه حضور واقعی دیگران را به عنوان یک انسان مهیا می‌کند. مفهوم رایج مرد، با جنبش زنان افغانستان شکسته است؛ مفهومی که آزادگی، شهامت برای عدالت و برابری را غصب کرده بود و آنقدر زیاده‌خواه شده بود که حتا نمادهای پرقدرت و حتا وحشی طبیعت را به خود پیوند می‌زد؛ صفاتی مثل شیر بودن! اینک، زنان افغانستان، زن را از همه صفات مردانه و البته فریبنده و پر از غلو، پاک می‌کنند. چون دیگر مردی نیست. دیگر، میدان هست اما مبارزآن برخلاف کل ادبیات مردباور فارسی، زن است. #Afghanistan #resistance

转帖，以及对该帖的两部分回复。希望能由此将这一问题引入讨论（鉴于近日一位网络名人的死亡引起的关于厌食症等心理健康问题的话题）

转帖，以及对该帖的两部分回复。希望能由此将这一问题引入讨论（鉴于近日一位网络名人的死亡引起的关于厌食症等心理健康问题的话题） 人们对焦虑抑郁的刻板印象可能是这样的：“那些人”有足够的财富甚至可以逃避工作，但却没有足够的尊重或期望来对自己“应该做什么”有一个明确的概念，比如最典型的，珀西雪莱、拜伦勋爵、索伦克尔凯郭尔，等等。 亨利·列斐伏尔在《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中特别指出，克尔凯郭尔是资产阶级异化的典型例子，其结果是创造了存在主义哲学 我们必须通过意志力和信仰的飞跃来为自己创造意义。列斐伏尔认为，存在主义的焦虑总是某种异化的结果。当马克思将异化表述为 “我们与自己、彼此、劳动产品和自然分离时所经历的心理痛苦” 时，他所思考的是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下受苦受难的方式，但列斐伏尔将这一理论扩展到了更广的范围。最重要的是，当我们脱离了我们依赖他人生存的事实时，我们就被异化了 这是所有资产阶级的共同点。 承认这种依赖性会让我们意识到这些责任分配的不公正（根据阶级、性别、种族等进行的分配），而摆脱这种异化，则需要彻底改变生活方式，包括摒弃资产阶级道德中不可或缺的为个人自我服务的做法。这可能是非常难的。我认为，如果我们想让更多的人支持 ，认识到/理解到这种异化、特别是资产阶级的异化，是很重要的。 当人们与他人分离时，当他们的物质生活感到如此孤立和渺小时，他们就会感到痛苦，以至于不得不依靠精神信仰来给“自己”构建任何立足点，但又无法对自己的信仰充满信心，因此只能通过焦虑来与建立联系。无神论者会对类似的东西 。说真的，每位读过克尔凯郭尔的书的人都会知道他不是个快乐的人。他写过《焦虑的概念》、《恐惧与颤栗》。不过，他如果不那么自我迷恋，如果能承认主体间性的价值而不是纯粹的责任，而不是担心自己的所谓的独立道德（其实只是傲慢），也许就会好起来。 这就是为什么也许可以说西蒙娜德波伏娃算是存在主义典范中的佼佼者了，因为她认识到了即使是强者也需要认同和联系。她在《模糊性的道德》中写道，在等级森严的社会中，即使是暴君也会受到伤害，因为他们永远无法体会到真正的尊重，因为人们看到的总是他们的权力以及权力中隐含的威胁，而不是他们的整个人性。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应该暴力反抗暴政，因为个人主义是难以克服的，即使它是自我毁灭，但意识到这一点可以让更多人站在平等的一边。理查德-威尔金森（Richard Wilkinson）和凯特-皮克特（Kate Pickett）合著的《精神层面》（The Spirit Level）一书从经验角度支持了这一观点。我喜欢用斯宾诺莎的说法来表述：当一种欲望的满足蒙蔽了我们的其他需求，使我们无法感受到其他形式的快乐时，这种欲望的满足就会过度。 #厌食症 #抑郁症 #Mentalhealth #wellbeing #Philosophy 回复 1 我想谈谈治疗、自我疗愈/克服这种状况的可能性。 我认为朱迪斯巴特勒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思考框架。虽然最著名的作品可能是关于性别的社会建构，但是我更喜欢《自我陈述》一书。 书中写道：我们的精神生活是我们之前所有经历的产物，尤其是与其他人相关的经历。这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但它确实破坏了个人主义。尤其是，它解构了攻击自己和攻击他人之间的区别。如果我们的内部和外部生活是如此相互关联，那么攻击自己会使我们孤立，这难道有任何令人惊讶的吗？认识到他人在某种意义上存在于我们的内心，，尽管如果我们不喜欢他人的一部分，这可能会让我们感到不舒服，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真实，认识到这一点可以让我们对内心的一切更有同情心。自我憎恨和对他人的憎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们彼此相互促进。 抑郁和焦虑都来自于某种憎恨，通过自虐/攻击自己“合理化”孤立和异化，进食障碍只是所有形式中的一种。 我喜欢从德勒兹和瓜塔里的机械无意识的角度来思考自己不同部分之间的关系，即我们的思想是由更大的社会环境中相互交错的部分组成的。不过，我认为不同的是，我希望在它们之间进行协商并找到平衡，而不是通过让某些部分走向极端来进行“实验”从而做出改变。 我喜欢雅克·德里达在《友谊的政治学》（The Politics of Friendship）一书中对此的论述，要认识到自身中的 “他人”，从而认识到自身内部的错位，就要求我们成为自己的朋友，这使得友谊如此重要，以至于它削弱了任何潜在的自恋，因为通过把“自己”当作“他人”来爱，我们学会了更好地爱他人（以及我们自己）。 但这并没有解决具体的政治问题 缺失的方面是，我们必须把自己视为与我们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密不可分的一部分、是历史进程的一部分，而我们对这些制度的*感受是这一进程中非常真实的那部分，如果我们想忠于*自己，就必须对这些感受采取行动，而不是压抑它们。我仍在思考这对我自己意味着什么，正如列斐伏尔所指出的，这是大多数人都会失败的最后一关，但我们都可以尝试。 回复 2 我也希望能从疗愈角度思考这个问题。我始终强调，以角色标签如新移民、自媒体从业人员、独身者、甚至川粉等等的角度尝试评说这场死亡事件的方法，都在削弱此事当有的社会性意义。 其意义应该在于(再一次)提醒所有人，关于疗愈方法的选择如何至关重要。 传统的方法倾向于将心理问题视为疾病，将被心理困境所折磨的人视为病患。于是大量资金和精力投向对病理、病状的分析和研究，同时却受困于与“病患”的连接性不足。从共情层面就很容易失败。 为什么？因为这些方法建立于结构上的不平等。就如原帖所言之，异化是症结；于是疗愈需要反其道而行，抚平等级，重新创造连接。 我建议换一种方法。尝试退一步，以避免他者化为战略。也就是说不首先将这些心理问题定义为疾病，而是将他们视为对现实压力/现实问题的“反应” 视为当事人所寻求的 “解决方案” 的一种。 当然，结果已经证明这是 “最糟糕的解决方案”。但我们现在不去辩论它有多糟糕，而是退回到营造它的层面上 是什么样的压力状态/变故/影响，导致 “需要” 去寻求解决方案。 如果医学角度上让人感觉陌生，那我用政治环境来做个比喻。 奥匈帝国经济史学家卡尔·波兰尼在1944年出版的著名的《大转型》中，分析了各国如何应对“美好时代国际经济体系”的内爆。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仍在肆虐。在1929年华尔街崩盘之后，全世界的社会都在疯狂地试图克服失业率飙升和货币不稳定造成的混乱。波兰尼把这描述为一场 "双重运动"  推动社会再平衡和均衡，摆脱高度国际化的资本主义的自由放任经济，转向国家干预主义。这就是动因的层面。 从这个层面上，布尔什维克主义、法西斯主义、纳粹以及罗斯福和莱昂布鲁姆的社会民主主义，都是对 “解决方案” 的尝试，是对这同一困境的不同回应。在此它们具有同等的属性。（注：相关解释推荐“白纸”第8集） 而当前，全球正在面对一个新的 "波兰尼时刻" ： 导致了各种保护主义情绪的兴起。伴随着大流行病而来的对流动性的日益限制和对供应链的担忧，只会加速2010年代开始的政治调整。 的经济停滞已经严重削弱了方案的可信度。 之间以及英国和欧盟之间出现了不断加深的商业竞争和地缘政治紧张。左派和右派的民粹主义运动现在都在对的一些方面提出质疑。 在所有这些领域，人们都呼吁保护自己免受带来的 。现在，“保护” 被广泛引用 - 不仅仅是在贸易保护主义的意义上，而且是在从和关于如何适应的讨论到关于产业政策和福利规定的必要性的辩论的方方面面。 换句话说，我们再一次到了“需求解决方案” 的时刻。2020年代初我们面对的困境看起来与波兰尼一个世纪前所研究的困境相似  政治风险也同样高。 而我们要想避免再一次落入纳粹和布尔什维克，就需要更高明的策略。 关键在于需要认识到，如果不能通过民主手段来约束资本主义，民粹主义的保守派思维在不满的工人中就无疑会变得更有吸引力，而专制的解决方案也会变得更有可能。换言，我们的工作重点应该是提升让解决方案的选择更多导向民主的外部条件，而不是专注于论述和宣传为什么专制手段是错误的。后者的效率相比下更低，源于它忽略了选取任何一种“解决方案”的结果都将由所有人共同承担和享用，通过立场的对立分裂人们的结果只是更加速推动了极端化的选择。就如将心理健康问题视为疾病那样，通过从根本上分裂了医与患，令施助者(医生)从 “承担决策带来的最大风险” 的位置上脱离出去，置身事外了，从而只是加深了异化。 再比如戒断互助组。组织者经常错误的认为亲和力、凝聚力、心理互助/心理按摩，可能更有效，于是他们倾向于安排参与者讲述自己的成功经验和心理挑战，互相鼓励，“加油”。然后就是，其他人要么出于礼貌鼓掌，要么早就走神了。因为什么？因为组织方将难以戒断视为“病态”，从一开始就将参与者他者化了，从根本上把参与者隔离出去了。事实上对每一种对成瘾物品的依赖，都是有原因的，由某种环境压力促成。戒断者必需能找到依赖的原因，拔除它，才能实现戒断成功。而互助组的最佳“疗效”应该来源于参与者彼此打开内心的那一瞬间的“连接”，即德里达所描述的，「认识到自身中的 “他人”，从而认识到自身内部的错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