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低学历男性终身不婚率或继续走高

研究：低学历男性终身不婚率或继续走高据界面，中国人口近60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后，导致生育水平持续走低的原因成为学界探讨的重要问题。除了备受关注的总和生育率下降，生育推迟现象也不容忽视。研究发现，教育是促使育龄妇女生育推迟的重要原因。1990-2020年，各受教育程度育龄妇女均表现出生育推迟的趋势，且受教育程度越高生育推迟越快。研究结果显示，近年来中国的初婚年龄进一步推迟，这一趋势对低教育水平男性，可能带来终身未婚率持续上升的影响。消息来源:

春天十七个瞬间｜江苏把人口首次负增长归因“受过高等教育女性占7成”，评论翻车

官方结论来了：“在未生育的女性中，高学历者所占比重也超过了一半。可见，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会导致少生或不生。”看看，女性受教育罪过多大，直接导致了人口下降。更进一步证明了“女性受教育有罪”……

中国女性终身无孩率快速上升

中国女性终身无孩率快速上升一项调查显示，中国正经历人口和家庭的双重变迁，低生育率和家庭小型化趋势明显，其中女性终身无孩率快速上升，从2015年的6.1%上升到2020年的接近10%。据中国央视新闻客户端报道，第三届中国人口与发展论坛上星期六（2月11日）在北京举行。调查显示，中国年轻一代婚育观念正发生改变，家庭规模小型化趋势日益明显。2020年，中国平均家庭户规模降至2.62人，比2010年减少了0.48人。而家庭观念变化带来的延迟婚育、不婚不育，成为生育水平下行的最主要因素。中国全国适龄人口初婚年龄不断推迟，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从20世纪80年代的22岁持续上升至2020年的26.3岁，初育年龄推迟到27.2岁。育龄妇女生育意愿持续走低，2021年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为1.64个，低于2017年的1.76个和2019年的1.73个，而作为生育主体的“90后”“00后”仅为1.54个和1.48个。中国计生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王培安说，在中国生育保障水平还很低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婚育观念的引导，生育水平的提升将异常艰难。王培安建议，应充分发挥新型婚育文化的引领作用，提倡适龄婚育、优生优育，鼓励夫妻共担育儿责任；他还建议落实年休假制度，逐步调整缩短工作时间，推行弹性工作制，以及大力发展家政、养老、托幼托育产业等。中国去年出现60多年来的首次萎缩。官方今年1月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的人口数与2021年相比减少85万人，为14.1175亿人；去年出生人口数也从2021年的1062万降至956万，出生率则从7.52降至6.77，是195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数据分析显示男性比女性长寿的概率高 尤其是那些已婚和有学位的人

数据分析显示男性比女性长寿的概率高尤其是那些已婚和有学位的人BMJOpen上发表的一项涵盖各大洲200年的统计分析显示，男性比女性长寿的概率很高--尤其是那些已婚和有学位的人。据研究人员称，有25%到50%的男性比女性长寿，这使人们对普遍认为的男性根本没有女性长寿的观点产生了怀疑。他们还指出，有时预期寿命的巨大差异可能掩盖了两性之间寿命的重大重叠。PC版：https://www.cnbeta.com/articles/soft/1323441.htm手机版：https://m.cnbeta.com/view/1323441.htm

梁建章解读诺奖得主戈尔丁观点 呼吁女性生育减负

梁建章解读诺奖得主戈尔丁观点呼吁女性生育减负戈尔丁关于女性职业发展的代表作是《事业还是家庭？—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CareerandFamily:Women’sCentury-LongJourneyTowardEquity），在这本书中，她按照“家庭”和“事业”在女性生命周期中扮演的角色，把不同年代拥有本科学历的女性分为五组。最早的一组女性出生于十九世纪末，最晚的一组出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更年轻的一代还没过生育年龄），深入研究了她们在事业、婚姻、子女等方面的情况，以及代际的演变历程。具体分组如下：第一组女性最早追溯到一百年前，毕业于1900-1919（出生于1878-1897），她们在家庭和事业中二选一。在未生育的女性中，绝大部分曾经参加工作，而有生育的女性则很少就业。第二组女性在1920-1945间大学毕业（出生于1898-1923）。这一组女性很多是一开始会参加工作，但当组建了家庭后则会退出劳动力市场。第三组女性在1956-1965年间大学毕业（出生于1924-1943）。这一组女性是事业与家庭齐头并进，并且很多女性即使在养育孩子期间会暂停就业，但在子女长大之后，依然会重返就业市场。第四组女性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大学毕业（出生于1944-1957）。这一组女性的特点是对事业的重视程度超过家庭。第五组女性在20世纪80年代及之后大学毕业（出生于1958-1978）。这组女性汲取了第四组女性过于重视事业而错失家庭的教训，力求兼顾事业和家庭。戈尔丁在书中描述了100多年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从事业或家庭的二选一到两者兼顾的过程。其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导致的职业需求从体力到脑力劳动的过渡，以及避孕药的出现使得女性有了推迟婚姻和生育的选择。尽管高知女性兼顾事业和家庭的能力越来越强，她们的收入和事业成就仍然明显落后于男性。戈尔丁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贪婪的工作”（GreedyWork）安排，而非职场上的性别歧视。“贪婪的工作”描绘了这样一种现象：愿意全天候和在办公室随叫随到的员工会获得丰厚回报。这些回报往往与投入的时间不成比例。多投入一倍的时间，收益却远远超过一倍。而无法在工作上投入额外时间的人，其工资也会不成比例地缩水。如果一个人有孩子要照料或其他家庭责任要负担，就很难在工作上随叫随到。而有孩子的女性，就需要重新选择在时间上要求较低的职位，因此，即使按小时计算薪酬，所得的工资和那些“贪婪的工作”相比，也会更低。在这本书中，戈尔丁写道：“如果女性不为家庭随时待命，她们自然可以从事时间长、报酬高、时间安排不可预测、晚上随叫随到、周末偶尔加班的工作，事实上，很多女性已经身体力行。对于刚毕业的女性大学生和家庭负担较少的女性，选择时间长、要求高的工作未尝不可。可一旦宝宝降生，优先事项就会改变。基本的照护非常耗时，并且女性突然要为家庭随时待命了。为了给家人提供更多方便，她们必须减少对雇主和客户的服务。于是，她们往往减少工作时间，或者选择灵活性更高的工作，但收入要少得多。随着孩子长大和日益独立，这些责任会减少，而在这些时期，女性的收入相对于男性确实有所增长。但其他家庭需求往往会在以后的生活中出现，慢慢取代孩子减少的需求。”戈尔丁等经济学家的研究发现，女性未生育之前与男性的工资差距很小，但生育之后女性和男性的收入差距立即拉大。这通常被称为是“母职惩罚”。由于女性比男性承担更多照顾子女的责任，使得女性在生育后职业发展和收入增长都变得困难。中国也有类似的研究。2021年7月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发表于北大核心期刊《人口与经济》一项研究表明，对中等收入家庭来说，从就业情况来看，在控制个人人力资本特征、所在省份和家庭特征等变量后，在妻子一方，孩子数量与妻子就业几率存在负相关关系，而生育行为对丈夫就业几率的影响不显著。就妻子而言，与没有孩子相比，有一个孩子使得其就业几率下降约6.6%；而有两个孩子，其就业几率再次下降9.3%（与一孩状态相比）。具体到孩子数对母亲工资的影响，既往研究给出了数据。2014年发表的一项研究使用CHNS（中国家庭营养与健康调查）1993、1997、2000、2004、2006年的调查数据，发现与没有孩子的女性相比，一孩母亲的小时工资率下降7%，二孩母亲的小时工资率下降16.8%。此外，从家庭收入来看，该研究发现，有一孩的家庭劳动力市场总收入下降约5.6%，有二孩的家庭其劳动力市场总收入再次下降约7.1%。那么，如何缩小男女在职场上的收入差距？戈尔丁提出的解决办法是降低工作的“贪性”，如果贪婪的工作不那么贪婪，而灵活的工作更有效率，那么每一个人都可以同时兼顾家庭和工作。生活和工作会更加平衡，就业市场上也会有更好的性别平等。戈尔丁的研究还显示，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生育率越低。首先，受教育程度更高，结婚较晚，仅仅这一点就意味着这些女性生的孩子更少。一个简单的时间机会成本模型会告诉你，如果一个女性的单位时间价值很低，也就是说，她们在外部劳动力市场上找不到收入丰厚的工作，那么待在家里，照顾孩子，生更多的孩子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如果她有一份令人满意的高质量工作，那么她可能会尽量要更少的孩子。因此，仅女性受教育程度更高这一点，就会减少生育。抚养方面的情况也在强化这一点，因为在世界各地，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在孩子的教育上会给予的更多，这就意味着，养单个孩子要花更多的时间，孩子的数目就更少了。中国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也显示，按受教育程度区分的15-64岁妇女平均生育的孩子数如下：小学学历的女性平均生育1.97个孩子，初中学历的女性平均生育1.55个孩子，高中学历的女性平均生育0.94个孩子，专科学历的女性平均生育0.78个孩子，本科学历的女性平均生育0.63个孩子，硕士学历的女性平均生育0.57个孩子，博士学历的女性平均生育0.63个孩子。上述统计数据显示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会降低生育率。但也有一个例外，博士学历的女性平均生育的孩子数稍高于硕士，与本科学历的女性生育的孩子数持平。我在《人口战略》第22章《生育减负和女性平权》提出了女性生育减负的一些建议：一是普及托幼服务。对女性的职业生涯影响最大的是孩子的0~3岁时期，所以很多国家提供了普惠性的幼托服务，来缓解这方面的压力。根据OECDFamilyDatabase的数据，OECD成员中3岁（不含）以下儿童入托率平均值为35%。有11个国家3岁以下儿童入托率超过50%，其中最高的卢森堡是63.3%，冰岛达到了59.7%，荷兰、法国、挪威、比利时等国家超过了55%。在中国，严重缺乏针对未满3岁孩子的托儿服务。根据国家卫健委2021年的数据，0~3岁婴幼儿各类托幼机构的入托率仅为5.5%，远远低于OECD平均水平。现在很多家庭还是依靠老人来带孩子，未来的老人可能并不那么愿意带孩子，所以，大幅提高0~3岁孩子的入托率非常有必要。二是推广混合办公模式。随着互联网技术中远程会议、协同工作软件的成熟，远程办公在技术上已经趋向成熟。亚马逊、微软、Google和苹果都把远程工作的模式常态化了，推出了不同的混合办公的制度。2022年2月，携程中国公司宣布全公司近3万名员工将实行混合办公制，允许员工每周三和周五在家远程办公。这是中国首家大型公司推出“3+2”的混合工作制。以携程为代表的中国的高科技公司正在积极尝试混合办公模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即...PC版：https://www.cnbeta.com.tw/articles/soft/1390533.htm手机版：https://m.cnbeta.com.tw/view/1390533.htm

雪松-西奈证实女性的胰腺癌发病率比男性上升得更快

雪松-西奈证实女性的胰腺癌发病率比男性上升得更快"我们可以看出，女性的胰腺癌发病率正在迅速上升，这让人注意到在这个领域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雪松-西奈医院胰腺胆道研究副主任、该研究的资深作者SrinivasGaddam博士说。"有必要了解这些趋势，并在今天做出改变，以便这不会在未来对女性产生不成比例的影响。"胰腺位于胃的后方，其主要任务是分泌酶和荷尔蒙，帮助身体消化食物和处理糖类。胰腺癌是所有主要癌症中死亡率最高的，占美国所有癌症死亡人数的3%，男性比女性更常见。在这项研究中，调查人员梳理了国家癌症登记计划（NCPR）数据库的数据，该数据库代表了大约64.5%的美国人口，涉及2001年至2018年期间被诊断为胰腺癌的患者。调查人员发现，女性和男性的胰腺癌发病率都在增加。意料之外的是，55岁以下女性的比率比同龄男性的比率高2.4%，而在老年男性和女性中观察到类似的比率增加。此外，年轻黑人妇女的比率比年轻黑人男子的比率高2.23%。Gaddam说："虽然我们报告说胰腺癌的生存率每年都在提高，但这种提高主要是在男性中。女性的死亡率并没有改善。"调查人员提出的一个可能的解释与肿瘤的类型和位置有关。调查人员发现，胰头腺癌的比率似乎正在增加，这是一种位于胰头的特别具有侵略性和致命的肿瘤类型。虽然Gaddam说未来的研究对研究这些趋势的原因很重要，但他强调在这一点上，增加的幅度很小，他的发现不应该成为恐慌的原因。"数据向我们展示了胰腺癌风险的小幅增加，"他说。"而这种认识可能会使人们重新关注戒烟、减少饮酒、健康饮食、定期锻炼和控制体重的必要性。这些生活方式的改变都有助于降低胰腺癌的风险"。有慢性腹痛的人常常担心他们有胰腺癌，但加达姆说，这通常是另一种疾病的迹象。然而，出现不明原因的体重减轻或黄疸--皮肤和眼白变黄的人更应该寻求医疗关注，因为这些是胰腺癌或其他严重医疗问题的潜在迹象。展望未来，Gaddam的研究将侧重于确定这些趋势的原因，包括研究女性和男性的胰腺肿瘤之间的潜在差异。"这项持续的工作将帮助我们评估新的医疗保健干预措施的有效性，目的是确定和解决患者结果和获得有效治疗方面的差异，"雪松-西奈癌症主任、PHASEONE杰出主席DanTheodorescu博士说。"这是整个雪松-西奈癌症中心持续关注的问题，因为我们为不同的人群提供服务，也可以为公共卫生政策提供信息，使各地的患者受益。"...PC版：https://www.cnbeta.com.tw/articles/soft/1344557.htm手机版：https://m.cnbeta.com.tw/view/1344557.htm