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模仿《尚书》腔说话?

如何模仿《尚书》腔说话? 风在吹的回答 昔在远古，天地未分，混沌一气，万物潜藏。盘古氏出，以斧辟混沌，开天辟地，阴阳始判，四极乃张。于是，日月星辰，山川草木，各得其所，而人类生焉。 帝尧之世，德化流行，四海晏然。帝曰：“朕闻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今欲询于群公，何以安民而兴邦？”乃召舜于畎亩之中，试以政事。舜曰：“夫民者，国之根本，犹树之有根，水之有源。当以德治之，使民归心，而后国可安也。” 于是帝尧嘉纳其言，命舜摄行天子事。舜乃巡狩四方，察民之疾苦，辨百官之善恶。及至河滨，见洪水滔天，民不聊生，乃叹曰：“嗟乎！吾闻大禹治水，功在千秋。今洪水肆虐，吾当继其志，以安万民。” 乃召禹于涂山，授以治水之任。禹拜受命，不辞劳苦，乃疏三江，导五湖，决九河，通九泽，度九山，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历时十三载，水患得平，百姓安居乐业，天下大治。 帝舜在位，以孝悌为本，举八元八恺，布五教于四方。曰：“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臣忠，此六者，人伦之大道也。当广布教化，使民皆知所行。”于是风化大行，民德归厚，而天下咸服其德。 及至夏禹传子，家天下始。然夏桀暴虐，百姓怨望。成汤兴兵，吊民伐罪，而夏社遂墟。成汤既受天命，乃告于天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其言恳切，天地鉴之。 商汤之后，历数百年而至于周。文王以德化民，武王伐纣，而周室兴焉。周公旦辅政，制礼作乐，以成一代之治。曰：“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乐者，所以和天地，通神明，感鬼神，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于是礼乐兴，而天下大定。 然世事沧桑，兴衰更替，未有常道。自周以降，诸侯纷争，礼乐崩坏，民不聊生。吾辈当思古之圣贤，以德治国，以礼化民，使天下归于大同。 夫天地之间，人为贵。人者，万物之灵也。当以仁爱之心，待天下之民；以诚信之道，交天下之友；以谦恭之德，处天下之事。如此，则国家可安，百姓可乐，而天下太平可期也。 以上乃仿《尚书》之体，所作古文一篇。 via 知乎热榜 (author: 风在吹)

作家的人格被作家所有的文字内容完全包含吗？

作家的人格被作家所有的文字内容完全包含吗？ Zpuzzle的回答 可以，但这是有前提的。中国有一句古话，“言多必失”。搞审讯的人也有个经验，就是不怕对方乱说话，就怕对方不开口因为对方只要开口，哪怕是乱说话也能分析出有用的信息，而不开口就什么都不知道。在作家与作品这个事情上也是一样。假设有两位作家，一位作家只留下了四五首诗，另一位作家留下了上千万字的长篇小说，那么到底哪位作家的作品更容易体现他的想法呢？显然是后者。 从创作的角度来说，通常创作的作品越短、留存的作品越少，创作者有所伪装的可能性就更大，因为当作品足够短的时候，很多深层的东西是来不及展现出来的。但随着作品的篇幅变长，再想隐藏这些东西就变得十分困难。尤其是在小说、戏剧等虚构文学的创作中，创作者在作品中展现出的就是一个完整的经验世界。 关于这一点，我在我的专栏文章里也提到过：第三，文学作品的“思想”是经验的而不是理论的。这一点其实不难理解，因为文学表达的个人性，它极度依赖个人的生活经验，并需要创作者以此输出一个“完整的世界”。何谓“完整的世界”的呢？举个例子，假设这样一个场景张三的孩子被同学欺负，眼睛被打伤，回家告诉了张三，那么请你续写一下接下来的故事。很明显，100个人会续写出100个不同的情节，而你续写的故事体现的则是一个你眼里的“完整的世界”。如果你续写的情节是张三起诉了孩子同学的家长要求赔偿，这说明你对于法律、规则这些东西会更看重，而如果你写的情节是张三领着孩子去同学家里，跟同学父母打了一架，说明你可能认为这种问题不可能通过公开的、确定的规则来解决，如果你写张三找了自己在某单位任领导的亲戚去忙帮“压一压”孩子同学的家长，则说明你认为潜规则是解决问题的手段。总之，无论你续写什么样的情节，都只可能来自你个人的生活经验，对于超出自己生活经验的情节，让你编你都编不出来。 “经验”与理论的区别在于“经验”是个人化的且不分对错的，而一旦当我们试图用“理论的”视角去看待世界时，就会是另一种情况。还是用张三的孩子被同学打了来做例子，如果让社会学者、法律学者来谈这个问题，他们可能就会从如何建立防止校园霸凌的体系、如何完善法律法规等角度进行分析，并且谈的会更有“深度”也更“专业”。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无论一个法律学者谈校园霸凌谈的多么专业，他所表达的东西始终是基于法律这个学科角度的“片面而深刻”的观察，这与你续写故事对世界“完全”的展开是完全不同的。 除此之外，文学作品的“经验性”还体现在文学作品中的很多思想也都来源于创作者基于个人生活的观察和体悟。如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苏轼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王安石的“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毛泽东的“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等等，它们都有一定的“哲理”，却又比单纯的“哲理”更加的复杂、生动和多元。 第四，文学的“思想”是多元的而不是单一的。由于前面我们所说文学呈现的是一个“完整的世界”，因此因为文学也就具备了被从不同的维度阅读和阐释的可能性，这样一来文学作品中的“思想”也就不再局限于单一领域，而是需要由读者通过自己的理解对其进行阐释。我们以鲁迅的《孔乙己》这篇小说来说，它描绘了孔乙己这样一个生活在清末民初交替之际的落魄的读书人的形象。在孔乙己生动的人物形象背后，我们其实可以思考的东西还有很多，比如该如何解读孔乙己的悲剧？究竟是什么导致了孔乙己的死亡？对于这些问题，你既可以从小说中找到鲁迅的看法，同样也可以结合自己的人生阅历和知识储备对其进行分析。这种整体性的经验呈现，自然也会展现作者的“人格”。任何人都无法写出自己认知与经验之外的东西，就算想办法去伪装，但这种伪装也依然无法超脱作者自己的认知层次。如前段时间《知否》的作者在对此前自己曾误解林徽因的回应中，强调的重点并不是“以嫡庶尊卑来看待人是错的”，而是“把林徽因误认为了庶出是错的”。这倒是与其作品中一贯强调的东西一脉相承，也能从侧面说明作家的人格与作品是合一的。对于一个已经习惯了以嫡庶尊卑来看人的人，你让她写个反嫡庶尊的东西，她也是血写不出来的。 但对作家的人格的解读是要依据文学的方式来进行的，而不能把作品中的一切人物、行为都当成作者的想法。此前六小龄童有一部电视剧《吴承恩与西游记》，不谈这部剧本身的好坏，仅从立意上说，主创团队最大的问题，就是强行把吴承恩的生活（姑且认为《西游记》的作者就是吴承恩）与《西游记》小说中的主要角色、事件等一一对应，非要认为这些人物、事件在生活中都存在原型，这种附会也是完全错误的。 理解作家人格和思想的起点和终点是理解创作者的“经验世界” ，而这就如同情报分析一样，掌握的资料越多，对情报的分析准确性也就越高。但另一方面，文学创作终归是一种艺术创作，而艺术创作有自己的规律和技巧，也不能将作品等同于“情报”，认为文字就是作者想法的直接反映，那样最容易导致的问题就是“三观警察”很多人压根分不清作者三观与作品中人物三观的区别，如看到《包法利夫人》这种作品，只因为主角的经历，直接定性就是福楼拜在给主角“洗白”，那这样也就无从谈起认知作家的“人格”了。 via 知乎热榜 (author: Zpuzz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