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研究所专家石正丽获选中科院院士候选人

武汉研究所专家石正丽获选中科院院士候选人 曾卷入冠病病毒源头风波的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员石正丽获选中科院院士有效候选人。 据澎湃新闻报道，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星期四（8月31日）宣布，2023年院士增选推荐工作已经结束，两院院士增选有效候选人合计1238人，其中知名结构生物学家，清华大学教授颜宁、石正丽等名列其中。 58岁的石正丽是现任中国科学院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副主任，中国科学院高致病性病原及生物安全重点实验室主任，专业医学期刊《中国病毒学》主编。 美国《纽约时报》2021年报道曾形容，石正丽是中国科学进步的象征，是处于新兴病毒研究前沿的“蝙蝠女侠”。她曾带领探险队进入洞穴，从蝙蝠和鸟粪中采集样本，以了解病毒如何从动物传染给人类。石正丽于2019年因在病毒研究领域的贡献，成为美国微生物学会109名科学家之一。 不过，冠病疫情2020年席卷全球后，石正丽所在的武汉病毒研究所被质疑是冠病病毒的来源地。对此，石正丽同年7月接受《科学》杂志采访时，称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应为他声称冠病病毒来自她的实验室道歉。 石正丽认为，将冠病疫情政治化耗尽了她对病毒起源调查的所有热情，她随后转而专注于冠病疫苗和新病毒的特征研究。 她2021年受访时说：“我不知道世界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向一个无辜的科学家持续泼脏水。”

美国家情报总监6月23日依国会决议公布对新冠病毒与武汉病毒所关联性的评估报告，正文共4页，其中各方的结论取向与2月底媒体披露的一

美国家情报总监6月23日依国会决议公布对新冠病毒与武汉病毒所关联性的评估报告，正文共4页，其中各方的结论取向与2月底媒体披露的一致。 报告重申，有病毒所职员2019年秋患病，出现感冒过敏等与新冠相符的症状，伴随若干与新冠无关的其他症状。报告指出，高等级实验室职员都有定期体检和留存血样的制度，认为职员患病的信息不构成对“实验室泄露说”的支持。 病毒所2019年中开展过数次生物安全的例行排查与培训；2020年国家因应武汉疫情检查病毒所，结论包括要求其更新旧设备、增加消毒设备、改善通风系统。报告认为以上信息不足以说明病毒所在疫情爆发前的时点存在生物安全问题。 （路透社，文件：DNI）

国新办于22日上午10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新型冠状病毒溯源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国新办于22日上午10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新型冠状病毒溯源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会上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曾益新说，世卫组织公布的第二阶段溯源计划，“在一些方面可以说是既不尊重常识，也违背科学。我们是不可能接受这样一个溯源计划的。” 曾益新说，中方认为第二阶段病毒溯源应该在第一阶段病毒溯源的基础上来延伸，应该以WHA73.1号决议作为指引，经过成员国充分讨论磋商后开展。对第一阶段病毒溯源时已经开展过的，尤其是已经有了明确结论的，就不应该再重复开展。 曾益新还说，中方全力支持世卫专家组工作，完全满足世卫专家参访要求，让世卫专家去了所有他们想去的单位，会见了所有他们想见的人。 中科院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主任、武汉病毒所研究员袁志明同时表示，武汉P4实验室作为防护等级最高的实验室，自2018年投用以来没有发生任何泄漏事件。 （中国网，新华社1，2）

美国家情报总监（DNI）办公室近日就2021年发表的新型冠状病毒溯源报告呈交了更新补充信息，篇幅少于5页。

美国家情报总监（DNI）办公室近日就2021年发表的新型冠状病毒溯源报告呈交了更新补充信息，篇幅少于5页。 国家情报委及其他四间机构维持前份报告中的意见，仍偏向认为是经动物宿主传播到人，信心度为低。FBI维持前份意见，偏向认为是实验室意外导致病原泄露，信心度为中。CIA及其他一间机构维持认为无法在“动物致病”和“实验室泄露致病”间选定结论。能源部在前次报告中意见为无法选定结论，但在今次报告中修改意见，偏向认为是实验室意外泄露，信心度为低。 上述各方仍一致认为“新冠病毒并非起因于中国的生物武器项目”，与2021年报告情况相同。 有关官员说，今次各方作出更新是基于上次报告以来的新情报、研究学术文献、咨询专家而完成；能源部与FBI同样倾向实验室意外说，但他们的结论是基于不同原因；拒绝透露是否会将这次更新解密发布。 共和党籍参议员罗杰·马歇尔去年8月曾致函FBI，要求其提供与泄露说判断相关的调查纪录，被以违反司法部规定为由拒绝。 早前，世卫新冠小组技术负责人玛丽亚·范克尔霍夫受访说，第二阶段溯源计划已被迫搁置。世卫组织发言人应询表示，第二阶段溯源并未放弃，已反复公开强调溯源研究必要，但中方必须提供准入和信息支持，否则溯源将难以继续。中国外交部发言人2月15日答问说，中方将继续支持全球科学溯源、同世卫保持沟通合作；世卫应高度重视美国“德堡和世界各地军事生物基地”的疑问线索，为全球科学溯源研究和团结抗疫作出应有贡献。 （华尔街日报，Nature、Politico）

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新发传染病研究中心主任石正丽两周前接受了《纽约时报》记者的电话及书面采访。

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新发传染病研究中心主任石正丽两周前接受了《纽约时报》记者的电话及书面采访。 关于武汉所曾研究过的2012年云南墨江铜矿出现的疾病群组，石正丽说，她们没有在矿工的样本中检测到类似SARS的蝙蝠冠状病毒。她表示，会尽快在科学期刊上发表更多细节。 关于武汉所此前一项关于蝙蝠冠状病毒的序列重组研究，石正丽说，这项实验不属于功能增益（Gain Of Function）研究的范畴，因为研究并不旨在让病毒变得更危险，而只是为了了解病毒如何进行跨物种传播。她表示：“我的实验室从来没有做过或合作做过让病毒毒性增强的GOF实验。”对于有关蝙蝠冠状病毒的实验在生物安全二级实验室进行，石正丽说，由于没有证据表明它们能直接感染人类，因此用生物安全二级的实验室研究蝙蝠病毒是允许的，她说其他一些科学家也支持这一观点。 对于病毒所有3名员工曾于2019年11月出现流感症状入院治疗的情报，石正丽说：“病毒所没有发现上述情况。如果可能，您可否帮助提供这3人的姓名，以便我们核对。”她说，就此事所里也开过会，但大家都不知道那三个人是谁。 石正丽说，研究所已经公开了曾接触到与SARS-CoV-2基因组最接近的蝙蝠病毒，但二者只有96%的相同性，作为基因组来说差别巨大。她否认了实验室曾秘密研究过其他病毒的猜测。 在友人口中，石正丽以直率著称。记者秦颖最初拨通石正丽的电话，在电话里她几乎无法抑制自己的愤怒与痛苦（angered & anguished）：“没有证据的事情，我怎么去给他提供证据呢？” 在电话中，她对科学界内与界外的态度对比鲜明。她说她感觉在科学上继续保持参与仍然是有可能的，她也会继续回应其他学者的关切。但对于其他人，她说：“这里面已经没有科学的问题了，完全是一种出于极大不信任的一个推测。” 此后在回复记者的短信中她说：“我不知道世界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向一个无辜的科学家持续泼脏水。” 石正丽说，她认为将问题政治化耗尽了她对病毒起源调查的所有热情，因此她转而专注于新冠疫苗和新病毒的特征研究。她说，随着时间推移，她的心情已经平静下来。 她说，她坚信没有做错事，因此她无愧无惧。 图为2020年1月15日，石正丽（第一排左起第三）与杜克-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教授王林发（左起第四）以及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同事在一家武汉餐厅合影。当时疫情刚刚出现，研究小组正在努力了解这种新病毒。王林发向纽约时报记者供稿。 （纽约时报，记者秦颖Twitter）

2012年4月，中国云南墨江的六名矿工在进入深山中一个废弃铜矿清理蝙蝠粪便后患上了一种神秘的疾病。其中三人死亡。武汉病毒研究所的

2012年4月，中国云南墨江的六名矿工在进入深山中一个废弃铜矿清理蝙蝠粪便后患上了一种神秘的疾病。其中三人死亡。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中国科学家应要求前来调查，在从矿井里的蝙蝠身上提取样本后，确定了几种新型的冠状病毒。围绕着这些矿工所患疾病、在现场发现的病毒以及针对这些病毒进行的研究，诸多问题都未能得到解答。而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给出完整和及时的答案，而且他们发布的一些信息也有出入。这导致一些顶尖科学家要求对该武汉研究所进行更深入的调查，以及调查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是否曾存放在其实验室并被泄漏。 《华尔街日报》周日援引此前未披露的美国情报报告称，三名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人员2019年11月曾患病，并到当地医院就医，不过官员们对该证据充足性的看法意见不一。美国国务院今年1月曾表示，几名武汉病毒所研究人员曾在2019年秋季患病，“其症状与SARS-CoV-2感染和普通季节性疾病相符”。拜登政府已建议世界卫生组织（WHO）对实验室泄漏的可能性进行更全面的调查，支持WHO总干事谭德塞的呼吁，后者之前提议派出专家展开调查。中国外交部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说，美国不断捏造前后矛盾的说法，并要求调查武汉的实验室。声明称，这充分表明，美国的一些人并不关心事实和真相。声明援引WHO专家组关于实验室泄漏假说极不可能的结论，并敦促华盛顿邀请WHO调查美国的早期病例。 世界卫生大会于周一召开，此事可能会成为议题之一。这种调查很难获得外交支持。对于中国可以轻易否决的调查，很少有政府愿意去推动。中国政府也会抵制这方面的努力，并且迄今一直严格控制外部对信息的获取。中国有关部门阻挠了独立调查该矿的努力，并在附近设立了一个检查站，最近几周一些不愿透露身份的人在那里拦下了几名外国记者，还一度警告说路的前面有野象。《华尔街日报》的一名记者骑着山地车到达此处矿区，但后来被警察扣留并盘问了大约5个小时，警察还删除了手机拍摄的一张矿区照片。有村民告诉记者，当地官员曾警告他们不要与外人谈论这个矿的事。没有迹象表明附近的村庄被疏散，也没有迹象表明该矿近期有任何研究活动。矿区杂草丛生，似乎已经无法从入口进入。 越来越多的病毒学家、生物学家和其他知名科学家呼吁，对实验室泄漏这一假设进行更仔细地调查。5月11日，被问及是否认为SARS-CoV-2可能是从武汉的一个实验室流出时，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说：“这种可能性当然存在，我完全赞成对是否可能发生了这种情况进行全面调查”。去年，27名科学家签署了一封联名公开信，共同谴责认为新型肺炎疫情并非自然起源的“阴谋论”。如今其中三位科学家表示，经过进一步深思，SARS-CoV-2源自实验室事故貌似可信，值得予以考虑。其中，芝加哥大学病毒学家贝尔纳德·罗伊兹曼称，“我相信事实是，这种病毒被带进了一个实验室，工作人员开始对它进行研究…然后某个疏于防范的人把病毒带了出来…他们不能承认自己做了这么蠢的事。”其他科学家则依然认为这不太可能，不值得对此展开调查。 近几个月来，一小群学者和网络侦探共同行动，利用社交媒体整理和发布武汉病毒研究所活动的证据，特别是与前述矿井有关的活动。从3月份以来，他们在三封公开信中呼吁对实验室泄漏假设展开更全面调查。5月13日，来自哈佛、斯坦福和耶鲁等大学的18位科学家在学术期刊《科学》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呼吁认真考虑实验室泄漏假设，并敦促研究实验室公开自身记录。 WHO领导的团队在3月份与中国专家公布的联合报告中得出结论，实验室泄漏假设极不可能。但团队成员说，该团队在武汉病毒研究所停留了三个小时，除了研究所自己工作人员的保证外，几乎没有其他的依据。谭德塞在报告发布当天称，该团队没有充分研究实验室起源的可能。WHO领导的团队一直在试图调查有关SARS-CoV-2在其他国家起源的线索。一些科学家质疑，为什么WHO团队不能安排对这座杂草丛生的废弃铜矿周围的人和动物进行抗体测试和调查。科学家在这座铜矿检测到了与SARS-CoV-2关系最近的病毒。 主要科学家看法转变的部分原因是中国研究人员的说法相互矛盾。2020年2月，石正丽等人在《自然》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揭示了一种名为RaTG13的病毒的存在。基因测序显示它与SARS-CoV-2的相似度为96.2%，成为已知最接近的毒株。他们称这一病毒是在云南一只蝙蝠身上发现的。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中国以外的一些科学家注意到， RaTG13与石正丽团队在墨江矿山发现的名为RaBtCoV/4991的病毒，在采样日期和部分基因序列方面有惊人相似之处。科学家们一再要求澄清这个问题后，石正丽表示，这两个病毒是同一种。去年11月份她在《自然》上更新了自己的论文以反映这一点，而且包含了患病矿工的详细情况。石正丽表示，该病毒被重新命名，以反映蝙蝠的种类、发现的位置和采样年份。她还透露，武汉病毒研究所重新检测了从这些矿工身上取下的样本，确定他们没有感染SARS-CoV-2。石正丽称，她的团队后来在这个矿中发现了另外八种SARS类冠状病毒。在科学家多次要求共享这些病毒的基因序列后，石正丽及其同事上周五发表了一篇有待同行评审的论文。论文称，上述八种病毒几乎完全相同，与SARS-CoV-2的相似度只有77.6%，不过有一段基因序列匹配度达到97.2%。该论文称，虽然有猜测认为，有可能是实验室泄漏的RaTG13导致了SARS-CoV-2，但实验证据不能支持这一说法。许多科学家质疑，武汉病毒研究所为何没有早点披露存在这些病毒及其与前述矿井之间的联系，为何他们等了那么久才允许科学家查看其序列。一些科学家指出，石正丽已多次表示，墨江矿工疑似是真菌感染，并非感染病毒；这与当时的研究论文及石正丽在《自然》上的最新表述相矛盾，后面的观点称这些矿工被认为感染了一种病毒。 许多科学家迫切希望查看武汉病毒研究所曾经公开的包含约22,000个样本和病毒序列的数据库，其中有15,000个来自蝙蝠的样本和病毒序列。该数据库已于2019年9月份下线。石正丽今年2月份向WHO新冠溯源专家组表示，该数据库是在遭到3,000多次网络攻击后下线的。WHO专家组成员、纽约非营利组织生态健康联盟主席彼得·达萨克今年早些时候称，生态健康联盟与武汉病毒研究所有过合作，“因此我们基本上知道”这个数据库里有哪些病毒，没有一个病毒比RaTG13更接近SARS-CoV-2。另外，他和WHO专家组的其他科学家表示，RaTG13在基因上与SARS-CoV-2非常不同，而且从未在实验室成功培养过。WHO专家组负责人安巴雷克表示：“我们当然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说：“据我们所知，只存在一个序列。没有病毒。他们从未成功地从蝙蝠粪便样本中培养出病毒。”如果武汉病毒研究所只有基因序列，就不可能有具有感染性的RaTG13病毒从该实验室泄漏。只有基因序列也引发了人们的疑问，在以序列为基础生成人造病毒的实验中，序列究竟能起到多大作用。不过其他科学家表示，如果不查看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实验室日志、样本记录和病毒数据库，就无法独立核实这一点，而且研究论文显示，该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将其培养的一些蝙蝠冠状病毒与其他病毒的基因物质相结合。此外，达萨克与武汉病毒研究所关系密切，而且他在去年年初声明拒绝接受实验室泄漏假说。不过达萨克表示，在申请加入专家组时向WHO提交了利益冲突声明。WHO已表示，认为他的工作不构成冲突。 石正丽曾公开描述过包括在2018年和2019年的一些实验情况，目的是研究各种蝙蝠冠状病毒是否可以利用其表面的某种突刺蛋白与人类细胞中一种名为ACE2的酶结合。这就是SARS病毒和SARS-CoV-2感染人类的方式。这类实验有时被称为“功能获得性”研究。现在科学界存在意见分歧的一个问题是，这种实验是否可能有意或无意地造出SARS-CoV-2。许多知名科学家都说，RaTG13不可能做到这一点，SARS-CoV-2只能从一种基因上更接近它的病毒中产生。虽然武汉病毒研究所称RaTG13是该所掌握的与造成这次疫情的病毒最接近的近亲，但呼吁对实验室进行调查的科学家们希望获得该实验室的记录来加以证实。许多分子生物学家说，功能获得性实验会在病毒的序列中留下清晰的基因特征，表明其中一部分是在实验室中插入的。其他科学家则表示，更现代的技术可以不留任何痕迹。与中国研究伙伴有着密切合作的哥伦比亚大学传染病学专家伊恩·利普金去年与另外四名科学家共同撰写论文，驳斥SARS-CoV-2系实验室人为制造的观点。现在他表示，他担心武汉病毒研究所实验室的冠状病毒实验生物安全级别低于美国要求的标准。不过与石正丽合作的几名外国研究人员曾表示，他们认为石正丽的实验室和操作是安全的。 在WHO专家组到访武汉之前，该小组的一些成员表示，他们也对实验室泄漏假说持怀疑态度。他们称，与人与动物接触造成的传染事件数量相比，这种事故极为罕见，但他们对这种可能性持开放态度。最终，专家组未能查看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安全日志，以及该研究所工作人员的检测记录。专家组成员事后表示，他们仍认为这次考察是有用的。加尔维斯顿国家实验室已经退休的主任James Le Duc说：“我认为重要的是要仔细考察实验室的环境，探索在哪里做了些什么，进行认真的调查。”他表示，他认为实验室泄漏假说可能性较小，但“所有这些都是为了遵循科学”。 一些科学家说，另一个因素是最近几个月美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言论有所缓和。去年，美国时任总统特朗普开始散播实验室泄漏的说法，但特朗普政府没有披露任何相关证据。时任美国驻WHO大使布伦博格称，随着特朗普开始谈论这个问题，其他原本可能帮助推动实验室泄漏假说调查的政府都撇清了关系。“像是一夜之间就发生了转变…当特朗普首次谈及此事时，这些国家的政府就都闭口不谈。”拜登政府并未表示其相信发生了实验室泄漏，只是说需要更全面地调查这种可能性。（编者注：限于篇幅，文章内容仅转载了一部分。） （华尔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