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政就是一种让良心活不下去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氛围。

暴政就是一种让良心活不下去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氛围。下面即将上传的书是TomMueller今年的新书《CrisisofConscience》"良心的危机"。您已经在上面看到了关于为什么要上传这本书的回顾。是的，中国正在暴力污染这一领域，有可能威胁到全球的良心事业。透明度革命已经延续40年之久，直到2个月前，如果您搜索"Whistleblower"，您将会看到大量信息，包括基金会、技术援助、法律援助、暗网的安全投递通道……等等详尽的内容。没错，透明度革命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跨国社区；然而，现在您再搜索"Whistleblower"，您将首先看到来自中国的暴力污染。中国当局偏偏要使用Whistleblower这个词，而不是中文的任何字词，它有着明确的目的。而且，为了加速推动这一污染，中国最近还推出了一部电影，就叫《吹哨人》汤唯主演，请注意，该片是作为“爱国题材”推出的。这就是这场危机的关键之一——我们的良心的危机。如果我们不能成功批驳这场暴力污染，如何对得起40年来所有为了说真话而出生入死的人们？！这场危机的关键之二是：高堡奇人。中国的暴力污染恰逢全球谴责美国针对Whistleblower的全面而残酷的捕杀，这是民主的危机。在高堡奇人的对峙中，任何希望民主胜过威权的人都应该加入这场反抗，否则，威权正在赢过民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两个月前首先强调这是非常糟糕的事。您可以在我们的专栏中了解"透明度革命"：https://www.iyouport.org/category/%e5%85%b3%e4%ba%8e%e9%80%8f%e6%98%8e%e5%ba%a6%e9%9d%a9%e5%91%bd/下面即将上传的这本书也非常值得阅读。《CrisisofConscience:WhistleblowinginanAgeofFraud》封面如下：

经济和政治制度是否真的可以塑造 “心和灵魂”？——

经济和政治制度是否真的可以塑造“心和灵魂”？——新自由主义的主导地位正在使社会反对收入平等——这是最近发表在《》上的一项研究的结果。纽约大学和贝鲁特美国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对160多个国家大约20年的数据进行了分析，发现新自由主义在社会和经济机构中的主导地位反过来使人们的价值体系中普遍接受收入不平等。“我们的机构、政策和法律不仅构建了我们的社会生活，而且对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和社会有很大的影响”，纽约大学的博士生、该论文的主要作者ShahrzadGoudarzi在。Goudarzi和她的团队着手证明保守派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1981年的宣言，即：经济和政治制度可以塑造“心和灵魂”这句话是否确实如此。他们将新自由主义定义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经济方法”和“私有化、废除福利国家和削减再分配计划”的根源，从1970年代至今一直占主导地位。他们使用经济自由指数来衡量一个国家的新自由主义的强度，这是一个由弗雷泽研究所（加拿大自由主义智囊团）制定的衡量标准，其衡量项目包括“政府规模”、“商业、信贷和劳工监管”以及“国际贸易自由”。他们利用世界观调查的结果评估了对不平等的心理态度，该调查大约每四年进行一次，在全球范围内直接询问受访者是否同意“我们需要更大的收入差异作为对个人努力的激励”和“收入应该更加平等”等说法。他们的分析发现，对新自由主义的拥护与社会心理学学者所称的“基于公平的推理”、或对功绩的偏爱超过对平等的偏爱之间存在关联：在这种思路中，物质成果，如报酬、财富和社会地位，应该与投入，如生产力、努力、能力和时间成正比。简而言之，新自由主义的主导地位促进了这样一种信念，即：富人和穷人一样，都赢得了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制度要么促进福利和团结，要么鼓励竞争、个人主义和等级制度”，Goudarzi说，“我们的研究发现新自由主义不仅在工业化国家，而且在全世界都促进了对更大收入不平等的偏好。”研究人员发现，政治制度明确地塑造了信念，而且是在四年的时间内——但他们忽略了发现另一个方向的相关性，即广泛的信念有能力在同一时间内改变制度。论文说：“如果个人的分配信念根本上塑造了直觉，那么这样的过程可能需要超过几年的时间才能完成”。Goudarzi在新闻稿中说：“虽然人类塑造了他们所处的经济性质，这也许是一种直觉，但我们的调查显示了相反的情况——经济体系塑造了人类的心理来适应它们。新自由主义、自由市场改革似乎增加了人们对高水平收入不平等的偏好。”#Neoliberalism#inequality

田北俊：香港政治实况已走向大陆制度

田北俊：香港政治实况已走向大陆制度香港自由党荣誉主席田北俊受访时说，香港政治实况已倒向一边，走向大陆的制度，与此同时民间与中国中央政府的想法渐行渐远。而商界在新政治形势下的角色，也会逐渐式微。田北俊认为，“一国两制”发展至现时状况，最重要的历史关键点在于2015年特首普选政改方案遭到否决。如果政改通过，特首经由普选产生，整场修例风波可以避免，亦不会有后来所发生的种种不幸事件。据香港01报道，田北俊受访对香港现况及将来局面的研判时说：“（香港）管治的模式，都会和内地愈来愈接近。”他解释说，香港曾被英国人管治一百多年，无论是大陆对香港，还是香港对大陆，都存在众多的不了解，而港人熟悉英国那一套原有的管治方式，是以邓小平承诺香港“50年不变”。而“一国两制”的实践过程中，正好让香港与大陆互相磨合、拉近距离、各取所长，两地民间亦可以互相学习。不过田北俊指出香港大众市民心目中的理想制度和生活方式，与大陆官方的想法有所出入，通俗的说法即人心未回归，有不少精英阶层的子女在外国读书后未必在香港落地生根，其中一个原因是始终受西方思想影响较深，所以只要事业上有能力在任何地方立足，终究都是接纳西方的生活方式。而随着香港管治模式愈来愈趋近大陆，这种情况会继续加剧。田北俊指，香港过去三年所发生的一些事情，确实会引起港人对这个地方有不同的想法，例如民主派初选案，大部份被告上庭后未开审先被关押一年多，这确实与香港人过去所了解的法制有很大不同，现在的社会状况，市民只是“敢怒不敢言，放在心中”。基于港人的期许与中央意愿无法调和，衍生后来众多的政治矛盾。田北俊认为，25年间香港与大陆错失了许多互相拉近距离的机会，其中最令他感到可惜的一役在于2015年6月18日，特首普选政改方案于立法会未能通过。当日政改方案正好是中央和港人各让一步：要是泛民接受了，2017年就可普选，这就是一个契机。田北俊说，假如当日政改通过，不会有后来所发生的种种事件。...发布：2022年6月15日11:51AM

被感染的人们连接死去，这必须怪罪政府、质疑政治制度的缺陷；

被感染的人们连接死去，这必须怪罪政府、质疑政治制度的缺陷；然而，反过来看，难道防疫措施被认为“效果非常好”的国家，其政治制度就应该被称颂吗？中国在防疫方面吹的主要牛皮就是其政治制度的“优越性”。伦敦大学的教授对此做了一些分析。本文不代表iYP立场，因为它的视角与我们不同——它将关注点放在防疫成效上，而不是防疫手段的侵犯人权程度，后者才是IYP的主题。但是它的确指出了一个问题，即很多国家用来做“治理参照”的典范标准，是不科学的；尤其是，防疫有效性和政治制度优越性之间的关系并非人们下意识所认为的那样。《疾病、死亡和治理：冠状病毒防疫与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有多大？》https://www.iyouport.org/%e7%96%be%e7%97%85%e3%80%81%e6%ad%bb%e4%ba%a1%e5%92%8c%e6%b2%bb%e7%90%86%ef%bc%9a%e5%86%a0%e7%8a%b6%e7%97%85%e6%af%92%e9%98%b2%e7%96%ab%e4%b8%8e%e6%94%bf%e6%b2%bb%e5%88%b6%e5%ba%a6%e4%b9%8b%e9%97%b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