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归模型中,作者发现女性家暴经历对离婚结果已经基本没有影响,主要影响变量就是男性是否同意离婚】

【在回归模型中,作者发现女性家暴经历对离婚结果已经基本没有影响,主要影响变量就是男性是否同意离婚】 Ethan Michelson量化了河南和浙江09-16年近15万份离婚诉讼判决书,发现法院在判决时遵循的原则是“破裂主义”而非“过错主义”,大部分首次离婚申请都会被驳回,即使女性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曾遭遇家暴,只要男性被告拒绝离婚,法院基本都会认定夫妻感情未完全破裂。首次申请时间和最终离婚判决时间之间的间隔平均为接近1年,所以诉讼离婚也有非常长的“冷静期”。在回归模型中,作者发现女性家暴经历对离婚结果已经基本没有影响,主要影响变量就是男性是否同意离婚。从整体上看,2012年之后诉讼离婚率呈现大幅下滑。造成上述结果的原因除了父权制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之外,还有法官对职业生涯的考虑,因为男性被告常常就判决结果作出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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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真的有离婚判离指标。按法律来讲,家暴在离婚官司中属于过错,但现在无论是否有过错事实、是否一方承认过错,都不影响法官按感情未破裂,仍有重归于好可能而不判离。甚至出现过把男方家暴悔过书当作感情未破裂仍有挽回可能的依据而拒绝判离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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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女性比男性更难适应晚年离婚

研究发现女性比男性更难适应晚年离婚 《流行病学与社区健康杂志》上发表的一项大型长期研究表明,如果抗抑郁药的使用模式能够说明问题,那么女性可能比男性更难以从情感上应对离婚或晚年关系的结束。虽然在离婚、分手或丧亲之前和之后,男女都会增加抗抑郁药物的使用,但女性的用药量要高于男性。研究结果表明,虽然男女双方重新结为伴侣后,抗抑郁药物的使用量都会略有减少,但对女性来说,这种减少尤其短暂。研究人员指出,由于人口老龄化,在高收入国家,50 岁以上的"灰色离婚"呈上升趋势,因此,重新结为伴侣的情况也在增加。晚年关系变化趋势他们补充说,晚年抑郁症也比较常见,据估计有 10-15% 的 55 岁以上老人会出现明显的临床抑郁症状。但很少有研究关注晚年离婚/感情破裂、丧亲之痛或新恋情对抗抑郁药使用的心理影响。因此,研究人员决定跟踪 228644 名年龄在 50 岁至 70 岁之间、经历过离婚、感情破裂或丧亲之痛的老年芬斯在 1996 年至 2018 年期间使用抗抑郁药的模式,以及这些人后来重新结为伴侣的影响。共有 85031 人(37%)失去了亲人;75009 人(33%)离婚;68604 人(30%)因分手而不再与伴侣同居。随后,平均有 53 460 人在 2 至 3 年内开始了新的关系:分手后 31238 人;离婚后 15958 人;伴侣去世后 6264 人。与女性相比,更多的男性在丧亲或感情破裂后重新结为伴侣。离婚后重新伴侣的性别差异并不明显。抗抑郁剂的使用模式伴侣死亡的男性和女性在事件发生前 4 至 1 年间都增加了抗抑郁药的使用量,在事件发生前 3 个月和事件发生后 3 个月的使用量急剧增加:男性增加了略低于 5.5%,女性增加了近 7%。随后使用量有所回落,但仍高于之前的水平。同样,在离婚前 6 个月,男女抗抑郁药的使用量都有所增加:男性增加了 5%,女性增加了 7%。离婚后,男性和女性的抗抑郁药使用量立即回落,1 年后趋于稳定。但仍高于离婚前。经历过失恋的女性在失恋前的 4 年中会大幅增加抗抑郁药物的使用量。男性也增加了这类药物的使用,但幅度要小得多:仅增加了3%多一点,而女性则增加了6%。在一年之内,抗抑郁药物的使用量回落到了分手前 12 个月的水平,随后男性的使用量一直保持在这一水平。但女性的情况则不同,她们的用药量在分手后立即略有下降,而且持续时间很短,从第一年起又开始增加。研究人员解释说:"部分康复和[抗抑郁药]使用量的持续增加似乎支持婚姻资源模型,该模型......表明失去伴侣可能会带来生活环境的压力变化(如家庭收入减少、失去社会支持),而这种变化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持续或累积。资源模式似乎仍然更适用于从同居关系中分离出来的女性,而不适用于男性"。重新建立伙伴关系的作用研究人员注意到,与重新结为伴侣相关的[抗抑郁药]使用量略有下降,但这种下降是短暂的,因为这些药物的使用量又回到了重新结为伴侣前的水平,或者在重新结为伴侣两年后仍保持较高水平,"这支持了先前研究中记录的蜜月效应,尤其是在失去亲人的人中"。研究人员认为,虽然性别角色差异可能有助于解释女性心理健康受到的一些严重影响,但她们通常比男性拥有更好的社交网络,有助于减轻其中的一些影响。他们写道:"在我们的研究中,女性使用[抗抑郁药]的增加与解除婚姻关系有关,这可能确实与解除婚姻关系给女性带来的心理健康代价比男性更大这一事实有关。与男性相比,女性在重新结为伴侣后使用[抗抑郁药]的减少幅度较小,这可能与以下解释有关:婚姻比女性更有利于男性的心理健康,而且老年男性比女性更有可能从重新结为伴侣中寻求情感支持。此外,妇女可能要承担更大的责任来处理混合家庭之间的人际关系,比如与伴侣子女的关系,这可能会损害她们的心理健康。"这是一项观察性研究,因此无法确定原因。研究人员承认,他们的研究结果存在各种局限性,包括无法说明伴侣关系的数量和时间长度。家庭支持网络和生活安排也可能对这些药物的使用有一定的影响,但这些因素并没有得到充分研究。但他们得出结论"我们的研究结果强调了在晚年生活中适应婚姻解体所面临的挑战以及相关的支持需求"。编译自:ScitechDaily ... PC版: 手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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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规定,民政部对婚姻登记程序进行调整,在离婚程序中增加冷静期。新调整后的离婚登记程序包括申请、受理、冷静期、审查、登记(发证)等。 一年过去,各地陆续发布的数据展示了离婚冷静期的成果。据齐鲁晚报报道,2021年1月至11月,济南办理离婚登记的人数为17271对,去年同期的人数为25308对,同比减少8037对。“很多人还真就被冷静期给搞‘冷静’了。”律师杜芹透露,在受理的咨询案例中,一些当事人属于“可离可不离”人群,但是因为离婚冷静期增设了难度,所以他们表示不会轻易尝试离婚,“他们会更加安心生活,我觉得还是挺有意义的。” 不过,离婚冷静期实施一周年之际,四川安岳县法院公布《反映离婚冷静期制度实施以来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称,部分当事人为了规避冷静期,直接向法院起诉离婚,致使诉讼离婚数量显著增多。2021年1至11月,安岳法院共受理离婚案件1163件,已高于前三年全年平均受案数1033.67件。北京一位律师透露,案多人少,离婚案件的诉讼周期普遍延长。“有的8月立案,12月才开庭。这也侧面反映出法院现在案子的确比较多。” 加设冷静期后,协议离婚转向诉讼离婚的趋势几乎是受访者们共同的感受。“当事人今年通常选择直接(到法院)起诉。”杜芹认为,离婚冷静期对当事人心理是有影响的。一些当事人早期曾计划协议离婚,但冷静期的不确定性因素导致他们认为与其花费一至两月进行等待,还不如用法院的诉前调解时间来冲抵协议离婚的“冷静”时间。多位受访者均表示,多地的预约号排期非常紧俏,甚至有当事人委托律师操办此事。 诉讼离婚其实也存在“冷静期”。第一次申请诉讼离婚,法官若认为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夫妻感情破裂,大概率会驳回当事双方请求,并给出6个月的修复期。6个月后方可提起第二次起诉,这是诉讼离婚中一直存续的规定。在我国的离婚诉讼中,夫妻感情破裂的标准没有外在形式的判断标准,容易造成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 家暴是离婚过程中的另一变数。据现代快报报道,2021年11月30日,江苏省人民检察院通报命案办理和防控工作情况。2020年,婚恋、家庭矛盾是引发命案的重要原因,引发的命案占比约65%,个别地区占比高达80%。 安岳法院在《建议》中提出了对离婚“冷静期”变“危险期”的担忧。其中包括,冷静期对被家暴者不利,受害方不知也不愿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冷静期内一方可能恶意制造夫妻共同债务,《民法典》中日常家事代理权适用规则还需完善。《建议》提出,应完善离婚冷静期反家暴制度,对于存在家暴行为的诉讼离婚,可适当缩短、提前结束或免除冷静期。 “婚姻家庭关系具有封闭性、私密性,双方矛盾不能有效化解,容易走极端。”律师认为,家庭暴力和恶性案件在离婚诉讼中是一直存在的、复杂的社会问题,不仅仅因为离婚冷静期的设置。多位受访者均建议,涉家暴类离婚案件不要试图采用协议离婚的方式解决。司法实践中,被施暴方容易为了尽早摆脱婚姻关系,而对财产、权利等离婚条件作出妥协。 一名法官透露,普通法官如今一年要审理500件以上的案件。一位北京的家事法庭法官则称,今年她手里的案件有400件左右。而在往年,婚姻家事法官一年审理的案件约为200件。“再这么下去别的不说,法院都得先散摊儿了。”一位曾经的家事法官说。 (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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