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瓶观察｜因不孕被虐杀的方洋洋背后，是农村心智障碍女性令人扼腕的命运

近日有两个关于农村残障女性的新闻在网上引发热议，得到大众关注。一个是河北的刘雨晴在住院期间与男护工发生关系以致怀孕引发的一系列纠纷，一个是山东的方洋洋因不孕被婆家（公婆及丈夫）虐待致死案的判决不公。前者主要涉及精神障碍女性的性、婚姻和生育自主权，后者则主要反映了智力障碍女性遭遇家暴的问题。 心智障碍女性通常被认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己的行为缺乏自主能力，因而其人生的某些重要决定（如婚姻、生育、医疗、维权等）往往被监护人（配偶、父母等）所代理，这些决定更多地体现了家长的意志、父权制家庭的整体利益，而她们自己的意愿则较少受到尊重；另一方面，农村心智障碍女性大多没有职业和经济来源，其生活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家人（也是监护人），所以当其权益受到家人侵害时（比如遭遇家暴），要逃离出来、维权就十分困难。

#为什么中国电影需要更多女性创作者#

#为什么中国电影需要更多女性创作者#女性在文艺市场相当有购买力是不争的事实，她们在电影票房这一分类上的贡献是否也是如此呢？我们收集了灯塔、猫眼专业版的购票评分数据，进行了统计，想要和大家分享一些现象。从图中我们可以看见，截至目前，中国票房排行前五十的电影票房合计1129亿，粗略估计女性消费总票房超过567亿，占比为50.25%。换而言之，在电影票房贡献上，女性是不折不扣的“半边天”。那么，她们在消费什么电影呢？我们用极其宽容的标准去审视了这五十部片子，大约10部可以算有女性视点，6部可以称得上讲了女性故事。也即是说，在可供选择的电影内容中，女性们仍要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接受一些，冒犯她们、甚至以她们为欲望客体、物化她们的电影。从这个角度看，既然女性贡献了票房“半边天”，让内容生产者提供更多能反映女性真实境遇，更具女性视角的内容，是不是一个合理且必要的诉求？用大白话说：女性花钱进电影院，总得有女性故事给她们看吧？！与此同时，我们找了另一组数据，试图来探讨这样“错位”产生的原因。我们统计了这五十部电影的几个主要创作岗位（导演、编剧、摄影指导、摄影师、剪辑指导、剪辑师），超过500个岗位，女性电影人占有83个（在同一电影中同时担任多岗位同样计算入内），不到20%。同时难以忽略的是：1.各个电影中女性创作者的名单高度重合。林安儿、李媛、杜媛、余静萍……这些优秀女性电影工作者反复出现在不同的电影里。某种意味上，她们是成功闯入男性俱乐部并坚持下来的人。2.女性导演和摄影师的比例奇低，超过九成的女性出现在编剧岗位上。仅有4部影片由女性担任导演，2部影片由女性担任摄影指导和摄影师。四个女性导演分别是贾玲、薛晓璐、章子怡、刘若英，两个人是在拼盘长片里导演一部短片，另外两个人是带着一个自己造的成熟IP进行创作。余静萍是唯一一个出现在这五十部片子摄影指导位置上的女性，担任《少年的你》和《父辈》的摄影师。那么，作为消费者的“半边天”，提出在我们消费的文化产品背后，可以有更多的女性创作者，也是合理且必要的诉求吧？用大白话说：既然花了钱，我更想支持女性创作者，是可以的吧？！可能有人会说，“不用你，是因为你不擅长！”“这个类型给你拍，不对味！”但事实是，女性在电影创作上，根本不弱，且不会受到类型限制。即便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也看到了大量高质量的创作。先聊聊我们统计的主创岗位，优秀的女编剧自然不必说；2021年的《你好，李焕英》《爱情神话》《我的姐姐》，这些作品都是该导演的第一部作品；电影《少年的你》获得第39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摄影奖，摄影正是余静萍；优秀的女剪辑师更多，前文提到的林安儿被称作“江湖第一剪”，杜媛是“金剪刀”。是不是觉得名字陌生？举个例子，《红高粱》《有话好好说》《疯狂的石头》《心花路放》都是杜媛剪的，她是被遮蔽在电影史宏大叙事里的“幕后英雄”。而我们还没有看到的、没有口口相传的优秀女创作者更多，等待着一个机会的女创作者更有无数个。要知道，现在已经是2022年，电影制作不该再是男孩俱乐部了，我们不要成为幸运闯入男孩俱乐部的女孩，电影本就同样属于我们。诚然，我们已经看到在艺术长片、短片里有不少属于女性的表达。现在我们还要说，商业片也要有，不要再让优秀的女性电影变成昙花一现，不要再让优秀的女性电影工作者变成偶然的幸运儿。女性有故事要讲、女性有理念要表达、女性有欲望要满足；事实证明，女性也有本事讲好、表达好、满足好自己。有市场、有更多女性创作者，女性电影没理由站不起来。

新西兰2023年生育率跌至历史新低

新西兰2023年生育率跌至历史新低官方数据显示，新西兰2023年出生人口总数减少，生育率跌至历史新低。英国《卫报》报道，新西兰统计局星期一（2月19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12月的一年中，新西兰出生婴儿数量比2022年减少了1932人，是20年来登记出生人数最少的一年。与此同时，15岁至49岁之间的妇女人数增加了3%，这也是大部分产妇的年龄区间。出生人数减少和女性人口增长意味着新西兰每名妇女生育1.56个子女，较2022年的1.66生育率再次下降，并且仍然远低于长期替代人口数量所需的2.1。新西兰统计局人口洞察分析师亨尼西（RebekahHennessey）说：“尽管综合生育率也受到生育年龄变化的影响，但最新的生育率下降反映了平均家庭规模缩小和无孩率上升的持续趋势。”新西兰人生育年龄中位数为31.3岁，2022年为31.2岁。自1999年以来，生育年龄一直稳定在30岁左右，1970年代的生育年龄中位数则接近25岁。亨尼西说：“如果女性开始生育的时间较晚，她们的子女数量可能会减少，这也是生育率降低的原因之一，而且子女之间的年龄差距也是生育率的影响因素。”新西兰生育率的下降也反映了国际尤其是西方国家的趋势。出生率的下跌引发了人们对人口老龄化、劳动力短缺的担忧，不过人口减少也受到了关注，尤其是担心人口过多对环境造成影响的人。亨尼西说，出生人口数量是由复杂的社会和人口因素共同驱动的，这些因素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2023年出生率下降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可能包括生活费涨价、房租上涨和购房成本升高。”另一方面，妇女的教育程度、劳动参与率和避孕措施的获得等因素也会减少生育数量。2024年2月19日4:07PM

梁建章解读诺奖得主戈尔丁观点 呼吁女性生育减负

梁建章解读诺奖得主戈尔丁观点呼吁女性生育减负戈尔丁关于女性职业发展的代表作是《事业还是家庭？—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CareerandFamily:Women’sCentury-LongJourneyTowardEquity），在这本书中，她按照“家庭”和“事业”在女性生命周期中扮演的角色，把不同年代拥有本科学历的女性分为五组。最早的一组女性出生于十九世纪末，最晚的一组出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更年轻的一代还没过生育年龄），深入研究了她们在事业、婚姻、子女等方面的情况，以及代际的演变历程。具体分组如下：第一组女性最早追溯到一百年前，毕业于1900-1919（出生于1878-1897），她们在家庭和事业中二选一。在未生育的女性中，绝大部分曾经参加工作，而有生育的女性则很少就业。第二组女性在1920-1945间大学毕业（出生于1898-1923）。这一组女性很多是一开始会参加工作，但当组建了家庭后则会退出劳动力市场。第三组女性在1956-1965年间大学毕业（出生于1924-1943）。这一组女性是事业与家庭齐头并进，并且很多女性即使在养育孩子期间会暂停就业，但在子女长大之后，依然会重返就业市场。第四组女性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大学毕业（出生于1944-1957）。这一组女性的特点是对事业的重视程度超过家庭。第五组女性在20世纪80年代及之后大学毕业（出生于1958-1978）。这组女性汲取了第四组女性过于重视事业而错失家庭的教训，力求兼顾事业和家庭。戈尔丁在书中描述了100多年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从事业或家庭的二选一到两者兼顾的过程。其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导致的职业需求从体力到脑力劳动的过渡，以及避孕药的出现使得女性有了推迟婚姻和生育的选择。尽管高知女性兼顾事业和家庭的能力越来越强，她们的收入和事业成就仍然明显落后于男性。戈尔丁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贪婪的工作”（GreedyWork）安排，而非职场上的性别歧视。“贪婪的工作”描绘了这样一种现象：愿意全天候和在办公室随叫随到的员工会获得丰厚回报。这些回报往往与投入的时间不成比例。多投入一倍的时间，收益却远远超过一倍。而无法在工作上投入额外时间的人，其工资也会不成比例地缩水。如果一个人有孩子要照料或其他家庭责任要负担，就很难在工作上随叫随到。而有孩子的女性，就需要重新选择在时间上要求较低的职位，因此，即使按小时计算薪酬，所得的工资和那些“贪婪的工作”相比，也会更低。在这本书中，戈尔丁写道：“如果女性不为家庭随时待命，她们自然可以从事时间长、报酬高、时间安排不可预测、晚上随叫随到、周末偶尔加班的工作，事实上，很多女性已经身体力行。对于刚毕业的女性大学生和家庭负担较少的女性，选择时间长、要求高的工作未尝不可。可一旦宝宝降生，优先事项就会改变。基本的照护非常耗时，并且女性突然要为家庭随时待命了。为了给家人提供更多方便，她们必须减少对雇主和客户的服务。于是，她们往往减少工作时间，或者选择灵活性更高的工作，但收入要少得多。随着孩子长大和日益独立，这些责任会减少，而在这些时期，女性的收入相对于男性确实有所增长。但其他家庭需求往往会在以后的生活中出现，慢慢取代孩子减少的需求。”戈尔丁等经济学家的研究发现，女性未生育之前与男性的工资差距很小，但生育之后女性和男性的收入差距立即拉大。这通常被称为是“母职惩罚”。由于女性比男性承担更多照顾子女的责任，使得女性在生育后职业发展和收入增长都变得困难。中国也有类似的研究。2021年7月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发表于北大核心期刊《人口与经济》一项研究表明，对中等收入家庭来说，从就业情况来看，在控制个人人力资本特征、所在省份和家庭特征等变量后，在妻子一方，孩子数量与妻子就业几率存在负相关关系，而生育行为对丈夫就业几率的影响不显著。就妻子而言，与没有孩子相比，有一个孩子使得其就业几率下降约6.6%；而有两个孩子，其就业几率再次下降9.3%（与一孩状态相比）。具体到孩子数对母亲工资的影响，既往研究给出了数据。2014年发表的一项研究使用CHNS（中国家庭营养与健康调查）1993、1997、2000、2004、2006年的调查数据，发现与没有孩子的女性相比，一孩母亲的小时工资率下降7%，二孩母亲的小时工资率下降16.8%。此外，从家庭收入来看，该研究发现，有一孩的家庭劳动力市场总收入下降约5.6%，有二孩的家庭其劳动力市场总收入再次下降约7.1%。那么，如何缩小男女在职场上的收入差距？戈尔丁提出的解决办法是降低工作的“贪性”，如果贪婪的工作不那么贪婪，而灵活的工作更有效率，那么每一个人都可以同时兼顾家庭和工作。生活和工作会更加平衡，就业市场上也会有更好的性别平等。戈尔丁的研究还显示，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生育率越低。首先，受教育程度更高，结婚较晚，仅仅这一点就意味着这些女性生的孩子更少。一个简单的时间机会成本模型会告诉你，如果一个女性的单位时间价值很低，也就是说，她们在外部劳动力市场上找不到收入丰厚的工作，那么待在家里，照顾孩子，生更多的孩子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如果她有一份令人满意的高质量工作，那么她可能会尽量要更少的孩子。因此，仅女性受教育程度更高这一点，就会减少生育。抚养方面的情况也在强化这一点，因为在世界各地，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在孩子的教育上会给予的更多，这就意味着，养单个孩子要花更多的时间，孩子的数目就更少了。中国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也显示，按受教育程度区分的15-64岁妇女平均生育的孩子数如下：小学学历的女性平均生育1.97个孩子，初中学历的女性平均生育1.55个孩子，高中学历的女性平均生育0.94个孩子，专科学历的女性平均生育0.78个孩子，本科学历的女性平均生育0.63个孩子，硕士学历的女性平均生育0.57个孩子，博士学历的女性平均生育0.63个孩子。上述统计数据显示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会降低生育率。但也有一个例外，博士学历的女性平均生育的孩子数稍高于硕士，与本科学历的女性生育的孩子数持平。我在《人口战略》第22章《生育减负和女性平权》提出了女性生育减负的一些建议：一是普及托幼服务。对女性的职业生涯影响最大的是孩子的0~3岁时期，所以很多国家提供了普惠性的幼托服务，来缓解这方面的压力。根据OECDFamilyDatabase的数据，OECD成员中3岁（不含）以下儿童入托率平均值为35%。有11个国家3岁以下儿童入托率超过50%，其中最高的卢森堡是63.3%，冰岛达到了59.7%，荷兰、法国、挪威、比利时等国家超过了55%。在中国，严重缺乏针对未满3岁孩子的托儿服务。根据国家卫健委2021年的数据，0~3岁婴幼儿各类托幼机构的入托率仅为5.5%，远远低于OECD平均水平。现在很多家庭还是依靠老人来带孩子，未来的老人可能并不那么愿意带孩子，所以，大幅提高0~3岁孩子的入托率非常有必要。二是推广混合办公模式。随着互联网技术中远程会议、协同工作软件的成熟，远程办公在技术上已经趋向成熟。亚马逊、微软、Google和苹果都把远程工作的模式常态化了，推出了不同的混合办公的制度。2022年2月，携程中国公司宣布全公司近3万名员工将实行混合办公制，允许员工每周三和周五在家远程办公。这是中国首家大型公司推出“3+2”的混合工作制。以携程为代表的中国的高科技公司正在积极尝试混合办公模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即...PC版：https://www.cnbeta.com.tw/articles/soft/1390533.htm手机版：https://m.cnbeta.com.tw/view/1390533.htm

何殷震在《女子解放问题》（1907）中对当时鼓吹的男性知识分子（“女权男”）的批判即使放在今时今日也是掷地有声的。

何殷震在《女子解放问题》（1907）中对当时鼓吹的男性知识分子（“女权男”）的批判即使放在今时今日也是掷地有声的。在清末民初，很多自诩开明的男性知识分子纷纷号召女子走出家门，放足，参与劳动，接受教育，成为符合时代需求的“国民之母”，并认为女子素质与nation-state命运息息相关。但何殷震却认为这些人的主张并非是女子本位的，她认为这些“女权男”：一为求名，认为提倡女权是赶上欧美日本时代风潮，显示自己文明开化的表现，这种人“处礼法盛行之世，以防范女子得名；处欧化盛行之世，转以解放女子得名”；二为求利，因为当时经济凋敝，社会生产力落后，只靠男的在外工作把女性关在家里撑不起营生。于是鼓吹女子教育、女子参与劳动，为了缓解男性的经济压力和解放社会生产力。三为求自逸，男性重视并占有后嗣，nation-state重视社会下一代的生产力，但不希望承担治家教子的重担，于是强调母亲的素质决定了国民的素质，女子教育决定了家庭教育，这样女子成为好母亲才能为社会、为男子、为父系血统养育高素质后代。何殷震的批判不应该从本质主义性别论的角度出发，即认为男性一定不可能成为女权主义者，而应该放在具体的语境下结合当时男性知识分子的观点来看。比如当时金天翮主张的“国民之母”论，就把女子素质的提高当作推动整个nation步入文明社会（ormodernisation）的前提条件，女子文明程度与nation-state发展命运绑定，女子解放在nation-state的框架下实现。而梁启超支持的母权论（还有他女儿梁思顺也支持这一论点），受到日本“新贤妻良母论”影响，主张女性提高素质技能，更好地承担为nation-state培养高素质下一代的母职；他们的母权论与当时主张女子参政的女权派分庭抗礼。而当下代表官方声音的“女子能顶半边天”和妇女通过参与劳动才能获得同男子一样的地位/权利，依旧是将女子解放置于nation-state发展框架下的功用论。女性要获得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和地位必须要满足某些额外的条件，这些条件是由消隐在官方权威背后的“男性”（含顺性别、异性恋、父系血缘、健全的、汉人等预设条件）主导的价值评价标准制定的，这一阶段的消除性别差异实则是要求所有个体都符合以模范男性为原型的预设值。现代“女权男”的问题不在于其性别身份，而在于其鼓吹女性解放的目的，在他们的预设立场中，女性权益的获取是有条件的，她们要接受教育，要参与生产劳动，要承担nation-state发展壮大的责任，要承担现代化/文明开化的责任，要进入异性单偶制婚姻中承担母职和维系和谐家庭的责任……但他们自己获取这些权利，获得完整的citizenship，似乎是默认与生俱来的，除非暴露某种被视为不符合社会秩序的特征或行为（比如只进入同性伴侣关系而拒绝进入异性婚姻，但只是有同性绯闻不危及婚姻，只会被视为私人性癖）否则他们的权利和社会地位不会受到质疑。而一个不处于劳动关系、不处于合法婚姻关系、不立志为nation-state献完青春献终身、不承担母职的独立存在的女性，她能获得的社会资源、社会权利、社会承认的身份都是有限的。她们在“女权男”的叙事中不是合格的权利主体，甚至不是值得解放的对象。

世行：消除歧视女性就业创业法 全球GDP可增长逾20%

世行：消除歧视女性就业创业法全球GDP可增长逾20%世界银行说，消除阻碍女性就业或创业的歧视性法律和做法，可以将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提高超过20%，并在未来十年让全球增长率翻一番。路透社报道，世行星期一（3月4日）发布的第十份年度《女性、商业和法律》报告显示，女性享有的法律保护平均仅为男性的64%，而不是之前估计的77%，而且没有任何国家，即使是最富裕国家，为女性提供真正的平等机会。除了工资、婚姻、为人父母、工作场所、流动性、资产、创业和养老金这些指标外，数据显示安全和育儿这两项新指标暴露了重大的问题。报告首次评估190个国家如何通过现有法律来保护女性，结果发现政策与实践之间存在“令人震惊”的差距。世行首席经济师因吉尔（IndermitGill）说：“女性有能力为萎靡不振的全球经济提供动力。”他指防止歧视女性的改革过于缓慢。报告称，女性在进入全球劳动市场时面临的障碍，包括创业障碍、持续的薪酬差距，以及禁止夜间工作或从事被视为“危险”的工作。报告也发现，在190个国家中，女性在家庭暴力、性骚扰、童婚和针对女性的谋杀（femicide）方面所获得的法律保护，只有约33%。吉尔说，151个国家禁止工作场所性骚扰，但只有40个国家制定了禁止公共场所性骚扰的法律。他说：“当女性去上班就面对危险时，我们怎么能指望她们在事业上取得成功呢？”女性平均每天花在无偿照顾的时间比男性多出2.4小时，其中大部分时间是为了照顾儿童，而只有78个国家制定了育儿管理服务的质量标准。报告还发现，从理论上讲，女性拥有的权利约占男性的三分之二，但各国缺乏全面落实和执行所须的制度。例如98个经济体制定了同工同酬法，但只有35个经济体制定了薪酬透明措施或执行机制来解决薪酬差距，这表明男性每赚1美元（约1.34新元），女性只赚77美分。世行第十份年度《女性、商业和法律》报告向政府提出的具体建议，包括改进与安全、育儿和商业机会相关的法律；实施改革以取消对妇女就业的限制；增加产假和爸爸陪产措施；并为上市公司董事局女性成员设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配额。2024年3月5日11:41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